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之德可谓至矣”。“明德”是大舜文化的精髓。在“明德”思想的统领下，大舜倡导礼乐文化和发展物质生产，使人们安居乐业，为推进社会从原始蒙昧走向文明立下了丰功伟绩。

    自远古以来，酒便是祭祀时的必备用品之一。从早期社会的祭祀活动开始，酒与礼就紧密结合，相辅相成。酒的功用充分体现在古人的祭祀活动中，而祭祀中的“礼”，则又与酒水饮食联系在一起。大舜大力弘扬礼乐文化，自然就彰显了酒文化。

大舜所处的时代 

    大舜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氏族联盟时代。这一时代是人类社会从原始蒙昧状态向文明社会时代迈进的一个过渡阶段。大舜是有虞氏政权的领袖，虞舜政权是氏族联盟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权。

    氏族联盟时代始于公元前7800年前后的燧人氏晚期文明时代，讫于公元前2071年大舜的有虞氏政权结束，历时5700余年。公元前2070年，大禹建立夏王朝，氏族联盟时代结束，历史进入奴隶制社会的王族分封时代。

    在氏族联盟时代，中国人类的祖先足迹遍布黄河、长江、黑龙江三大流域。中国古老的大地上，陆续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小部落。这些部落圈地为营，各居一方，彼此各守疆域，互不侵犯。但是，随着氏族的发展和人口的猛增，各部落原有的疆域不够用了，已经难以维持族人的生计。为了生存，一些部落开始入侵相邻部落的领地，胜利者拥有土地，战败者逃亡于他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落为求自保便与相邻的部落结盟，共同对付外敌的入侵。但这种联盟并不牢固，常常为各自的利益而破裂，相互间发生新的战争。他们时而联盟，时而征战，时而定居，时而迁徙。

    在迁徙和征战中，有的氏族走向衰亡，有的氏族逐渐强大。这些强大起来的氏族又与周边的氏族联姻，形成以图腾为标识的更加强大的氏族联盟机构。这些联盟机构又与其他联盟机构结盟，逐步发展成为以“帝”为核心的中央氏族联盟总部。这个氏族联盟总部就是“国家”的前身。继帝尧之后，大舜成为中央氏族联盟总部的“帝”，即舜帝。

    氏族联盟时代的中晚期，人类的物质和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各氏族间的征战和结盟，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打破了那些静止的独立封闭的原始部落文化，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礼和乐的起源 

    我国古代礼俗的形成，实际上从原始“茹毛饮血”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礼乐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端低下，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范围的极端狭隘，由此而决定了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这就使得原始宗教得以产生并成为主宰人们内心世界的唯一的精神力量。原始宗教祭祀中的种种形式和习惯，对于礼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说文》云：“禮（即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行礼之器。”
    据王国维解释：“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这说明最初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舜所处的岁月，正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社会成员在生产、生活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这些行为习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形态和规范，这是礼乐文化的初建。经过夏代和商代的逐步完善，到西周形成了完善的礼乐文化，史称周礼。后来的阶级矛盾激化和战乱，致使“礼崩乐坏”，孔子针对这种形势提出了“克己复礼”。

    《礼记·礼运》对礼的起源和发展作了概括的描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度低下，人们的饮食还没有发达的食器，只是将米或肉放在烧热的石头之上，烤熟后再食用；或者在地上挖一土坑，用手掬捧食物，或者抟土为桴、筑土为鼓，用以盛食敬神，祈求神灵赐福。可见“礼”本源于简陋的饮食条件下原始人敬奉鬼神以祈神佑的祭祀活动。如果再做进一步的考察，便可知道 “礼”本源于与古代饮食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

    “礼（禮）”最早源于古代的饮食器，后来人们以其作为祭器事神。希望以虔诚的态度得到鬼神的庇佑和赐福。而“乐”亦源于古代的饮食生活。“礼（禮）”、“鼓”都是古代的食器，这些食器受到外力的击打，发出声音，就形成了最初的 “乐”。古人以食器发音娱神，所以“礼（禮）”和“鼓”被广泛地用于古代的祭祀活动中。

     班固在《汉书》里说：“舜祀宗庙，用玉斝。”玉斝是一种玉石制成的饮酒器具。这里有三个元素值得注意：一是舜，二是祀宗庙，三是用玉斝。这表明：大舜倡导祭祀的礼仪，礼仪与酒具有关，礼仪与酒有关。宋代朱肱在《北山酒经》里说：“天之命民，作酒惟祀”；“酒之于世，礼天地，事鬼神。”

    最初是盛酒器具的缶，也被人们用来敲击以伴奏歌唱，“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见许慎《说文》）“鼓”、“缶”最初为饮食和饮酒的器具，后被敲击以娱神或自娱，这种习惯被经常化、规范化 ，形成了“乐”的早期内涵。“乐”后来发展为“八阙”，以反映农业社会初民的劳动内容，抒写自己对生产劳动的感受与愉悦，祈求风调雨顺，协调天人关系为主要内容。后来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礼记》里有《乐记》篇，此外还有《乐论》，可见“乐”在中国古文化中的重要性。

    在进入人类文明社会后，这种由饮食中产生的礼乐精神更加系统和完整，成为整个社会伦理观念和美学思想赖于构建的基础。“礼”从原始人以食器奉物事神的宗教祭祀开始，逐渐形成体现当时统治阶级的尊严与地位、包括各种典章制度、伦理规范及婚、丧、冠、祭等礼仪程式的载体。而“乐”则从原始人敲击食器发出的声音发展为包括音乐、歌唱、舞蹈等诸多内涵的象征性内容。

    “乐”是“礼”的辅助手段，与“礼”配合使用。它使人与人之间从感情上和谐融洽，异中求同，缓和矛盾。其作用的特点在于潜移默化，在对人们性情的陶冶中达到移风易俗，敦厚教化，以利于礼的贯彻执行。

大舜倡礼及其意义 

    大舜执政时创设礼仪，定规立距：宾四门，设五教，立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

    具体地说：

    宾四门规定了接待四方诸侯的礼仪。

    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礼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史记正义》的注释说：“以吉礼事国之鬼神，以凶礼哭国之哀伤，以宾礼迎国之邻邦，以军礼敬友国之军队，以嘉礼亲国之万民。”

    五玉是祭祀时所用的五种玉石，即璜、璧、璋、珪、琮。汉代班固在《白虎通·文质》中解释：“五玉者各何施？盖以为璜以徵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信质，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祭祀时配以五方之色，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三帛是衬在玉石下面的丝织物，汉代经学家郑玄解释说：“帛，所以荐玉也。必三者，高阳氏后用赤缯，高辛氏后用黑缯，其馀诸侯皆用白缯。”

    二生一死贽，“二生” 是两只活的羔羊，“一死”是一只被射杀的大雁或一只被射杀的野鸡，“贽”为见面礼。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相见时所持的见面礼有所区别。孔传解释为：“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按：孔传为北宋末至南宋初年人，系孔子的第四十七代孙，精通易学。）

    此外还因人而异定制不同的服饰。大舜不仅创制了这些规矩，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施，教导人们行之有规，礼之有度。笔者认为，大舜所创设的礼仪可以称之为“舜礼”。

    礼仪不仅是形式上的文化象征，从深层次来说，它具有社会控制的职能。礼仪通过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以维持尊卑、长幼、亲疏等社会差异，进而维持由这些差异所确立的社会秩序。礼仪文化具有集政治性、道德性、宗法性和民族性于一身的特点，它渗透社会生活并驾驭社会生活，是社会权利和社会政治秩序的鲜明体现。

    “舜礼”的创立和实施，在当时，即我国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起到了告别蛮荒，提倡文明的作用，对我中华社会的发展前进和重礼仪、守信用的民族性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音乐家大舜创作韶乐 

    大舜出生在一个音乐修养很高的家庭。大舜的父亲瞽叟（有弦）是一个盲人音乐家，甚至可以说是盲人乐师的祖师。有弦曾经发明了五弦的琴和十五弦的瑟。舜的音乐知识及乐器制作技术无疑受其父亲的影响很大。他少年时代在父亲的身边，从小热爱音乐，加之天资聪颖，很快就掌握了几种乐器的演奏技艺。到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造诣很深的演奏家、作曲家和乐器发明家了。他不仅把父亲发明的十五弦瑟改成了二十三弦瑟，并发明了吹奏乐器——十管排箫（《世本·作篇》）。他还亲自创作了著名的琴曲《思亲操》和《南风歌》。

    在《书经》中曾明确记载了舜对音乐的论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水，律和声，八音克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这应当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

    韶乐，又称九韶、九招、九歌、大韶、箫韶，史称“舜乐”。韶乐起源于5000多年前，为上古舜帝之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艺术。

    在《竹书纪年》中载：有虞氏“作大韶之乐，即帝位”；“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莞、未罢，而天下大雷雨。”《礼记·乐记》郑玄注云：“《韶》舜乐名，言能继尧之德。”《汉书·礼乐志》：“舜作《韶》”。在《通典》卷一中载“舜作大韶”；关于《九韶》的作者史书中的记载不尽相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韶乐》虽名为《舜乐》但并不一定就是舜亲自创作。《吕氏春秋·古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秦汉以来，“舜作韶乐”的说法盛行，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音乐界和古代音乐史研究的专家也多沿从此说。由郑玄注疏可知，大舜作《韶乐》主要是用以歌颂帝尧的圣德，赞美当时的社会生活。

    韶乐是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交响乐，演奏时应当是运用编钟、磬、陶埙、笛、箫、排箫、古琴、钟、瑟、木鱼、鼓、石、莞等这些古典乐器，伴以乐舞，具有娱乐功能和教化功能，高潮时“百兽率舞”“百鸟齐鸣”气氛热烈。

    大舜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乐》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周武王定天下，封赏功臣，姜太公以首功封营丘建齐国，《韶乐》传入齐。《韶》入齐后，适应齐地民情民风习惯，吸收当地艺术营养，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有所丰富、演变，从而更增强了表现力，更贴近了东夷传统乐舞，展现了新的风貌。故而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入齐，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韶》后，由衷赞叹曰：“不图为乐至于斯！”“学之，三月不知肉味。”留下了一段佳话（见《史记·孔子世家·述而》）。

    秦、汉均曾把《韶》定为庙乐，使《韶》在国乐中的位置达到了极致。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命《文始》复称《大韶》，以为庙乐。至南朝梁武帝，自定郊庙乐，以《大韶》名《大观》。可知此时《韶》乐虽数变其内容而易其名，但仍居于帝王用乐之列。然而经唐历宋，便再不见《韶》乐被使用或表演的记载，惜于近代为历史所湮没。

    韶乐是中国宫廷音乐中等级最高、运用最久的雅乐，由它所产生的思想道德典范和文化艺术形式，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文明，韶乐因而被誉为“中华第一乐章”。

    据《湘乡县志》载“相传舜南巡时为将中原文化传入苗地，当他来到汉苗交界的一座山时，忽听鼓角齐鸣，手执弓矛的苗民土著将其团团围住，达三天三夜，形势危急。舜帝于是命人奏起了韶乐，虎视眈眈的苗民在妙不可言的乐曲声中纷纷丢下武器，伴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来。一场干戈化为玉帛，从此，这座演奏过韶乐的山得名韶山。”大舜以道德和高尚的音乐艺术去感化、教化三苗民族“弃恶从善”，使三苗心悦诚服。大舜宽宥有度，治理有方，使社会秩序走向安定，将音乐的功能运用、发挥到了极致。

“舜陶”和“舜酒”

    根据《史记》记载，舜无疑是一位制陶专家。他在制陶方面肯定有独特的创造，并对黑陶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否则就不会在他制陶的河滨出现一年成村、二年成镇、三年成市的奇迹。这说明当时人们都慕名前往舜制陶的地方学习先进的制陶技术，因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制陶行业，促进了发达的陶器贸易。在诸城的皇华镇呈子、枳沟镇前寨以及九台、凉台、都吉台、老梧村等龙山文化遗址中均有精美的黑陶出土。蛋壳黑陶高柄酒杯是东夷龙山文化的杰出代表作。精美的黑陶被称之为“舜陶”。

    在我国远古时代，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和美好的东西，酒的使用，更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活动中，酒作为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战争决定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死存亡，出征的勇士，在出发之前，更要用酒来激励斗志。酒与国家大事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在中国古代，巫师利用所谓的“超自然力量”，进行各种活动，都要用酒。巫和医在远古时代是没有区别的，酒作为药品，是巫医的常备药之一。

    随着酿酒业的普遍兴起，酒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饮品，酒事活动也随之形成较为系统的酒事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的程式化逐渐纳入礼乐的范畴。

    大舜善饮，千钟不醉。大舜是否酿过酒呢？在诸城，关于大舜的民间传说多得“笸箩里满，箢子里淌”，此言出自家住诸冯附近的苑凤廷先生。苑凤廷是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为诸城最早从事大舜传说收集整理的人士之一，搜集整理大舜传说已有20余年。他有一篇《舜王家酒的传说》，其中说到大舜曾在故里家中酿酒，因为使用潍河之水作“酒引子”，因而他酿造的酒特别香醇。后来大舜继大尧当了帝王，勤勤恳恳忙于政务，第三年闻知父亲瞽叟病故，奔丧回诸冯。大将军鲧请求跟随舜王沿途护送，大舜应允。其实大舜内心知道：大将军鲧原先饮过他酿的酒，想以护送为名，到故里诸冯再品美酒。上古时代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史书，一些往昔的事情，只能靠口口相授，代代相传。所以，在没有找到更为确凿的记载时，我们可以把民间传说作为一种参考资料。

    潍水流域上古时代，缘起于山东东南部的诸城、莒县及其周边一带的帝舜太昊一族用谷物酿造的酒，是大舜所钟情的酒，可以称为“舜酒”。

    潍坊市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胡一平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要解读酒文化的历史，就必须沿着历史长河向上追溯，将记载的史料、人们的传说和考古的发现收集起来，进行有序的重新组合，通过逻辑上的推理与理论上的分析，一层一层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显示出一个清晰真切的轮廓来。”笔者与胡先生不谋而合，正是运用了同样的方法研究这个课题，探求上古酒文化的历史，得出了大舜应是中国古代酿酒先师的结论。

    “舜礼”、“舜乐”、“舜陶”和“舜酒”恰如四大厚重基石，支撑起一座巍峨丰碑。这座丰碑，标识着大舜在开拓我国古代礼乐文化和酒文化方面的卓越功绩，彪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