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奥运梦 连载（二）

机遇与挑战

1999年底，河北省体育局摔跤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成立。 根据国家体委更名国家体育总局的模式，各省体育局开始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河北省体育局把两个基地作为改革试点，一个是位于天津体育学院内的“河北省体工大队天津训练基地”，更名为“河北省体育局摔跤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另外一个是位于秦皇岛市的“河北省体委航海运动学校”，更名为“河北省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河北省体工大队天津训练基地（原名河北省体委留守处），上世纪六十年代建于天津体育学院内。当时天津市是河北省省会，为参加全国第二届全运会，改善运动员的训练和住宿条件。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和天津市委书记兼河北省体委主任李耕涛决定，将河北省体工队（原来叫体训班）由天津市河北区体育场迁往体育学院。那时候没有“发改委”，也没有“住建局”。领导一句话，给了一点经费就开始建设。坐落于体育学院内东南角的田径场就是体工队教练、运动员 自己拉土填坑建起来的。

后来天津成为直辖市，河北省会搬往石家庄。搬迁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体育部门属于军事管制单位。所以搬迁工作河北省没管，天津市也没管。文革结束后部队撤走，留下的房屋没有任何手续，仍然由河北省体委部分留守人员使用。当时的河北省体委给留守天津体院的人交代:“你们看好房子，照顾好老干部”。所以当时单位的名称叫“河北省体委天津留守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天津市房屋普查，由于历史原因，天津体院内的河北建筑缺少审批材料，没能得到天津市房管局的确权。后来河北省、天津市两家经过多次协商未果。最后天津市给了一个结论：“允许河北省体工大队使用，直到有能力迁出为止”。

时间进入到八十年代。随着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运动项目不断增加，运动员队伍不断扩大，石家庄省体工大队院内的训练场馆远远不能满足项目发展的要求，领导开始把目光转回天津体院的几个场馆和宿舍。一些队伍在这筹建，开始的时候有羽毛球，后来成立了女子柔道、中国式摔跤、拳击和自由式摔跤。

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结束。河北省将古典式摔跤和自由式摔跤两队合并，实行总教练负责制由我担任总教练。当时我正在北京市四块玉训练基地国家古典式摔跤队执教。省体工大队领导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带领河北省古典式摔跤队由石家庄到天津基地和自由式合并”。当时我的意见很明确:“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想去天津，因为爱人工作，孩子上学都在石家庄，如果说组织决定我服从。

这样我带领河北省古典式摔跤队全队人马，1994年阴历正月初六（那时候春节放假到初五）从石家庄体工大队搬迁天津。离开工作和生活二十年的河北省体工大队，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另一段人生经历。

河北省摔拳跆拳中心前身是河北省体工大队天津训练基地，一个隶属于河北省体工大队的科级单位。（成立中心后升为处级）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结束后我兼任河北省体工大队天津基地代理主任直到1999年成立中心。当时由于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只有我一个人，担任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面对新的环境，新的任务，看似熟悉，实际并不了解真实情况，颤颤兢兢的挑起这份重担。

河北省摔拳跆中心管理三个项目。摔跤（古典式和自由式）拳击和刚刚成立的跆拳道。面对2001年的第九届全运会和诸多的遗留问题，我边干边学，开始尝试行政管理工作。摔拳跆中心共有编制204人，其中管理干部36人（含教练）当时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省体工队搬迁石家庄时留下的天津籍留守人员。

客观公正的讲，在我国房产改革中对这些留守人员确实存在不公平现象。这些人大都是原来专业队的尖子运动员，比如举重、体操、篮球、游泳队的老队员，很多人为河北省甚至国家的竞技体育做出贡献。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跟随体工大队搬迁到石家庄而留在天津基地工作。

我国的房产改革前职工住房大都是单位分房。跟随体工大队到石家庄的职工最少能分到一套住房，甚至有的分到两套。而留在天津基地的人员一套也没有，理由是“不到石家庄就不能分房”。在房产改革开始的时候这些人由于不在河北省的范围内工作（因为地址在天津市，单位名称叫河北省体工大队天津训练基地），不能享受河北房改政策。而工作虽然在天津，但不属于天津管理，所以也不能享受天津市的房改政策。解放前天津市有个地方叫“三不管”，最后这些人即没有得到单位分房也没能享受房改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不管”。

最棘手的问题是职工子女的上学。来到天津摔拳跆中心工作的教练员（包括我自己）由于不是天津户口，孩子不能在天津上学。只能自己托关系找学校借读。但是高考成为难题，不是天津户口不能在天津高考，而河北的考试和天津的又不一样。特别是河北的高考分数线比天津高出一百多分，在天津借读参加河北省高考结果可想而知。各种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成立中心后逐渐显露出来后来成为焦点。这些影响干部、职工、教练员切身利益的事直接给中心的工作造成许多困难。

中心正式成立时已经是1999年底，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在广州召开仅仅还有两年时间。对于备战全运会我还是有一点经验的。当时的省体育局长多次对我说：“你们中心要想办法在全运会上拿冠军”，领导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面对三只队伍的状况，不要说全运会就是全国冠军当时一个也没有拿过，想拿全运会冠军堪比登天。

局长第一次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在意。第二次，第三次的重复要求引起我的重视。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全运会成绩对于刚刚成立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体制是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