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施宿《嘉泰会稽志》谈

文献征集与图书收藏

杨士安

    《嘉泰会稽志》是著名南宋地方志。施宿（1164—1222）等撰，诗人陆游（1125—1210）父子曾参预修订，陆游并为之序。20卷，嘉泰元年（1201）成书。全书共分117个细目。是《志》以类相从：叙述简赅。文中所记叙的求遗书、藏书等目，皆他志所不详，而此志搜采辑比，条理井然。后张淏（1216年前后在世）又有《宝庆会稽续志》。将“求遗书、藏书”等条目写入志中，应是《嘉泰会稽志》的特色之一。其实也说明了当时对“文献征集与图书收藏”已引起了足够重视，在认识上已提高到了重要位置。

    一、金简玉字，禹穴藏书

    关于“藏书”的最早传说，无疑应推“禹穴藏书”的神话。故事出于《吴越春秋》：“（禹）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黄帝中经历》，……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版80页）。《嘉泰会稽志》中，多处记述了与“禹穴藏书”有关的事迹。如：“宛委山，即禹穴，号阳明洞天。案《旧经》引《吴越春秋》：‘东南天柱号宛委，乃禹藏书处，在会稽山南三里’。则‘宛委’别一山也”（《绍兴县志资料·嘉泰会稽志》144页下[1]）。“宛委山，在（会稽）县东南一十五里。《旧经》云：‘山上有石篑，壁立干云，升者累梯而至’。《十道志》：‘石匮山，一名宛委，一名玉笥。有悬崖之险，亦名天柱山。昔禹治水，歌功未成，乃斋于此，得金简玉字，因知山河体势’。《水经》云：‘玉笥、竹林、云门、天柱精舍，并疏山为基，筑林栽宇，割涧延流，尽泉石之好’。《太平御览》云：‘会稽石匮山，上有金简玉字之书。夏禹发之，得百川之理。山下有栖神馆，唐改为怀仙馆，今为龙瑞宫，《道书》云‘阳明洞天’，一云‘极玄太玄之天’。山巅有飞来石，其下葛仙翁（葛洪，284—363）丹井。山南叶天师（叶静能）龙见坛”（145页上）。“石匮山，在（会稽）县东南一十五里。《旧经》云：‘山形如匮，禹治水毕，藏书于此’”（151页）。“石匮山，在（余姚县）县东六十里。传云禹藏书于此，山有大石礧磈，其形如匮。会稽县宛委山，一名石匮，山阴县西亦有石匮山。今并存之”（159页下）。“会稽县‘阳明洞天’，在宛委山龙瑞宫。《旧经》云：‘三十六洞天之十一洞也。一名极玄太元之天’。唐观察使元稹（779—831）以春分日投金简于此。诗云：‘偶因投秘简，聊得泛平湖；穴为探符坼，潭因失箭刳’。白乐天（白居易，772—846）和云：‘去为投金简，来因挈玉壶’。洞外飞来石，下为禹穴，传云禹藏书处。一云，禹得玉匮金书于此。《史记》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6）探禹穴注云：‘禹巡狩至会稽，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水经》云：‘山东有硎，深不见底，东游者多探其穴’。今无所考”（193页下）。

    上文实际上是记载了两件事：一是“治水”之前，一是“治水”之后。大禹“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得通水之理”后，治水才得以成功，而大禹也没有忘记图书在社会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因此“禹治水毕，（亦）藏书于此”，即将自己的治水经验著成书籍、藏之“禹穴”，他也希望后人也能从书籍之中获得生产斗争如“治水”等方面的知识，而大禹的这种希望，其实也正是原始萌芽状态的“知识共享”愿望。正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神话故事，所以在记载上有说藏书处在会稽的，有说在山阴的，有说在余姚的，有说在其他地方的，“今并存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不必辨其真伪。在诸暨，当然也同样流传着大禹藏书于石匮的故事。不妨也顺便记略如下：

    匮者，与“篑”“櫃”通，为藏物器具，即今之“箱”或“柜”也。《书·金滕》云：“纳册于金滕之匮中”。孙星衍（1753—1818）疏：“匮者，王逸（东汉文学家）注《楚辞》云：‘匣也’”。石篑（石匮），即石柜或石箱也。诸暨有地名“箱子石”和“兰台里”，相传亦与大禹藏书有关。《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载：“丁家坞水，源出丁家坞山北麓，西北流绕箱子石……又西北流出朝阳桥，又西流环兰台里，居民皆赵姓，人文秀出，甲于县东，分上下赵，聚族数百家。村口有兰台古社，邑举人冯至撰碑记。……（象鼻山）山麓即兰台里”（卷9第2页）。“箱子石”者，即“石匮（石柜）”也。今“走马岗”山上有巨石，状若“箱子”之堆叠，俗谓“禹书之遗”。“兰台”者，“图书馆”也。即古代宫内藏书之所，以御史中丞掌之，后世因称御史台为“兰台”。东汉时班固（32—92）亦曾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故后世或称史官为兰台。又唐中宗（李显，656—710）曾改“秘书省”为兰台。兰台所典藏者，包括皇帝诏令、臣僚章奏、国家重要率律令、地图及郡县计簿等重要书画典籍和文件档案，因此对后世颇具影响。相传今赵家镇地，古时曾有人担任过“图书馆长（兰台令史）”，因取其名为“兰台里”也。 

    二、求书天下，藏富册府

    《嘉泰会稽志》中所记的《求遗书》一目，用现在的话来说，其实是朝廷征集地方文献的事。“遗书”者，即前人之遗著，如王夫之（王船山，1619—1692）《船山遗书》。亦可指前人所藏之书，或已散失于民间之书。《汉书·艺文志》云“使谒者陈龙求遗书于天下”者，即指此也。兹录原文如下：“本朝《崇文总目》为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嘉祐中，从左正言、秘阁校理吴(及之)，请下诏购遗书，每一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自是，献书者甚众。及高丽来朝，亦数献书。至宣和中，册府所藏，充仞栋宇，而禁中藏书尤盛。设官校勘，谓之御前书籍更变，故丧亡略尽。至高宗巡幸，至吴中，虽祖宗谥号亦亡之，但称庙号。建炎三年（1129），因考求字训，而有司言止有《广韵》俟求访，得《集韵》乃可尽见，其散亡乃至于是。绍兴十三年（1143），始建秘书省于临安天井巷之东，仍诏求遗书于天下，首命绍兴府录朝请大夫直秘阁陆宰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时置局于班春亭，命新信州教授虞（仲珤）、新江东安抚司准备差遣陆（淞）等数人校勘，书手百余人，再阅岁乃毕。今‘四库’所藏，多其本也。先是有布衣诸葛（行仁），亦会稽人，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赏以官，实绍兴五年（1135）六月也。陆氏书几倍之，时秦（桧）当国，以其尝为李（光）所荐，故不复议褒录”（306下）。

    《志》中记述了宋嘉祐中，朝廷曾下诏向民间有偿求购遗书，“每一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自是之后，“献书者甚众”。征集工作甚至扩展到高丽等国外，“高丽来朝，亦数献书”也。至宣和中，“国家图书馆”（册府，帝王藏书之所）所藏，已经“充仞栋宇，而禁中藏书尤盛”。并专门“设官校勘”。建炎三年（1129），“因考求字训”，在原来只有《广韵》的基础上，又求访得《集韵》。绍兴十三年（1143），设“秘书省”于临安，并继续“诏求遗书于天下”。其时，身为绍兴府录朝请大夫、直秘阁的陆宰（1088—1148，字符钧，山阴人。陆轸孙，陆佃子，陆游父）家，曾向朝廷捐送所藏书“凡万三千卷有奇，时置局于‘班春亭’，命新信州教授虞仲珤、新江东安抚司准备差遣陆淞等数人校勘，书手百余人，再阅岁乃毕”。时“四库”所藏，多陆宰家藏本也。绍兴五年（1135），又有布衣诸葛行仁，亦会稽人，向朝廷“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赏以官”。虽然“陆氏书几倍之”，但由于“时秦桧当国，以其尝为李光（1078—1159，资政殿学士）[2]所荐”，居然“不复议褒录”（306下）。据《宝庆会稽续志》载：“李光，字泰发。上虞人。入太学，登崇宁五年（1106）进士第。……性嗜书，至老不厌，藏书万卷，悉置左右，翻阅䌷绎，周而复始，每得异书，手自校勘，竟其编乃止。多识典故及前辈出处，中朝旧事，历历能道本末，有如目睹”（431页上）。

    三、越中藏书，蔚然成群

    关于“藏书”。《志》中是这样记载的：“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石公弼，1061—1115)、进士诸葛氏。中兴秘府始建，尝于陆氏就传其书，而诸葛氏在绍兴，初颇有献焉。可以知其所蓄之富矣（二事见《求遗书》门，尚书则石公公弼也）。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诸葛氏以其书入四明，子孙犹能保之，而石氏当尚书亡恙时，书无一不有，又尝纂集前古器为图记，亦无一不具。其后颇弗克守，而从子大理正（邦圻），尽以金求得之，于是为博古堂博古之所有众矣。其冥搜远取，抑终身不厌者，后复散出，而诸孙提辖文思院（继曾）稍加访寻，间亦获焉。三家图籍，其二氏尝更废迁，而至今最盛者，惟陆氏。初，荆国王文公，临川人，其从诸孙实来暨阳，今为直宝文阁（厚之），平生澹泊无他好，独好聚金石刻，甚于嗜欲，又特精鉴，故所得尤多。自三代彝鼎款识、秦汉以降碑篆铭碣、悬崖断壁，题字纪绩，收刓补缺，整缉漶灭，皆大备于所著《复斋金石录》。家世有右军（王羲之，303—361）茧纸《建安帖》，尤所宝惜，常以自随。其他汗牛充栋矣。迨至晚年，遂谓无可欲者，盖爱之专，有之又丰，世共知之，当是为一家云”（307页上）。

    《志》中载及的“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说明其时绍兴藏书家已蔚然成群，上述所言，仅指较为著名的、有代表性的山阴陆氏家族（陆佃、陆宰、陆游、陆子遹）、新昌石氏家族（石待旦、石景衍、石公弼、石邦哲）及会稽诸葛家族（诸葛行仁、诸葛行敏、诸葛千能、诸葛十朋）而言。另外还有上虞的李光（1078—1159）、会稽的莫子纯（1159—1215）、诸暨的姚宽（1105—1162，原籍嵊县）等，都是当时藏书极富的家族。陆游“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而“诸葛氏以其书入四明，子孙犹能保之”，一度曾可谓“书无一不有，图记亦无一不具”，但“其后颇弗克守，……冥搜远取，……后复散出”。《志》中同时提及的还有诸暨直宝文阁致仕的王厚之。王厚之（1131—1204），“平生澹泊无他好，独好聚金石刻，甚于嗜欲，又特精鉴，故所得尤多”。清《康熙诸暨县志》称其“所积书籍甲于海内”。自三代彝鼎款识、秦汉以降碑篆铭碣，题字纪绩，皆大备于所著《复斋金石录》一书。家世有右军（王羲之，303—361）茧纸《建安帖》，尤所宝惜，常以自随。其他汗牛充栋矣。《嘉泰会稽志》认为，他的藏书“世共知之，当是为一家”（307页上）。

    《志》中亦记述了一些权贵仗势欺人、威迫利诱而“欲取其所藏书”的事例。如卷19《杂记》载：“王性之读书，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才三四行，性之已尽一纸。……既卒，秦熺（1117—1161）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之，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353页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也有这样的记载。尽管秦桧之子秦熺“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并指使“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但性之的长子王仲信，“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对于郡将的“祸福诱胁”，皆不听，最终秦熺亦无可奈何，“不能夺而止”也，而王家终于守住了藏书。故事生动而感人，且歌颂了当时学者的崇高精神气质。

    四、读书有道，贵具特识

    陆游在嘉泰元年（1201）为是志所作《序》中认为，读书“贵具特识”。他说：“夫读书与藏书异，每竟一编，贵具特识。昔李越缦（李慈铭，1830—1894）先生究心乡邦掌故，于是志一再研索，尝谓志中有《氏族考》，关系乡里文献甚巨”。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在阅读一部书或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特识”就是“独立见解”的意思。清郑燮（郑板桥，1693—1765）亦具同样观点，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一文中曾说：“读书要有特识；依样葫芦，无有是处。而特识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乱窜，无有是处。总之，竖儒[3]之言，必不可听；学者自出眼孔[4]，自竖脊梁[5]，读书可尔”。陆游《序》中所载，李越缦先生在究心乡邦掌故的过程中，坚持“一再研索”，终于得出“《氏族考》，关系乡里文献甚巨”的想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至情至理”的“究心”“研索”，才有可能提得出“自出眼孔，自竖脊梁”的独特观点。

                            201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