媲美诸葛亮的军事天才陶侃（4）

纵观

公元330年，后将军郭默擅自杀害江州刺史刘胤，执政的丞相王导已经衰老无锐气，以郭默骁勇难制为由，反而想任命他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后神色严厉地说:"刘胤被朝廷重用，虽然所任非才，但为何胡乱遭到极刑。郭默恃仗骁勇，行事贪婪横暴，因国家大难刚刚平定，朝廷法令纲纪宽松简略，想乘机肆行无忌罢了!"随即准备率兵征讨郭默。

陶侃派使者上表陈述郭默罪状，并写信给王导说:"郭默杀死刺史就任用他为刺史，如果他害宰相是不是就要任他为宰相呢?"王导这才给陶侃回信说:"郭默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有舰船为其所用，所以暂时包涵忍耐，朝廷得以秘密戒备，等足下大军到达，风驰赴敌。这难道不是暂且顺从，等待时机再定大事的策略吗!"

陶侃接信后起兵抵达江州，郭默出战不利，进城固守，用米堆成垒堡，显示自己粮食有余。陶侃修筑土山与他对垒。不久，庾亮等各路平叛军队到达湓口。郭默的部将宋侯捆绑郭默父子出城投降。陶侃将郭默斩首，首级传至建康。

郭默曾多次与后赵石勒交战，石勒的部下都很怕他，听说陶侃兵不血刃就擒拿郭默，更加敬畏陶侃。苏峻的部将冯铁是杀害陶侃儿子的正凶，后来投奔石勒，石勒让他担任边将。因敬畏陶侃，石勒就杀了冯铁。

陶侃驻守在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邾城驻兵镇守。陶侃都不作回答。但众人还一再提起此事，陶侃就在率将佐过江围猎时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陶侃逝世后，接任荆州刺史的庾亮派毛宝率精兵万人驻守邾城，招致后赵派兵大军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毛宝等守将投江身亡，损失惨重。

陶侃晚年经营巴东，西伐樊城，攻下新野，收复襄阳。为此朝廷拜陶侃为大将军，赐予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殊荣，被陶侃上表坚决辞让。 陶侃晚年时深感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不再参与朝政，多次提出告老还乡，但被部下苦苦劝留。

公元334年，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派左长史殷羡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等，都有簿录统计，封存仓库，由陶侃亲自上锁。陶侃将后事托付给右司马王愆期，加职都护，命他统领文武官吏等候朝廷接管。

十二日，陶侃到渡口乘船离开武昌，准备返回长沙，回头对王愆期说:"老夫现在还乡，已经蹒跚难行，都怪你们以前阻拦。"次日，陶侃于途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根据他的遗嘱，众人把他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他的旧部又在武昌城西为他刻石立碑、作画像。成帝下诏追赠陶侃为大司马，赐谥号"桓"，以太牢礼祭祀。

观陶侃阅历，活脱脱一个诸葛亮再生。他足智多谋，命士兵假扮商船旅贾，破获江上劫道蛮匪；他料敌先机，急行军埋伏武昌附近大败杜弢:他观察入微，善于分析推理，看出杜弘“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是诈降，将计就计消灭之；他熟识山川地理，不同意派兵驻守孤悬江北易攻难守的邾城；他善于利用有利形势攻心而屈人之兵，一纸布告吓退交州叛将温劭、兵不血刃擒拿郭默、阵前说服王贡倒戈等，都是他攻心之杰作；他深谙围魏救赵之策，用乎神妙，不救大业专攻石头城，令苏峻援其必援疲于奔命而败亡。诸葛亮百胜而失街亭，只得演一出空城计，陶侃亦百胜而败于江陵，只得跳上小船逃生。所以有史者把他比作诸葛亮，可谓惟妙惟肖。

但陶侃又有高于诸葛亮之处。诸葛亮治蜀，主要靠执法严峻，提高法律的威严性，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没有多大建树。但陶侃治理湖北湖南，就大力鼓励从事农桑，惩罚毁坏庄稼行为；他的军队，和平时期就鼓励屯田，开荒种地；他开放市场和少数民族通商，获利颇丰；他秋收季节平价收购储存粮食，避免谷贱伤农，到青黄不接时开仓平价卖粮给贫户，并为他们解决种子农具问题。他的这些做法，与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不谋而合。王安石学究天人，熟读晋书，想必是借鉴了陶侃的美政。史有记载，陶侃治下的荆襄大地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朝廷调他到哪里做官，那里的百姓听说后奔走相告，举额相庆。做官做到这份上，自古到今普天下能有几人？

陶侃告老还乡时，他的家族很有钱，据说"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这里的家僮，应该包括佃户，而这个天府，不应当指四川省—他不可能富到那个程度。但即使泛指一般的神仙府邸，他家的珍奇宝货也极为可观了。钱财多寡确是个问题，但关键还在于钱财的来路正不正。陶侃为官四五十年，为大官二十多年，丰厚俸禄外，皇帝常有赏赐，外加四千户食邑的赋税，他的进账可谓巨大。但他生性简朴，进多出少，自然盈余就多。何况他子侄颇多，后期也大多高官厚禄，就更加家大业大。如果家族中再有人长袖善舞会做生意，聚集大量财富也不算意外。史书上并未记载他和他的子侄辈有以权谋利的劣迹，可以认为他的家产基本算是取之有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