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论角度谈防疫

纵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系统论开始在我国流行。

系统是个原始概念，可以无所不包。大到宇宙，小到细菌单细胞生物，甚至家务琐事，都可看做一个系统。

系统论是研究大型甚至超大型人工系统设计制作的一般理论。它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它规定的步骤去做，能少走弯路降低成本完成大型系统的设计制作。

系统论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 要明确界定系统的总体目标和功能。

二 在空间上把一个大系统划分成若干层次的分系统，再把这些分系统分成若干个易于解决的子系统。并为这些分系统子系统界定目标和功能。所有分系统子系统的功能必须服务于系统总目标的实现。系统论追求的是系统总目标的实现和优化，而不是某个子系统的最优。

三 在时间上必须分阶段实施整个系统的设计制作。比如说先必须做好系统内外环境调查，才可以开展系统设计，只有在系统设计通过论证后才能开始逐个制作和测试子系统等等。

四 同时系统的内外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在设计制作各阶段，必须不断将测试中发现的缺陷和因环境动态变化而产生的新问题反馈给前一步骤，不断改进整个系统的设计制作。

五 必须全程采用规范化标准化的的设计制作。

一个国家的抗疫系统当然是一个超大型系统。但它又是两个更大系统的分系统。一个是本国的社会经济系统，一个是整个世界的抗疫系统。国家抗疫系统的目标必须服从于本国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系统总目标。同时，设计制定本国抗疫系统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世界抗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受到这些因素的严厉制约。

因此，在指定我国抗疫系统的目标时，首先必须服从我国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大目标，不宜提出“不惜一切代价”类的宏大清零目标。

对策论和优化理论告诉我们，过高的目标会呈几何级数地增加系统设计制作成本和运行成本。比如说在质量管理系统中，最佳目标当然是零误差，但实际上误差达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就很不错了，再要提高必须完全更新工艺设备、检测设备和重新培训操作人员。这个成本就不是系统本身可以接受的了。因此，我们不能强求理想化的最优目标，只能现实地接受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满意目标。

其次，既然我们是处于整个人类的抗疫大系统中，在设计我国的抗疫系统时，就必须考虑到整个国际环境的现实状态，包括各国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生活习俗、贫富差异、科技发展等。这些客观实际，确定了世界各国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抗疫策略和步调，也确定了世界各国的抗疫过程和成果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比如说，一些采用封堵策略的国家，前期抗疫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采用自然免疫策略的国家疫情不乐观，也无法全盘“照抄”封堵策略，说句笑话，多数发达国家居民区和大学没有围墙，你叫它如何按小区来封堵？连夜造墙吗？这要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的。

因此，这些国家抗疫初期的效果肯定比严厉封堵要差些，只能在本国医疗系统面临崩溃时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但到一定的时机，他们国内的感染人数超过一定比例后，极大多数国民体内有了对病毒的识别抵抗功能，他们的抗疫又走到了封堵类国家的前面，人民的生活提前正常化了。这时候，封堵国家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自己的国民走不出去，那些自然免疫国家的国民又不敢让其自由进出本国，怕封堵失效。这一前景，记得抗疫第一年中科院的王辰院士就担忧过。

所以说，制定我国抗疫系统的目标和功能，只能科学地权衡不同阶段的病毒特性、国内外实际情况做出界定，切记不能加入要显示意识形态优越的内容，也不要不切实际的要求他国”照抄”我国作业。否则，只会陷入僵死不变、不能与时俱进的教条，付出沉重的额外代价，影响整个国家系统总目标的实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