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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孤,必有邻——那些自由执业的医生们

(2013-09-09 13:58:02)

解放特稿《医生们的聚餐》解放日报2013-9-8记者:王潇

http://www.jfdaily.com/jfimg/2013-37/6124830.jpg
从左至右为阎春林,张强,宋冬雷。 王潇 
    晚8点,大沽路一间咖啡馆,两盘土豆泥快空了。阎春林、张强和宋冬雷,三位离开公立医院的医生坐在角落里已经谈了两个小时。阎春林44岁,原华山医院皮肤科副主任,被同行评价为“医术精湛”,在皮肤科圈内很有名气。宋冬雷47岁,原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第七治疗小组组长,尤其擅长脑血管病微创治疗,当年赵本山在华山医院治疗的主治医生。张强47岁,原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去年年底从公立医院辞职,在微博上引起较大反响。他们三位,不同时期出走。一位出来5年,一位8月余,一位刚半年。现在,一位做外资医疗诊所的专科医生;一位忙着搭建团队;一位忙着构建理想的医院……这样的聚餐,与不同的人,在体制外执业的医生中颇为常见。“我们是少数派,必须要经常交流。”阎春林说。这些少数派,在走一些申请流程时,连审批部门也不知要按几号文来办。他们共同头脑风暴,彼此分享感悟和经验,也彼此安慰……
华灯下的聚餐
    三人约了6点见面,一落座、放下包,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吃什么?我去点。”“随便。”阎春林与宋冬雷虽是同院,同一年入选上海市医苑新星,彼此知晓对方,却很少深入交谈。两人倒是通过微博和聚会先认识了张强。阎春林提到,有位眼科同事,诊所已经开业了。在永嘉路附近,200多平方米,月租金10万元,前期有投资方赞助。张强眼睛一亮,说:“我一直有个想法,聚集几位最好的专家,租一层地段好的写字楼,一起开诊所如何?我们要做水准最高的诊所。”“你们要做诊所,是不是你们还对现有的平台不满意?”宋冬雷发问。对阎春林和张强来说,现有的业务都做得红红火火,该是满意才对。“我们一直在讨论医生自由执业,其实现在还是缺平台的问题。”阎春林说。阎春林也想建设团队。但目前所在的医院是与医生直接签约,“是一种扁平化的管理”。若专科医生需要团队的架构,那么这些团队的成员到底和谁签约?他们有的或许是护士、或许是秘书,但若和医生签约,医生不是法人,也不能雇佣…… 对张强来说,还有手术平台的问题。目前张强在沃德医疗中心是以当日手术的模式做静脉曲张手术,病人不需住院。但对于其它需住院手术的病人,他则缺少治疗的平台。“与我合作的医院提供手术室,我提供团队,负责治疗、随访。”“将来平台是缺的!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医生专家,但是他们没有手术室,没有CT、磁共振、DSA、麻醉师,这就是你建医院的优势了。”阎春林对宋冬雷说。“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民营医院将来可以做平台,开放手术室和病房……专科医生能解决的就在诊所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来医院。”宋冬雷说。“很好啊!”张强和阎春林异口同声。“哪天集体参观一下?对于平台未来如何满足自由执业医生的要求,我还是想了解一下的。我好好改造改造。”宋冬雷笑。“你把硬件想得重要了,其实恰恰需要的是软件。你的思维还有点停留在……”阎春林提醒。“你是没看见他的改变!”张强笑。 宋冬雷直言:“我现在算是领悟了,首先是平台,然后才是机会!” ……“我们还年轻嘛!”宋冬雷突然说,“再不变来不及了……现在学学管理蛮好的,以后老了不行了,我们就给外资医院做CEO去。”“你看,你还是打工思维,如果你的医院做好了,你就是老板,还需要给别人做CEO吗?”阎春林笑着说。“那倒是,那倒是!” 三人哈哈大笑。
私立机构的诊疗模式
    阎春林虽是三人中年龄最小的,但因“出来早”,对外资医疗机构了解颇多。他2008年离开华山医院皮肤科,先签约于百汇医疗,后同时在百汇和另一家涉外医疗机构沃德医疗中心工作。他所在的百汇瑞祥门诊部是一栋位于虹桥路的3层老别墅,是孔祥熙以前的别居。楼梯是木质的,清洁得锃亮;桌椅不是全新,但也井井有条。几位外国病人正安静等待。一位儿科医生走过,没穿白大褂,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绑着绿色的恐龙毛绒玩偶。百汇的医生分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病人首先由全科医生接诊,大部分的小问题可以由全科医生处理。好的全科医生是全能的,阎春林就认识几位在中国工作超过10年的外籍医生,“既会打石膏,又能听心脏杂音”,内科外科都拿得起。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专科问题,全科医生则会将病人转给专科医生。但即便是转诊,全科医生也要全程跟踪患者的情况,因此每位全科医生在心里也会对专科医生“打分”,推荐的优先程度也部分决定了专科医生的病源量。阎春林长期被评价为皮肤科“最受欢迎的医生”。一般医生的预约是每半个小时一位病人,但他的预约常是“双预约”,即半小时同时预约两位病人,若有早到、晚到的情况也可迅速调整。阎春林享受这种预约制。“你看,哪怕这么忙,我也有空闲的时间。”他看诊之余还要完成病历、填各种商业保险表格。在这里,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复杂程度收取诊费,阎春林的诊费一般在1300元上下浮动,病人大多使用商业保险。阎春林的病人多为外籍。接触多了,各种口音一听就能分辨:美国人最多、法国人其次……中国人的比例正在上升。他一直认为,人们常说的高端医疗,主要是一种流程,一种服务理念。这是软件,并不在于硬件。在诊所,看病有一套专业的流程,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比如,交代病情时必须要详细,有哪几种选择方案,对于病人来说比较好的选择是哪一种,直到解释到病人听懂为止,而不是简单地“点到为止”。又如书写检查报告。一个心脏超声的诊断,在外资医院,报告常会写满一张纸。因为,医生治疗的整个流程受到各方的“监督”:有来自全科医生的“打分”,也有病人会拿着诊断去自己国家的医生“审核”,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从此跟定,但若得到不良的评价,就再也不会来看了。
体制外执业的瓶颈
    阎春林聊到了刘新的故事。刘新是与阎春林同一时期跳出体制的。兜兜转转5年后,他在2012年底又回到了公立医院。刘新是消化内科医生,内窥镜的“功夫”在业界是公认的,特别是一些高难度的“活儿”,他可以做到“好而巧”。刘新与阎春林是少数几位在外资医院做得较为成功的专科医生。走的那天,他收到好多封外籍同事的Email,哀叹他的离去,形容这是“不能接受的事实”。有人评价他是被“大材小用”了。在诊所,医疗条件有限,对全科医生最为有利;而对部分专科医生,则往往难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像刘新擅长的内窥镜技术,越复杂、越疑难的病例上就越能体现价值,而这需要较高的硬件支持,诊所内遇到的病例实在少之又少。刘新也渐渐倦怠于 “每天只给几个外国人看病”。“看差不多简单的病、说同样的话,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危机感。”他后来又去了另一家外资诊所,依旧填不平内心对技术的向往。“这是诊所模式的瓶颈。”刘新认为,诊所的平台太小,而私立医疗环境里缺乏有水准的综合医疗平台。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医疗园区的外资综合医院正在开建。有外资机构表示,此前按照政策是只能开门诊部,不能开医院,现在政策放开了。通常,从三甲医院离开,就意味着自断后路。三甲医院从来不缺前赴后继的医生大军。曾有院长对辞职的医生说:“你们大可走,要来的人太多了!”而刘新一方面是技术独到,又恰有机缘,于是又收到另一家三甲医院的橄榄枝,“我在乎技术是否有用武之地、在乎我的技术能否得到提高,这是真本事”。到底是否要走出来?刘新认为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阎春林也说:“我很中立,我从来不鼓励其他人出来。主要看是否适合。”目前,也有不少三甲医院名医在外资医院兼职,但未必都能适应外资诊所的体系。有医生申请购买一个器械,等了两年。这在公立医院简直不可想象。压力无处不在。有一位医生刚被挖来时,被承诺以很高的薪水,但是渐渐被老板感觉性价比不高,老板便又雇佣了同一学科的另一位医生,把病源分流过去,令原先那位医生“危机感顿生”。外籍医生与中国医生工资起点也不一样。即使技术完全比不上中国医生,但是很牛的背景,就 “可以瞬间把人比下去”。同行相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于护士和管理人员,外资医疗机构很看重医护的海外背景或是合资企业的背景,若没有这些背景,收入会有折扣。
搭建“理想国”
    宋冬雷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院长,一个是医生。在此之前的23年,他毕业后便进入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一方面他对那里有深厚的感情,因为“在那里接受了严格而规范的训练”,也在导师的带领下一手将脑血管介入治疗队伍壮大;但另一方面,他又痛恨体制内那些看不惯的毛病,“我们要改变现有的医疗体系,一些体系不改,大家都没有出路!”当德济医院的创始人郭辉找他时,大家达成一致目标——建一个有别于目前公立医院体制的理想中的医院。郭辉是旅美多年的医学博士,曾长期担任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助理教授。2003年人才引进归国,担任过中央保健局保健专家,上海东方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后辞职下海,在上海曲阳医院创建了神经外科。不想克隆涉外医院的模式,郭辉要走本土路线。他希望能在现有体制下,走出一条标杆式的道路。“起码,我们得先管老百姓。如果能解决大部分老百姓的问题,或许才是中国最需要的医疗改革。”树这根“标杆”并不容易。德济医院是上海第一座中外合资脑病专科医院。单是申请,郭辉就跑了19个部门,筹备了2年;建院期间,蹲工地、吃盒饭;今年2月份医院终于试营业。深谙医疗市场的人士直言 “医院往往是亏本的,诊所才是赚钱的”。而郭辉也坦言,赚钱不是目的。他的一句话让一位同行印象深刻——“待遇是创业和努力成功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到底,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医院?这是医院的共建者们每天都在想的问题。医院里最好的楼给做门诊和病房,负责行政的院长董法廷“蜗居”在大楼旁一栋不起眼的二层楼里办公,用最普通的办公桌。宋冬雷一直在忙着构建“理想国”的制度。宋冬雷3月去了趟美国,找了美国行医的老同学一起反复观察。把中国的医疗层面不满意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体制内痛恨的地方都想了个遍。再针对这些短板,一一去想可能实行的好做法。医院最主要的改变是,开始实行科主任领导下的主诊医生负责制。主诊医生的概念,和国外的attending(主治医生)类似。主诊医生需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具有丰富的独立诊治病人的经验。“在美国,医生没有正教授、副教授……医生要么是主治医生,给病人看病;要么就是一个住院医生,接受培训。”他在给医生们讲解这些想法时斩钉截铁:“主诊医生要承担你所诊治病人的主要医疗责任,而不是你的上级医生主任或副主任帮你承担。”他说这样,每个医生的责任心、真实水平和价值才会得到充分体现。但宋冬雷的“理想国”难免受到大环境的波及。虽然医院的岗位聘用不以职称为评价标准,但在医疗体系的大环境下,职称又是必须的。宋冬雷又提出了 “符合国情的做法”——实行职称和聘用岗位并存的双轨制,即聘用岗位以“主诊医生”、“专科医生”、“住院医生”区分,“以看病能力定岗位,不以资质和职称为依据”,同时这些医生也可以参与体制内职称的晋升。宋冬雷最关心的是主诊医生的水平,“这是核心竞争力”。他希望公立医院的名医也能来使用医院的平台、搭建团队,但这需要多点执业的推进。“毕竟,没几个人愿意完全放弃公立的平台。”宋冬雷在台上讲得激昂。医疗助理赵蓓才发现,这再也不是华山医院时的那个宋冬雷了。赵蓓原先是华山医院监护室的护士。曾经她一直觉得宋冬雷比较严肃,略有些专家的“傲气”。现在呢,为了医院,微博、微信,什么都学。觉得张强的血管外科公众平台很好,也要求医疗助理来做。现在宋冬雷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粉丝有200多。住院病人“扫一扫”,坐在病床上也能发问题。而宋冬雷,则常常叮嘱赵蓓,“要经常上平台帮我看看有没有病人问问题,及时给他们帮助”。赵蓓所担任的医疗助理一职正是为了完善主诊医生制度而设的。助理的任务是方便病人的预约、入院,回答住院期间的任何问题。但这是以前公立医院没有的岗位。办公室的门牌该挂什么名称呢?“助理办公室”?大家出谋划策。“就挂医疗助理吧,是什么就是什么!以前医院里的这个部、那个办公室,病人都搞不清。”宋冬雷说自己现在还处于休克期,“但是我相信我还是慢慢会好起来的,我的技术和服务的品牌在这里”。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最实际的困难就是,我提出了很多美好的想法,也被同行们高度认可;但是大环境不改变,要实现很难。总得有先行者,我愿意尝试。”
正视医生的价值
    这是张强离开公立医院的第9个月。他分享了一个故事:8月27日的门诊,他遇到了一位病人(他在讲述时,用了“客人”这个称呼):因大隐静脉血栓没有及时治疗,血栓蔓延到深静脉,形成一长段漂浮的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造成肺栓塞,严重者可致命。病人在一家三甲医院得到的方案是:住院,植入腔静脉临时滤器防止肺栓塞,再进行溶栓治疗。若滤器有了血栓,就终生留在体内,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住院时间在两周,总费用估计5万元。张强能理解这位医生的方案,并肯定无错。但是基于一些考虑,他给家属提了第二种方案:直接取栓。他判断认为:除了这根漂浮血栓外,其它部位未发现血栓;病人处于中年,一旦滤器无法取出,则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会导致日后生活质量大变;直接取栓的手术并不复杂,若手术失败,仍可以采用抗凝或溶栓的疗法。但这样的方案,等于把医生处在了尴尬的境地:万一手术血栓脱落?万一肺栓塞导致死亡?若采用第一种方案,医生的压力将小很多。病人的家属也是医生,他理解张强的考虑,并坚持选择第二种方案。张强后来在术中使用了多种防备手段预防风险,最终20分钟就成功将血栓取出。患者术后3小时就下床步行。张强说,医生技术的价值应该得到体现,包括医生的技术经验和敢于担当。“应该正视医生的技术价值!”目前的诊所,他把每月的手术量控制在25台到30台。现在,他感觉上海搭建的团队不错,各司其职。但他总觉得,他的技术价值还没有完全被体现。现在他只是把血管外科中比较简单、最适合诊所模式的静脉曲张当日手术尽力做到极致,比如避免任何一台出现感染,一些更复杂的手术则没有平台去做。与刘新有同样感觉,张强认为上海缺乏大型的综合性私立医疗平台。但不同于刘新回到公立医院,张强把触角伸到了北京。9月5日晚,他回到上海,兴致勃勃地在微信里宣布他刚刚与北京和睦家医院签约,成立一个规范化的血栓栓塞病人的诊疗中心。此前他一直觉得国内深静脉血栓的治疗比较混乱,有 “过度医疗”之嫌。他还想做一个“样板”——一个自由执业的专家带领团队与当地医院签约。因为按照规定,医生不可以跨区执业。张强团队中的医护人员都注册在北京,他则以会诊医生的身份去参与。目前的团队里有临床医生 (即专家的临床助理)、客服、专家秘书、药剂师。药剂师的加入颇有意义:不少病人服用抗凝药物;但抗凝药物经常需要管理调整,而事实上,药剂师比医生更懂得药理药效,可以更有效率地指导患者调整用药。张强一直像风火轮一样向前奔跑。这8个月来,参加的大大小小的会数不清,无论是聚餐,还是下午茶,都是他灵感的来源。“我不喜欢等。中国目前的医疗改革迫在眉睫,我们有些想法如果都等到外部条件完全成熟了,可能等不起。先在现有的外部环境下一步步地去探索,如果能够推动并得到政策支持,那就对医疗改革有大的意义。”他说。(文中刘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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