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由于社会上层的提倡，儒学在各个学派中居于至尊至高的地位，因而“儒医”也是医家最向往的目标及最高的称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宋代发展到了顶点，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所以也是士大夫们除了出仕当官之外最多用心的领域。

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卜自己以后能否当宰相，而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 范文正公认为：作良相固然可恩泽天下，既然神灵不允，自己命运不济的话，那么能实现救人解难心愿的，就莫如良医了。因为作为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民之厄，中可以保身长全”，除此以外，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此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就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也为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学士留下托词，聊以自慰。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民间验方、家藏方，为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等都属于此类。

再如明代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汪机，号石山，著有《外科理例》，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元代医学家葛可久著《十药神书》，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针灸学家杨继洲编《针灸大成》，明末清初医学科普家汪昂著《汤头歌诀》、《医方集解》，清代医学家陈念祖(陈修元)著《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由于他们的儒学修养功底较深，故最后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于一般的医家，在著书立说方面尤为突出，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与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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