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多在四五十岁之间，他们的孩子有在上大学的，也有还在上小学的，一般则是在高中比较多。朋友见面聊天也总免不了绕着孩子的教育和升学问题打转。

“现在的孩子太难教了，”那天在一个晚餐上，旁坐的一位太太说道，“想当年我们老师多严呀！动不动就要打板子，还有拔竹扫帚枝抽学生手心的！但其实真正顽劣的孩子很少见。哪像现在？打也不能打，骂也不能骂，结果是问题学生一大堆！”餐桌上的朋友们听了都不禁点头。

真是这样吗？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回想求学过程中的老师们。

算来，在我近二十年的求学经历中，教过我的老师恐怕不下一百位，从小学一路回想下来，还真是形形色色：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松有紧，有本省有外省，有戴眼镜有不戴眼镜，有牺牲自己的午餐盒送给穷学生的，也有凶起来捏着你的耳朵大吼大叫的，真是应了那句台湾俗谚：“一样米养百样人。”

我上小学的前三年调皮异常，仗着身高体壮，总爱欺负同学，特别喜欢揪女生的辫子。有次学校适逢“母姐日”（即家长会），教室里布置得像园游会一样，墙上则挂出一些学生的图文作品让妈妈姐姐们参观。一大早，班导吕老师就在教室里和家长轮番谈话，学生们或依偎在母亲身边，或进进出出打打闹闹；当我正欣赏自己挂在墙上的作品，生怕没人来看时，后面突然有人重重拍我肩膀；转头一看，是一位身材高挑、打扮入时的中年妇人。她弯下腰来面带凶色地瞪着我：“以后你要再敢欺负我女儿，看我怎么找你算账！”远处正谈着话的吕老师瞥见这一幕，讶异地走过来问：“怎么了？”这位太太登时满脸堆笑：“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就把话题岔开。吕老师狐疑地看看我，也没再追问。这大概是我这辈子修到的第一堂社会课：教训别人时，点到为止即可。至少，从此我再也不敢欺负同学了。

上了四年级，班导换成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士缪贻琼老师。缪老师是江苏人，抗战时举家西迁，在重庆上的中学，所以老要和我们讲当年如何躲日本飞机警报，中国人要自强才不会被人欺负等。她的下巴宽阔，眼神精亮，平日不施脂粉，不苟言笑，常年就穿一套白衣布长裙，衬得她那张脸更黑，再加上她说话总是倒竖着眉毛，真是瞪谁谁害怕，再皮的学生也只能乖乖地收敛起来。

开学没多久，在一节国语课上，缪老师点几个同学轮流读课文，当我抑扬顿挫地读完我这段时，想不到凶神恶煞般的缪老师竟放下了手中的课本，对大家说：“王其鑫念得很好。”然后才点下一个同学念下一段。

下面几个同学念了些什么，我已经飘飘然听不见了。说也奇怪，从那以后，我的成绩大有进步，经常考到九十几分。连我妈也觉得奇怪：这孩子怎么突然开窍了？

后来有一次考算术，粗心错了一题，缪老师把我叫到办公桌旁，用钢笔头直往我脑门上敲，劈头盖脸地一顿。接下来几周，我的脑袋几乎是一片空白，许多题目一下都不会做了，每回发考卷都要挨骂：“怎么回事？你连这么简单的都不会？”这样过了大概三四周，记忆才猛然恢复。一次被叫上台去解题，写完后缪老师很高兴：“对嘛！这才像你嘛！”

为了奖励进步，缪老师让我负责管班上的图书馆，把钥匙也交给了我。从此，我的功课便总是班上前一两名。

有次上课时，一个二三十岁的大人突然走进教室，缪老师看到他很高兴，要我们自习，她坐下来和这人聊天。等他走后，缪老师对我们说：这是当年她刚开始教书时的学生，也是被她打得最厉害的一个。“教学生就是要打，你们懂吧？不打不成器啊！”

升上五年级，班导换成了和蔼可亲的徐老师，是一位来自新竹的客家人，曾参加声乐比赛，偶尔也会在课堂上给我们露两手，把窗子关起来唱一曲“满江红”什么的。只可惜我们这群讲话还带童声的毛孩子不会欣赏，总觉得大人唱歌怎这么难听。

看我功课好，徐老师就让我当班长。第一次月考，我全部六科都是满分，总共六百分，这个好像是空前的纪录让他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夸：“我们王其鑫可是总统人才呢！”这下害我心花怒放了一个月，书也懒得念了（总统指挥别人就行了，念书干嘛？）。结果第二次月考掉到十二名，气得徐老师跑到我跟前问：“你是故意的吧？你是故意要气我的吗？”

上中学时，我念的是一所以严格闻名的私立初中。男生都要剃“五分头”，女生则是推成“西瓜皮”。而且有些老师在学生面前从来不笑，据说是日本作风，真不知他们平常在家里是不是也这样严厉。

开学没多久，教第一堂《公民与道德》的洪老师板着一张苦瓜脸在写板书，我一时无聊，侧过身子和隔着走道的邻座说话，兴高采烈地全没注意到老师已经转过头来盯上了我。

“你干什么乱讲话？！”

我赶紧回过身低下头坐好。

“跪下！”

我一下愣住了。

“叫你跪下听到没有？！跪下！你给我跪下！”

我只好推开椅子，羞红脸跪在地上，一边听着老师的奚落：“这年头什么坏学生都有，不专心念书，就知道说话！”

快下课了，洪老师要交代收作业的事，就抬起下巴往讲台下问：“谁是班长？”

“是我。”我赶紧站了起来一边揉揉膝盖。

“你？你是班长？”……

洪老师那不敢置信的圆眼和奇怪的表情，至今让人难忘。

一般而言，师生关系是愈大愈淡的。不过，我在建中念高三时的导师林宣生先生却一直让人怀念。

林老师是厦门人，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身材高大挺拔，常年一袭蓝衫长袍黑布鞋，给人古朴厚重的感觉。但平日的他实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说小时常到弘一法师的庙里去玩，大师总是摸着他的头和他说话，还在圆寂前写下“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给他看，听得我们肃然起敬，虽然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林老师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你去找他问问题，他总是用双手握着你的手讲话；说完也总还会絮絮叨叨地问些旁的功课和家庭的情形。

有次他在课堂上说：“我希望将来我的学生能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因为我的学生都是好人，好人把钱都赚完，坏人就没钱赚了！”

我高中时爱出风头，总是干着班长、社长、校刊主编之类的活。一学期有一大半的时间请公假不上课。高一升高二是补考才过关，高二升高三还是靠补考才升级，结果上了高三还不悔悟，跑去参加台北市第一届高中校际辩论赛，成绩始终是班上倒数几名。高三下刚开学，又要选班长了，林老师向大家说：“有些同学很热心，喜欢为大家服务，但功课不好，大家要体谅。”结果全班同学都听懂了，没人提名我……

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那些形形色色的老师，真是什么人都有：严厉的有爱打人罚站的，有冷嘲热讽的，有天天甩学生耳光，让你老远看到他就想躲开的；而有些宽容的老师其实还更极端：有不考试光凭印象就给我九十五分的音乐老师，有在监考时走到我旁边指指我答错部分的英文老师，也有明知我交了白卷而竟给我八十分的化学老师……三十年后回头看来，究竟是宽和的让人怀念，还是严格的让人怀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