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白既爱酒，酒仙得何，须道浊如，勿必求道一斗，醉神为择者传，太白。                            

     ——李白《爱酒帖》

       1

       二十年前吧大约，我十六七岁，在一个叫做树基沟的小镇读初中。一天放学，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温酒炒菜，父亲陪吃陪喝。那位客人就给我倒了杯酒，说：大小伙子，整一个！     

       我不知所措，愣在那里，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啊。

       母亲接过话茬：谁喝酒，咱家四子也不会喝酒的啊。他最烦酒和烟了。

       四子当然是指我。我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我们家没有女孩，都是男孩，清一色。为此，母亲很是悲哀，她希望的贴心小夹袄与她永远失之交臂。

       四子要是一个女孩就好了。母亲常常这样感叹。

       也许是为了母亲的希望，或性格使然，我的确成长为一个内向、腼腆，甚至有些拘谨的孩子，不像哥哥弟弟那样风风火火，抓把镰刀上山砍柴，拾起锄头下地铲草，而是躲在房前屋后帮母亲默默干活，洗衣做饭，喂鸡喂鸭，虽然织毛衣没学会，但绣个门帘桌布电视蒙子什么的还是手到擒来。用邻居发小加同学刘波的话说：老四心细。四丫头手巧。

       那时，我的确是母亲的小夹袄，起码半个。

       这也是母亲说我不会抽烟喝酒的原因。可谁知，我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2 

       1983年，我来到一个比树基沟更大的矿山读书——中国有色金属沈阳第二技校。学的是运转专业，但我爱的仍是文学和书画，没白没夜地在宿舍里鼓捣。这在当时，算作另类，因为大多数同学上技校是为了尽早参加工作，走上社会，我虽也未能免俗，但兴趣这东西很怪，它总是与你不离不弃，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为此，我离开学生宿舍，离开那种八个人上下铺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打饭一起玩扑克的群居生活——搬到三哥的四人宿舍，宁可与三哥挤在一张床上——三哥在他的床边加了一块木板，按上合页，睡觉时打开，不睡时放下，十分自如。

       那时，三哥在读电大，亦喜欢文学。我们白天各自上学，晚上回来一同吃饭、看书和写作，一盏自制台灯经常亮到深夜，我们为发表一首小诗而欣喜，为买到几本好书而难眠。直到几年后，三哥结婚搬走，将他的床铺全部让给我。现在想来，那是我青春期最好的时光。

      3

       我的技校同学中，有一个叫白雪峰的也就是小峰，他是矿山坐地户。小峰跟我很要好，常来我的宿舍玩。他很聪明，但他亦不喜欢运转专业，不甘心将来只当个矿山工人，面对毕业，我们都有一种恐惧感。

       也就是这时，我们喝起了酒。

       86年，不知为什么，红透山时兴起一种汽酒，几毛钱一瓶，喝到嘴里微辣，有些呛嗓子，但也隐含一丝甜味，很对我的胃口。小峰每每来我的宿舍，都要带上几瓶，但他很少喝，他喝白酒，那种塑料袋装的烧刀子酒或高粱酒。其实，他也没有多大酒量。我们喝酒也就是扎堆聊天的一种方式罢了。不然我们干什么呢？

       但后来就不同了。后来不仅小峰，王力宋宏伟宫六子等等也常来我的宿舍，这一喝，就不只是汽酒白酒，而且开始一打一打的买啤酒了，其架势也不同凡响。尤其是高我们一届的司炉班张晓东（他也是坐地户），也搬到宿舍且与我同住一楼，每每夜晚，无论他在外面喝高回来还是我们正喝到兴头上，彼此就扔空酒瓶子，咣，咣，咣，炸响整个走廊，惹得他人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宿舍管理员常常训斥我们，甚至晚上10点钟就关闭电闸锁上大门，到各屋巡查，看看有无外人留宿，包括没领结婚证的男女同居。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技校毕业，各奔东西。之后，我又换了若干工作，比如去学校当老师，去工会当干事，去办公室当秘书，等等。从前那些同学或酒友，除个别的保持关系外，其他联络就少了，也就是说酒依然喝，只是换了圈子。

       那时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将我全部的稿费都用来买书。后来就改成我将我全部的稿费都用来换酒了，且还不够。

       4

       1989年春天，我在辽宁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习。每周往返一次老家，也就是说每周六乘坐下午3点多的火车从沈阳回红透山，周一早上5点的火车再去沈阳。那时，每次走，几乎都是与大祝同行（他和我都是被抚顺市作家协会推荐去省文学院学习的学员），我们住在一个矿山，而且是很好的朋友。记得每次临回家前，中午在文学院食堂吃过饭，我和大祝趁人不注意就揣兜里两个口碟，待到下午回家，在站前的小卖部里买些熟食，香肠花生米干豆腐卷榨菜咸菜，外加一瓶白酒。因为是始发车，所以有座，找个靠窗的位置也不难。但我们并不急于吃喝，而是先拿出新买的书或报刊，边看边聊，直至火车驶出站，我们才将酒瓶打开，把酒倒在两个口碟中，将报纸铺在桌上，撕开那些装着熟食小菜的塑料袋。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抚顺。上来的人多了，我俩的酒也正好喝完。

       后来，文学院学习结束，回到矿上上班，我俩仍然时不时地聚到一块。

       那时大祝住平房，一间半，除卧室外就是那小半间逼仄的厨房了。大祝厨艺好，无论春夏秋冬，他都能随便弄出几个下酒菜，拍黄瓜，爆花生，炖酸菜，尤其是炒白菜片和土豆片，色香味俱全，撩拨得客人往往筷子未动，口水先流。

       那时喝酒的圈子常常是矿上一帮穷酸文人。除了大祝，还有祁亚轩、冷立平、杨绍义、李景鸿、石晋忠，包括我三哥。大家写小说、诗歌和散文，也写新闻报道。那时祁亚轩是《矿报》主编，也是第一个在省级刊物发表文学作品的作者，思想激进，颇有青年领袖的意思，身边自然拥趸者众。我们不仅开笔会，办展览，更时不时地搞个郊游什么的，你一个菜，他一瓶酒，一派文艺繁荣的景象。

       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夜晚。那个夜晚雪是突然下起来的，一定。因为起先我们坐在宿舍里开始喝酒的时候，老祁，大祝，三哥和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窗外下雪。我们大概是喝了一瓶白酒和几瓶啤酒之后，才发现窗外下雪了。然后谁就提议出去走走，看雪。我们先是沿着宿舍楼后的小路上山，再从山上的另一条小路下山，最后顺着山脚下的矿区公路溜达，不觉就到了团山子老祁家楼门口。

       老祁说，进屋吧。

       我们说，不了不了，不喝了。

       老祁说，不喝，就聊聊天，聊文学。

       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在床边的一小块空地，我们坐在小板凳或是干脆坐在一摞书刊上，干聊。老祁爱人假寐在床。半开的房门上，两个图钉吊着一幅有些怪异的书法，那是老祁的墨迹：我行我素。

       若干年后，老祁离婚，和情人远赴内蒙古赤峰一个叫大井银铜矿的地方，工作和生活，我与大祝也曾去看望过他们一回，自然又是几场大酒。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5

       那时我正在矿工会美术组工作，虽然对文学创作一直充满热情，但相对于书画，可能更倾心于后者。于是，放弃了文学院二年班学习的机会，而选择了一个书画函授大学——反正都是成人教育。如此，也算专业对口。

       其实，所谓美术组，也就是负责矿党政办公楼前面的两个画廊，每月更新一次，有政策宣传，有基层报道，时不时地还要搞个美术书法摄影比赛，虽然清闲，却也热闹。美术组共有三人，一个是搞摄影的孙道友，一个是搞绘画的姜宏连，再就是搞书法的我，既三足鼎立，又相互配合。组长孙道友，不仅片拍得好，酒量也好，只是很少跟我们喝，除非我们请他或是公款——比如办个展览剩下点钱。但我和宏连一起喝的次数就较多，毕竟年轻人在一块好靠拢。尤其是工作外揽到一点活儿，比如给哪个商店饭店理发店写个牌匾画个橱窗，给了报酬，也不好意思独自揣进兜里，就一起喝个酒。

       所以那时，矿区昏暗的街道上，总能看到我和宏连勾肩搭背摇摇晃晃的身影，以致舍我其谁的浪言。

       后来美术组又来了位新同事，叫程玉琢。他不喝酒，但他家有电炉子，天寒地冻的日子，我和宏连就买些酒菜到他家，一边听电炉子嗤嗤炖菜的声响，一边看老程的油画，还有装置作品——这位钳工出身的美工，后来参加鲁迅美术学院学习，其毕业作品被学院收藏。

       2000年，我离开工会美术组，到劳动服务公司待业青年安置办工作。无疑，这是个肥缺，喝酒的机会也愈来愈多起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