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天空飘着雨，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和先生坐在车里，说些闲话，忽然看见路灯的光晕里有个老人坐在街边，靠在绿化带的花园边儿上，身影孤单，神情也像是非常落寞，身边放着一点简单的行李。

我和先生相互对视一眼，先生停下了车。我们觉得那位老人深更半夜坐在路边，应是需要帮助。我们下车走过去了，老人正在吃东西，左手拿着半截萝卜，右手一只脏兮兮的玻璃瓶里装着半瓶水，见我们走过去，他有点紧张，赶紧将玻璃瓶盖好盖子放在地上，攥着半截萝卜望着我们俩。

我正要开口问，我先生先说话了：“老人家，我不认路了，跟您打听打听。”遇到这样的事情，男人往往更容易很快想到比较周到妥当的处理方式。

老人有点释然，咧嘴笑了，将半截萝卜慢慢收进一只破旧的布袋子里，这才说话，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俺认不得路，俺不是本地人哩。”

我先生顾左右而言他地问了几句，就知道这个老人是从河南来北京看儿子的，儿子在农业大学念书，前一阵子写信回家说自己病了，让父亲寄一笔钱过来，老人东拼西凑借了些钱，不敢耽搁，连夜坐火车赶了过来，到达的时候已经很晚，他不知道农业大学在哪里，也找不到公交车，就一路打听一路步行到了这里，又饿又乏，坐下来吃点萝卜增加气力。

我们问他为何不让儿子来接站，老人说：“他知不道咧，俺没跟他说。俺要来看他，娃不让俺来。不来看看，俺咋放心咧？”

先生说农业大学里这里还很远，此刻又没有公交车，要赶过去就得打车。老人迷惑不解，我们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打车是怎么回事，但又唯唯诺诺起来。又问几句，他才吞吞吐吐说出实情，原来他东拼西凑勉强凑够儿子要的钱，自己额外只带了十几块钱就来了，坐火车的时候是扮成要饭的，求了列车员很久才没有被撵下车，还好心地告诉他，到了北京之后不能从出站口出去，要沿着铁轨走到站外。老人到达北京后没有随大家出站，沿着铁路走了三四里地才找到出去的地方，又沿途打听，一路步行到了这里。他没钱打车，所以打算歇会儿之后继续不行找到农业大学去。

农业大学距离那里应该还是几十公里，事实上他走了一路，离目的地却越来越远，不知道是自己走错了，还是有人故意指错了路。先生想了想，掏出两张百元钞票让他打车去农业大学，没想到他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不中，不中，俺吃饱了，有力气，走着去。”

大概因为有点熟悉了，他不那么紧张了，拍着破布袋子，示意那里面装着吃的东西。我和先生反倒有点为难了，不能就这么丢下他离去，他又不肯接受我们的帮助，时已深夜，我们开车送过去又不顺路，事实上农业大学和我们要去的方向正相反。

顾不得那么多了。零零星星的雨点已经将街道打成湿漉漉一片。我请老人上我们的车，我和先生多花半个钟头也就能将他送到目的地了。没想到他听了我的话，先是瞪大眼睛不敢相信，随后站起来就走。我俩呆站了一会儿，我追过去，小心地解释说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帮他早点找到儿子的学校。老人仍旧不肯跟我回到车边：“俺知道你俩是好人，俺身上又脏又湿，可不敢把你们的小卧车弄脏了。按自己走去，你们别耽误工夫了，回吧。”

我看见先生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在跟司机交谈着什么。我故意拖住老人又说几句话，先生走了过来：“老人家，我帮你找了个车，人家正好要去农业大学那边，顺道稍你过去，不要钱。”

老人将信将疑，担心自己弄脏了那辆车，还是不肯走过去。我趁热打铁，将包里一件备着的塑料雨披交给老人：“穿上这个，就不会弄脏人家的车了。快去吧，难得遇到个好心人，又是顺路的车，别让人等着。”

老人家还是不太相信，但已经不那么抗拒了，一个劲点头哈腰：“谢谢你们哪，你俩真是好人哪！他真的不要俺钱……”

老人上了车，我先生叮嘱司机：“哥们儿，多的算你的，一定把老人家送到。”那司机也不含糊，一口地道京腔：“得嘞，多的我留下，不够算我的！”

出租车开走了，我和先生回到车里，身上已经湿了。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可我总觉得有点空荡荡的，仿佛心也被雨淋湿了。先生岔开了话题，我们开车慢慢行进在安静的街上，灯火辉煌，雨渐渐大起来。

“幸亏遇到了我们，要不然他真不知道怎么办。”我有点欣慰。

“没遇到我们，他照样能找到儿子的学校。”先生说，“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未必是最好最聪明的做法，有这份尊严，怎么会走不到要去的地方？”

我释怀了，望着车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笑了。老人家确实守住了他的尊严，而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也顾全了他的尊严，这可能比帮助他更加重要。

窗外夜色迷蒙，雨中的北京城安静美丽，夜色很温馨，很温暖，就像父亲的眼睛。

本文配图为罗中立先生作品《父亲》，谨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