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表于2011年MIT《科技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原题为《一墙之隔》，从刊旧文，以飨读者！

彼得·迪奇克（Peter Dizikes），译者：董金鹏

同事之间的不经意的对话可以结出令人惊叹的硕果。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有些对话持续了将近60年之久。

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曾经写道“科学，深深地植根于对话之中。”在他看来，科学家是少有的既可以独立思考思，但又经常讨论新思想、新发现、研究技术和疑难问题的思想家。学者之间的对话有的短短几十分钟或者数小时，但也有持续数年或数十年之久的对话，他们影响一个人的前程，关乎一么学科的进展，更甚者则会对规则和习俗产生影响。

想想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之间持续将近60年的关系吧！这段友谊直到现代经济学数理框架的奠基者萨缪尔森仙去才成为一段记忆。罗伯特.索洛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荣誉教授，1950年他以助理教授加盟MIT时，他的办公室被安排在当时经济系所在的14号楼，他对门便是当时名声大噪的萨缪尔森教授。“一进去我就和保罗每天保持谈论一些经济学和其他事情，因此可以说我与保罗的友谊是始于1950年9月然后一直持续到保罗离开人间。”

没过多久，这些讨论使索罗逐渐放弃纯粹的统计学而大量转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关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重量级论文为他在经济学界赢得了如萨缪尔森一般的荣誉，并且他后来也因此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事实上，它改变了我的一生，”索洛如是评说两人间的关系。“如果说我刚开始（任教）有一点点长远的计划的话，那大概就是做些跟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概率模型相关的工作。但当我开始和保罗定期谈话以后，我发现保罗总是富有新颖的观点和深邃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讲，办公室的位置和我们两人情趣相投这一事实对我后来改变研究方向起到非常大的影响。1952年经济系搬进了斯隆大厦（Sloan School's Building），斯隆大厦可以说是一座可以俯瞰查尔斯河（The Charles River）的装饰精灿的艺术立方体。萨缪尔森和索洛的谈话太过频繁，从而影响到了这次房屋的分配。当时是由经济学家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负责办公室分配的，舒尔茨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处理政府事务。“乔治的看法是说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走廊尽头最漂亮的那件办公室当属保罗，”索洛说，“另外一件事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我将得到保罗隔壁的那件办公室。”

系里还有两间被隔成三个小房间的套房，由经济学家哈罗德.弗里曼（Harold Freeman）、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霍姆斯特姆（Bengt Holmstrom）分享。截止1960年，索洛和萨缪尔森已经合作完成了三篇论文和一本书。“保罗跟我走得非常近，谁要是有一点响动，我们都能够知晓，”索洛说。“'我有一个问题'——两个人有的时候会为此来回往返数百次，所以我们一直是在讨论问题。”他们保持房门敞开的约定，“我们都没有固定的办公时间”，索洛解释说，“不论学生还是同事，门一直都为他们开着，随时欢迎他们的到访！”

萨缪尔森的开放使MIT经济系的学生从一开始就受益良多。“通常情况下我感觉到我除了能复述课堂上学到的和与萨缪尔森教授无数次的讨论之外，就再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MIT经济系第一位经济学博士克莱因(Lawrence Klein)在他1944年博士毕业论文的前言中如是写到。其他博士候选人，如上个世纪60年代师从萨缪尔森的罗伯特·莫顿(Robert C. Merton).“我住在他的办公室，”莫顿在今年早些时候回忆起这段往事，莫顿的学位论文给当时的金融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克莱因和莫顿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指导过的三位学生也都摘取诺奖桂冠，他们分别是66届博士生乔治.阿科洛夫（George Akerlof,），63届博士生皮特.戴蒙德（Peter Diamond）和66届博士生叫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戴蒙德如是评价索洛。

甚至在萨缪尔森和索洛荣退之后，他们还是经常到对方的办公室去。“他们有时共进晚餐，期间谈天论地，”他们的前行政助理贾尼斯默里说，谈论的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和一些饭后茶语的闲话。有些时候一些资深教授会将自己的工作论文拿过来给萨缪尔森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与保罗仅一墙之隔,”索洛在2010年4月萨缪尔森的追悼会上说。

当乔姆斯基遇见哈莱

1951年，萨缪尔森遇见索洛后不久，一位通晓多国语言的维多利亚战事难民莫瑞斯.哈莱（Morris Halle）在MIT得到了助理教授的职位。哈莱逃脱纳粹到了纽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效劳，之后从哈佛大学拿到了语言学博士学位。在MIT电子研究实验室从事俄语的声学分析工作的时候，哈莱面试了一位正在寻找工作的叫罗尔.乔姆斯基（Carol Chomsky）的研究员，乔姆斯基后来成了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她被录用了，之后哈莱又见到了罗尔的丈夫诺姆（Noam），诺姆也是一位语言学家。

罗尔在回忆哈勒和她丈夫诺姆.乔姆斯基的第一次谈话时说，“我们很快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分歧，但后来我还是认为他（哈勒）的观点非常棒。总之，我们很快就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乔姆斯基，哈勒和语言学家雷纳伯格（Eric Lenneberg）都成为行为主义的怀疑者，在行为主义者看来行为（包括讲话）是基本的社会约束条件。不久，他们差不多制定了一套应对语言研究和认知科学一般性问题的不同方法，乔姆斯基说。

1955年，MIT空出来一个语言学的职位。在哈勒的帮助下，乔姆斯基才如约来到麻省。到了50年代后期，乔姆斯基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理论给语言学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巨变，生成语法认为语言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并且各种语言都在结构上有相似性。乔姆斯基关注的是语法问题，即语言结构的操作原则。后来哈勒成为语音学（phonology）界的领军人物，语音学主要是对声音的产生进行分析。有段时间，他们两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但大部分时间——像萨缪尔森和索洛一样——他们做了十多年的邻居。他们过去住在MIT的Spartan大楼里，也就是现在踪迹全无的20号楼。

82届博士生，语言学教授Donca Steriad回忆说，“诺姆和莫里斯的办公室有两个看上去非常诡异的洞。”温和的环境使哈勒沉醉。正如他说的，“我想跟诺姆说，‘你的另外一个办公室在哪里啊？’”

乔姆斯基非常喜欢他周围的环境。“20号楼是一个有着梦幻般的感觉的环境，”他说，“它看上去就像要马上要散架。除了水管就看不到其他任何设备了，窗户看上去也要掉下来。但是它看上去是交互式的。20世纪50年代的RLE（电子研究实验室）里人员混杂，有非常多的非正式相互接触，后来被分拆成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系。你步行在走廊里的时候，要是遇到人，就可以跟他讨论问题。”

1968年乔姆斯基和哈勒合作完成了《英语的音型》，它通过结合语法和音韵学来解释语法规则如何影响发声。正如乔姆斯基和哈勒观察到的，例如我们所说的一个下降拐点的“黑板”和上升拐点的“黑板”用以反映他们不同的语法结构（一个是名词，另外一个则是名词短语）。

目前学院荣誉教授乔姆斯基和哈勒的办公室被安排在2004年投入使用的MIT塔塔中心（Stata Center）20号楼，依旧相比邻。乔姆斯基说，另外一个没有变化的事情是他们继续理性地保持着自己的观点。

天气的变化

类似的合作规范弥漫在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系里，其时系里人才济济：气象学家朱勒查尼（Jule Charney），43届理学硕士、48届理学博士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Lorenz），诺曼.菲利普斯（Norman Phillips）和38届理学硕士和维克多.斯塔尔（Victor Starr）等。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天气预报才从一种直觉艺术（Intuitive Craft）成为流体力学（fluid dynamics）的一个分支，并且实现了用计算机来做预报。

1928年在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Carl-Gustav Rossby）的领导下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气象学项目。罗斯贝是一个合群的瑞典人，他的工作使科学家能够通过发展一种应对天气动态的数学方式和识别盘旋在地球周围的高空风将整个大气作为一个系统模型化。在罗斯贝的影响下，科学讨论走出了课堂进入了咖啡馆和餐馆中。1939年他离开MIT以后，这种气氛一直持续着。

“有一间办公室的门通常是开着的”，菲利普斯（Phillips）回忆说。“这是给学生和教工的。系里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圈子，圈子里有着非常好的工作氛围，这种精神一直是气象学系的标杆。”

在这种环境下，有两个性格外向的人查尼和菲利普斯的办公室毗邻。他们是1956年到MIT的，他们耗费了十年的时间协助完成了第一个计算机化的天气预报（在这一工作中查尼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这样的预报有多精准以及他们预报天气是如何遥遥领先现在仍然是个谜团。这项由洛伦茨在MIT领导集体协作的统计预测项目，试图澄清这些肇起于上个世纪50年的疑题。

思想的交流对MIT的完成这些项目至关重要；为检验电脑化预报的局限，洛伦茨发展了一个包含12个变量的气候大气模型，而这个模型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查尼和菲利普斯。在构建这一模型的过程中，洛伦茨意识到天气系统对初始条件有着敏感依赖性（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这正是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雏形。大气中微小的变动可以引发剧烈的天气变化。

这些出现在气象学、经济学和语言学中的新颖的思想，揭示了科学对话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原因：新的知识大厦似乎需要深入的讨论。“（新思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为大家所知的常见问题，”索洛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萨缪尔森凭借一己之力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系统的数理经济学，但是他后来的协作有助于形成MIT重于建模的经济学风格。

一些研究问题使同事之间协作不可避免：数千名物理学家汇集在瑞士规模庞大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粒子物理学实验室里。根据一项由NIH下属的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物理学家斯蒂芬.Wuchty，西北大学经济学者本琼斯（MIT03届的博士）和西北大学社会学家布莱恩乌西完成的一项研究，事实上从50年代后期到2000年，科学与工程领域论文的平均作者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从平均1.9位增长到3.5位。然而，对已其他一些问题，工作环境促进学者之间的合作。“我认为非层级的环境对这种事情是有好处的，”索洛说。“就我而言，我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生，他叫斯蒂格利兹。你读他的东西，你就会有新的观点，然后一起讨论，在之后你们就可以更快写成一篇论文。”但学院要注意为学者们构建适于相互讨论和交流的空间。

适于对话的建筑

二十世纪60年代早期，一位波音公司（Boeing）的研究工程师托马斯.阿伦（Thomas Allen）与MIT管理学教授唐纳德爵士(Donald Marquis)取得了联系。阿伦发问：为何MIT不开设一门有关管理研究和技术发展的课程呢？凑巧的是，侯爵刚刚得到美国联邦基金（Federal Funding）的资助研究技术创新。他邀请阿伦加盟。

艾伦接受了邀请，并非常愉快的呆在了MIT。他的研究仔细考察了科技公司的信息流通路径，然后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建筑物的实体布局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的知识流通。到1977年，他就这一问题完成了一本富有活力的著作：《研发组织沟通》。

“大家都认为设施影响沟通模式，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人真正去研究它，”MIT斯隆管理学院的荣誉教授阿伦说。

此次之外，艾伦和他的学生们研究表明一旦同事之间的距离超过10米，那么他们每周对话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同事之间能够目光接触对他们能否进行对话有着极强的影响，所以这也说明不同楼层的同事对话的可能性非常小。

“人们只有创造非常复杂的涉及群体、部门和项目团队的组织网络，然后才能忽略掉物理空间上的差异”艾伦说。“如果你把一个部门分散在两座建筑中，就消除了每个人在同一部门的效应。”

即使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电邮的时代，一些思想交流的形式仍然依赖于实体的近距离接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艾伦说的“来自沟通的灵感（communication for inspiration）”或者“一种创造性思考的交流模式，思想的火花在人们深入对话的时候才迸发出来。”他说“它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你不知道是否两个人正在进行的对话引发创造性思考，但你可以营造使它更可能发生的环境和氛围。”

比如每个人每天的必经之地——前厅（Atriums）可以鼓励创造性的互动。“仅仅一次目接，意识到对方，将增加你找上门去的冲动。”艾伦说，“不如此，他就会淡出你的视线，就会被忘记。”诸如此类的一些设计皆有相似的效应。例如，阿伦认为MIT车水马龙的无限长廊(Infinite Corridor)就创造了碰面的机会。

“在我任校长期间，铸就这些项目的建筑师们都在考虑要么使各建筑与无限长廊保持紧密衔接，要么就试着复制它。”1990到2004年主政MIT的荣誉校长查尔斯．M．威斯特（Charles M. Vest）说。

包括弗兰克盖瑞（Frank Gehry）在内的这些设计师布局设计的龙飞凤舞的塔塔中心（Stata Center）旨在通过迂回式走廊，双高休息室和形状奇特的公共场所再造曾经弥漫在20号楼中的合作气氛。塔塔中心的“学生街”——非常开阔，不规则的走廊上布置着许多休息的椅子以及用餐区——功能类似于一个前厅。塔塔中心的设计代表了一种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观念转变，科学家不再照搬正统而拘谨的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而是转向将实验室作为自己思想网络的空间。

诚然该建筑亦并非尽善尽美：2010年盖瑞和MIT平息了一场因漏水和砌体裂缝而起的诉讼。乔姆斯基认为这一建筑使未预料到得碰面反倒经常发生，这里似乎经常发生类似于过去在20号楼中同事之间非正式的谈话。塔塔中心也采用了一些通讯理论家门赞同的原则；例如，楼层之间的休息室可能会降低垂直隔离的问题。

威斯特相信，大学的管理者不将心智的互动视作富有功效的工程。“如果人们想要合作，他们将寻找合作者，”他说。不过，他补充到“保持人们之间的走动确是重要的....，塔塔中心学生街上的社会交往可能跟实验室和办公场所参与的问题一样重要。MIT现在庞大的不能是每个成员相互交流，但还是鼓励这样做。”

2011年正式投入使用的两座建筑旨在鼓励这类活动。由剑桥基地大艾伦兹威格卫创建的科赫（David H. Koch）综合癌症研究所综合癌症研究所，汇集了彼此接近的生物学家和工程师以促进研究癌症病理和疗法的科学家之间相互合作。由加利福尼亚的设计师摩尔卢布亚代尔（Moore Ruble Yudell）设计的斯隆管理学院的新建筑，有一个相当开拓的中庭，并且强调较高楼层较大的开放空间。不过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人们仍无存知晓到底是谁的卓越来自于富有成效的合作而被记起。志同道合的学者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的机缘巧合并非如约而至。

“你需要广泛的兴趣和鲜明的个性，”索洛总结到，“并且有时候这还要看运气，在正确的地方遇到正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