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是一位对文学、哲学、经学、医学、书法、音乐、佛学、天文学等都有研究的大家，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其诗文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一向为人所乐道。但他对填词所作的贡献，却鲜有人提及，尤其是他创作的两首词，知道的人更少。

   刘禹锡（772—842）在人生的盛年，与柳宗元（773—819）交谊深厚，又都在文学上取得巨大的成就，所以人称“刘柳”；在人生的晚年，因与白居易（772—846）诗歌唱和，并且深得白的崇敬，“四海齐名白与刘”，因此与白居易并称“刘白”。其实，刘禹锡与白居易等诗人诗歌唱和之事，由来已久。只是到了827春，因为刘、白都调进了东都洛阳，二人的交往就愈加亲近和密切，唱和之作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828年春末时分，刘禹锡与白居易、裴度等诗人“游曲江杏园，诗酒唱和，联句成诗”，集体创作诗歌，开启了诗人集体创作诗歌的先例。在此期间，刘、白的唱和最为频繁和持久，次年，白居易还将自己与刘禹锡的唱和诗编成《刘白唱和集》上下两卷，此后还先后编集过四次，共五卷。到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白为中心的新的诗歌唱和群体，并吸引了众多诗人的参与，文学史上称之为“刘白诗人群”。

   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后期唱和的中坚力量，共同挑起了刘白诗人群交游酬唱的大梁。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白居易这样评价刘禹锡：“彭城刘梦得，诗豪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除了进行诗歌唱和外，还一起尝试过填词的唱和。没想到，这一尝试，便开创了文人依曲填词的先河。词的产生，六朝是其滥觞期，隋朝、初唐、盛唐是其发展期，而中唐则是其形成期。唐代商业发展，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需要，大大刺激了词的创作。

   从词自身看，音乐至关重要，而唐代“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形成的“燕（宴）乐”，为词提供了最好的词调，燕乐的流行相应地需要与之相配的歌词，词正是在燕乐的这种需求下产生的。词是配合燕乐而产生的，但词体形成确立的具体过程，尚未有统一的定论，因为从隋代到初唐，传世的作品十分有限，其间的创作情况难以得到确切的认识。

   中唐时期，一些诗人如张志和、韦应物等也从事填词活动，但从他们的作品里却看不出其创作的具体过程，只有白居易创作的《忆江南》词三首，刘禹锡与之唱和，也填《忆江南》词二首，并在词下加自注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清楚地表明刘禹锡是依照曲调填词，而非依诗之句法为诗，完全是词的创作规范，这是迄今所知道的、被学界所公认的文人依曲填词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刘白这五首词，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唐末以后，文人依曲填词的创作活动，就肇始于刘白的这次唱和。白居易创作的三首《忆江南》词：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刘禹锡与之唱和的《忆江南词二首》：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颦。春去也，共惜艳阳年。

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刘禹锡这两首词作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初夏，彼时刘禹锡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二人均在洛阳，时相唱和，由此可以推断，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作于开成二年初夏或稍早的时候。

   刘词的第一首：写的是少女的惜春之情。“春去也”，写的是春天的悄然逝去，“柳风举袂”、“兰露沾巾”，却写春天欲去又依依的不舍之情。诗人运用拟人的手法，不写人惜春，却从春恋人着笔，写杨柳依依，丛兰洒泪，写得婉转有致，耐人寻味；最后“独坐亦含颦”，对时光的流逝而感伤，抒发了少女心中缠绵缭绕的惜春之情。刘词的第二首：写的是少女的伤春之情。开篇就发出“共惜艳阳年”的感慨：美景不常，须倍加珍惜；然后同样是运用拟人的手法，写流水落花随春去的情景；“无辞竹叶醉尊前”，写时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无奈，借酒消愁，伤春之去，所要表达的却是要珍惜美好年华的情怀；最后幻想雨过天晴之后，春天能够停留，青春能够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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