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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的咖啡馆

(2015-08-30 2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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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作为文化的吃茶店

施小炜

 

      小说家永井荷风(ながい?かふう,1879-1959)结束了海外游历(在美国先学习——主修法文——后工作,共生活了近4年;在法国则于日资银行里工作了8个月之后又花了2个月周游各地,计逗留10个月),于1908年7月归国后,从此便不再吃“米饭海苔味噌汤、烤鱼酱菜生鸡蛋”的日式“朝食”,改食欧式早餐了。他在1919年元旦这天的日记里写道:

 

      余帰朝後十余年、毎朝焼麺麭と珈琲とを朝食の代わりにせしが、去歳家を賣り旅亭に在りし時、珈琲無きを以て、銀座の三浦屋より仏蘭西製のショコラム二エーを取りよせ、蓐中にて之を啜りしに、その味何となく仏蘭西に在りし時のことを想出さしめたり。仏蘭西人は起出でざる中、寝床にてショコラとクロワッサンとを食す。(断腸亭日乗、岩波文庫、P23)

 

  这段文字,便是所谓的“汉文调”,凡我国人,即便不通和文,似乎亦可套用梁启超发明的解读法,将文中汉字挑拣出来勾串成片(我戏称之为“黑板擦翻译法”,即用黑板擦将假名部分拭去,翻译作业即告完工了。虽云世界之大,然与我们汉语有这等亲密关系者,只怕舍日语便再无它了。如若不信,请随便挑一句英文拿黑板擦译来看看),便可大致洞见其意了。读者诸贤不妨试着玩它一玩,体验一把“饮冰室”式的心智娱乐,看看有无炎暑之际痛饮冰茶的畅快。为万一计,在此权且添上几条语释,以作理解上的一助:1,“焼麺麭”就是烤面包,在日本直至二战结束之后,长期以来一直将葡萄牙文pão、法文pain译作汉字“麺麭”,而此二字在中国现已简化作“面包”,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至于其专利的归属,读者诸贤亦当有所悟了吧;2,“旅亭”自然是指旅舍、宾馆,即hotel;3,“珈琲”则系“咖啡”的日文汉字,不妨注意二者偏旁的差异,似乎一个强调豆豆的质感,一个关注其作为“入口之物”的性质;4,ショコラ即音读法文之chocolat,此词易懂,后尾倘再加一e,便与英文相同了;5,“蓐中にて”犹言“躺在床上”;6,クロワッサン为法文croissant(法式羊角面包)的日文讹音;7,有些难解的是“ショコラム二エー”,疑系Chocolat Menier的日语讹音,经请教小友、上海译文社法文编辑周冉女士,在Wikipédia上查到了:Menier est une enterprise chocolatière française fondée en 1816.···Celle-ci,···vend des produits pharmaceutiques et des medicaments à base de chocolat aux vertus thérapeutiques.这是一家创立于1816年的法国巧克力厂商,经销医药品及主要成份为巧克力、具有医疗效果的制剂——当时的人们相信巧克力是一种药。此处Chocolat Menier当指该公司出品的巧克力粉,这是厂商名被用作商品名的又一例证。

                      

      新年期间,日本在习俗上有着一整套的传统节庆食谱,据此,元旦早晨是应当吃“御雑煮”即杂煮饼的,然而荷风却我行我素一如平日,仍旧是“啜”了“一碗chocolat”,“食”了“一片croissant”,还在该词旁自注曰:“三日月(炜按即月牙之谓)形面包。”并说明这是从银座尾张町一家店名叫做“维也纳咖啡”的店里“购”来的,店主是个“米人”即美国人。

      咖啡馆,日本人每每称之为吃茶店,它不单单是某种文化语境的产物,同时其本身就是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物化形态。咖啡馆的自西洋登陆东瀛日本,非他,径直便可视作以肉眼可见的物质化形态昭显了西洋文化的东渐。日本自然主义小说的重镇田山花袋(たやま?かたい,1871-1930)晚年回忆在日本近代文明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代表性著名书店“丸善”时,曾经这样写道:

 

   十九世紀の欧州大陸の澎湃とした思潮は、丸善の二階を透して、この極東の一孤島にも絶えず微かに波打ちつつあったのであった。(東京の三十年、岩波文庫、P168)

 

      十九世纪欧洲大陆的澎湃思潮,透过丸善的二楼——位于日本桥的丸善本店二楼,卖的都是欧洲舶来的“洋书”——不舍昼夜地冲击着这远东小小的孤岛。然而事实上,汹涌袭来的西洋思想文化,不单单是通过书籍和书店这条渠道,同时还通过咖啡与咖啡馆这一通道,冲击着同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倘如说荷风朝食的“弃和取洋”还与其留洋体验密不可分,被目为“日本史上最早的café(咖啡馆)”,却是由一位从未走出国门的年轻人创建的。

油画家松山省三(まつやま?しょうぞう,1884-1970)在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学画时,时常听到其恩师、曾经留法九年的大画家黑田清辉(くろだ?せいき,1866-1924)一再谈起巴黎的café ,心驰神往已久,决意要在日本也创办一家像巴黎那样的café,供文人墨客艺术家们欢聚一堂谈天说地辩文论艺,于是便在1911年3月与友人携手,在银座开设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其实就是巴黎式——的咖啡馆,由其挚友、戏剧家小山内薰(おさない?かおる,1881-1928)命名为Café Printemps,意为“春天咖啡”。经营上实行会员制,著名作家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诗人北原白秋,批评家、戏剧家岛村抱月等一流文士都名列会员阵营,还有一批新进气锐的青年画家。该店虽然处处以巴黎为榜样,却也有大胆创新之处:巴黎的café里,侍应生均为男性,而Café Printemps却一律使用青年女子做“女给侍”(waitress),大受顾客欢迎——毋庸赘言,那顾客么,大抵皆为男性。

 

 

       吃茶店·咖啡馆不独是文化传承之地,更是文化创造的现场。在这里,诗人、小说家和画家们海阔天空议论风发,激发起创作的情热,撞击出灵感的火花,催生下艺术的硕果。其实早在松山省三的Café Printemps出现之前,东京的文人们就已经自发地寻找类似的平台,定期聚会,切磋琢磨,交流思想,形成了诸多流派,将日本文坛妆点得花团锦簇、繁荣多彩。不妨说日本人不同于西洋人的最大特质之一,恐怕就在于更喜爱“拉帮结派”吧,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大概要叫做“抱团取暖”。一部日本“近代文学史”,从尾崎红叶、山田美妙们的“砚友社”开始,或紧密或松散的各类作家群体层出不穷,与西洋作家大体是单枪匹马独来独往的行为风格大相径庭。这些小团体大多以“某某会”命名,著名的有以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1867-1916)为中心的“木曜会”,因他的学生们每周四前往老师府上闲谈文学而得名——日语称礼拜四为“木曜日”;再如岩野泡鸣(いわの?ほうめい,1873-1920)主宰的“十日会”,每月十日这天例行聚会则是会名诞生的原因。“十日会”会场起先就设在泡鸣自己家里,后来改到了神田万世桥的西洋料理店“ミカド”,这“是个轻松愉快的会,倘使吃了晚饭以后去,只须付一毛钱的红茶钱。若交纳一块钱会费的话,就可以享用一份一汤两菜的西餐。”(広津和郎,年月のあしあと,講談社文芸文庫,P107)

       虽然“本格的”巴黎式咖啡馆也许当以Café Printemps为始,但咖啡却与西餐一样,早早地就已经登陆了日本列岛。还在1900年代初,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蒲原有明等人就自然形成了“龙土会”, 因为是借用位于麻布龙土町的西餐馆“龙土轩”二楼开会,遂得此名。据花袋说,该店的法兰西料理味道甚美,起初是画家们时常光临,后来好像是象征派诗人蒲原有明(かんばら?ありあけ,1876-1952)率先探访,后来又将自然主义小说家国木田独步(くにきだ?どっぽ,1871-1908)拉了去,“料理的好吃不好吃倒在其次,相形之下,毋宁是‘法兰西料理’这个词儿,吸引了年轻的我们的兴趣”(花袋语),而这,恐怕又可以理解为“我们便是如此地憧憬着外国文学”(花袋语)的物化形态吧。

      “龙土会”一般被目为早期自然主义派的交友圈,而花袋也认为该会前期的中心存在是独步,从侧面为这一看法提供了支撑材料。而“潘之会”则被看作是与之抗衡的浪漫、唯美派青年作家们的交友圈。“潘(Pan)”本是希腊神话里的牧神,被认为是及时行乐的享乐之神。该会的发起人为北原白秋、木下杢太郎、长田秀雄、吉井勇等一班诗人以及石井柏亭、山本鼎、森田恒友、仓田白羊等一群画家,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他们将东京比作巴黎、将隅田川比作塞纳河,将隅田川边的西洋料理店比作塞纳河畔的café,每月聚会数次,尽情享受青春盛宴,将潘之会做成了反自然主义的“耽美派”艺术运动的力场,甚至吸引了诗人兼雕塑家高村光太郎、翻译家兼批评家上田敏、著名公知小说家永井荷风等人。

      如是,其实不妨说早在Café Printemps诞生之前,东京的文人墨客们就已将各类“西洋料理店”当做巴黎式café的代用品,并运用自如了。而Café Printemps则堪称是应运而生,引领了历史的嬗变,满足了文坛的需求,并催生了大批的跟风追随者,许许多多的咖啡馆随之纷纷问世,好似雨后春笋,从此开启了日本的“咖啡馆·吃茶店时代”,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日本吃茶店·咖啡馆文化。

       吃茶店·咖啡馆,既不同于家庭那样充满烟火气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场,又绝非超凡脱俗远离现实的虚景幻境。它浮游于纯世俗性与纯虚拟性之间。它的的确确构成了世俗生活场的一片洞天,同时又不可否认地具有鲜明的超日常性。它见证过形形色色的人生际遇,孕育过千姿百态的青春美梦,成就过不计其数的心像追求。后来成为左翼文学代表作家、在近代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的佐多稻子(さた?いねこ,1904-1990)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于18岁时上京谋生,就在东京大学附近的café“红绿”做了个“咖啡女”。正是在这家咖啡馆里,她结识了杂志《驴马》的同人、东大生中野重治、堀辰雄和中野的高中同学、为了追求文学梦想而放弃学业边做邮局职员谋生边坚持文学活动的漥川鹤次郎(くぼかわ?つるじろう,1903-1974),并在漥川的鼓励下开始小说创作,走上了文学之路。两人志同道合,相思相爱,结为人生伴侣,共奏了一曲文坛佳话,虽然最终未能白头偕老,毕竟也携手走过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咖啡馆便是这样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舞台,日日上演着种种人生故事,而透过它去重新审视文学史,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角。

2015.4.4.于安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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