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说

阅读笔记

胡泳（北大新闻信息教授）说，26年前《数字化生存》一书核心不是数字文明，而是数字社会。

是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变的社会，其主要特征是从原子变为比特。如今，数字化、智能化和自动化“三化”叠加，数字社会便已成型。

从技术发展角度，可以抛弃数字化生存这个词。但如果考虑在数字社会转变，深层次的根本问题，比如个人隐私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安全和自由的关系，平台的便捷性和用户权利之间的关系，个人知识产权与公共版权的关系等等，那么，数字化生存其实远远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进入到攻坚阶段。

一、

数字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显然说明它是一个综合体。

大家心中的文明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可以衡量社会的教育程度、人均寿命、医疗条件、住房分配、法制健全、个人权利等。这一系列的指标说明，文明跟非文明之间是有界限的。

有一套评价体系，可比较的量化指标。数字化程度、数字社会等相对容易比较，但数字文明不同。

谈数字文明，衡量的是开放度和包容性，而非先进性。如果衡量数字城市指数，中国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应该排在世界前列，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网民应用，它们要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先进。但是，衡量数字文明要就低不就高，要考察它的包容度有多大，它在何等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展。

城市文明与否，更关注的不是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而是这个城市能否推轮椅出门。包括北京在内很多城市真出不了门。适老性在数字时代也做得不好，例如强制人脸识别，对老年人相当不友好，其实体现出尖锐问题。

二、

从历史的角度，技术影响文明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并非信息文明，而是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来了，将财富的增长从算术级提速为几何级，其特点就是全球扩张。英国发明蒸汽机后，扩张到全球。这比信息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且具有可见性。

而对于信息技术，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以大量数据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他的样本是以1970年为分界线，此前增长迅猛，此后增长一路放缓。1970年以来的几十年并没有发生1870-1970年那样的革命性变化。

信息革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工业革命的三分之一。

美国经济真正增长的时候就是上世纪20年代为高峰。但信息技术作用并不明显。目前最大的改变是首次制造了一个虚拟社会。人人都在其中，是首次通过信息文明实现的。从网络空间到元宇宙，虚拟社会的入口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屏幕。随着注意力的转移，用户可以随时离开此时此地，到达彼时彼地。

三、

技术有倾向性，认清其话语背后的逻辑。

一种技术采用与否，实际上牵涉到全社会的利益，这个结论不是由厂商承担，也不能被政府决定。觉得提科技向善比不提要好，但向善不能只是一句口号，也不能等同于每年花多少钱做公益。做公益是好，但与科技向善无关。

当年，谷歌说不作恶，大家就会举很多反例说你自诩不作恶，但你出过很多问题，所以是很虚伪的企业。

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万恶的资本家，这并不符合现实，也对社会无益。回到企业家的定义，除了追逐利润，也需要创新。

关键是要避免技术鸿沟/数字鸿沟，与现实的社会鸿沟结成一体。数字鸿沟表现为一个技术问题，但它本质上是社会问题。

数字文明的共通的支柱，为四大力量。第一，政府。第二，企业。第三，用户。第四，科研机构。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但不是互联网强国。大国这四大支柱，缺一不可。不仅要分析某一股力量自身演变的逻辑，同时也要分析它与其他力量的关系。

四、

社会的分裂阶段尚未完成，现在还很难达成共识。两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不能和平共处，最后就血流成河。战后，社会意识到必须遏制民族主义，制定联合国宪章予以约束，组成欧盟尝试跨国家的联合。这就是一种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俄乌战争可能会构成转折点，一旦出现核阴影，那就是逼近底线。人类还是得保持一致。因为大家总得生存，不能同归于尽。

人口上，中国在全世界就占近1/5的比例，如果把中国整个人口的数字文明程度提高，其实就已经对全人类已经做出巨大贡献。工信部人士说，3G我们是跟随者，4G我们是平行者，5G我们已经是领先者了。但是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被卡脖子，中国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低调一些，不做引领者，做一个倡导者、贡献者。我们都已经解决了十几亿人的问题，对于世界已经是很大的贡献了。（2022年03月31日财新网）（2022/03/31老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