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是民间信仰的一个载体，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农耕社会，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人们就寄希望于图腾、祖先和神灵，希望得到冥冥之中的庇佑。

“皇权不下县”，旧时的乡村治理，主要依靠士绅。所谓乡、里、都、图，都是官府设置由士绅治理的自治组织。此外，还有血缘联结的宗族制度和就近居民皈依一座寺庙的“庙脚制度”。它们之间立体、交叉，共同维护着社会秩序。

这种信仰认为，冥冥之中能支配人的一切，决定人的生死命运，即使死后也要从生前皈依的庙里领一份“关牒”，否则就会成为孤魂野鬼。这样的传说让人们产生恐惧，使之不能不规矩做人，不能不重视庙宇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会有庙的存在，无论市井、乡村，无论多么偏僻。据我市民俗文化研究者赵伟伦先生统计，在旧慈溪县的境内，共有庙宇（不含佛教梵刹和宗族祠堂）503处。赵先生说：“根据光绪《慈溪县志》（以下简称《光绪志》）的记载和本人的社会调查，主祀的虚空菩萨，历史名人或本族有名望的祖先占60%以上，民间传说（神话）中的人物占20%左右，其余已无从考证。”

虚空菩萨，是宁波一带的称谓，其实是所崇拜的人死后所谓的精灵——神。神经过民间长期的筛选。究其目的，一是为了报恩，二是希望庇佑。从《光绪志》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庙祀的历史名人，大多是赢得老百姓敬慕的安境佑民人物，当地曾深受其泽，如大禹、任侗、房琯、王元暐、吴潜等，人们通过祭祀，来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从未到过本地的如郭子仪、薛仁贵、文天祥、狄仁杰、范仲淹等，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或清官，祭祀他们，是希望得到他们的庇佑。

由于历史的原因，庙宇曾被当作封建迷信破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各地民众又开始自发修复部分庙宇。但是，由于中断祭祀的时间太长了，民间对庙祀人物知之甚少，很多人甚至不知观、寺、庵、庙的区别，将道教、佛教混为一谈，使庙成了纯粹的迷信活动场所。不仅如此，很多观、寺、庵、庙还卷入了经营大潮，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因此，发掘庙祀人物的生平事迹，对破除迷信、杜绝不当动机、提高当地的历史文化氛围，增强年轻一代的爱乡爱国情感，是很有意义的。

一、兴修水利，功在千秋

水利兴则天下定、仓廪实、百业兴。作为农业大国，兴修水利历来被视作治国安邦、造福于民的大事。一部治水史，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旧慈溪境内，祭祀治水人物的寺庙特别多。如吴潜，仅三七市集市周围就有吴公庙、吴大郎庙、吴侍郎庙、上湖头庙、下湖头庙、吴君庙等8处之多。

吴潜是南宋人，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治郡三年，勤政爱民，政声斐然。他从踏上宁波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把目光投向了治水大业，从而让“慈定鄞三邑皆蒙利焉”。河流得以疏通，塘、闸、碶、坝、堰得以兴建，明人冯瑛的《讴思庙记》说：宋丞相吴公“堰双河、浦吴闸、坝小新，种种不可枚举，公尝有诗云：‘数茎半黑半白发，一片忧晴忧雨心。’仅慈溪一邑可见。”吴潜治水的一大创举是在平桥河创建水则亭、水则碑，镌刻“平”字于石上，成为全城统一的“水则”标识，利用平水的原理，及时发现灾情，掌握防洪排涝的主动权。他亲作的《平桥水则记》说：“余三年积劳于诸碶，至洪水湾一役，大略尽矣。……平桥距郡治，巷语可达也。然于此郡之丰歉不能忘，故置水则于平桥下，而以‘平’字准之，后之来者，勿替兹哉。”

宁波名垂青史的治水功臣很多，一茬又一茬的主政者、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不断传承着治水大业。正是有了这种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宁波才得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二、孝治天下，国泰民安

一个人的境界高低，其衡量的标准是看这个人是否具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慈悲之心和宽容之心。有了敬畏、感恩、慈悲和宽容，人就会变得坚定、勤奋、上进；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值得信赖的好人，而这一切都源于孝。

孝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渊源。从唐玄宗亲自为《孝经》写序并下诏颁行来看，“孝治天下”是两千年封建帝制的治国纲领。唐天宝年间的“孝假”，免征居父母之丧者的劳役赋税；民间以“善事父母，养老送终”为主要内容的孝行美德，都是对《孝经》的具体实践。官府对于尽孝道的典型人物，除了或蠲免其赋役、或奖励其物质外，事迹突出者还向朝廷举荐，由朝廷授官或旌表褒奖，载入史册。旧慈溪就因孝子得名。境内有很多孝子庙。汉董黯、唐张无择、宋孙之翰等孝子的事迹被载入史册。

据《四明谈助》记载：董黯，鄮县人，住城北阚山南麓谈妙涧，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其幼年丧父，与母相依为命。母患痼疾，一日对儿子说想喝娘家的大隐溪水。董黯立即去三十里外的大隐挑水，以后又不停往返。母心疼儿子，索性与儿迁居大隐溪滨。不知是水的甘冽沁入母亲的心田，还是儿子的孝行感动了上苍，董母喝着大隐溪水，病竟渐渐好转。其事迹被官府获知后上报朝廷。据《董氏家谱》记载：汉和帝于永元八年二月十五日，颁《征孝子董黯擢议郎》诏书，而董黯为了奉养母亲没有奉诏去做官；董黯去世后，汉安帝于延光三年六月六日颁《为孝子董黯立祠》诏书，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里人有感于董黯母慈子孝，将大隐溪易名为慈溪。唐开元二十六年，句章故地复县，为纪念董黯，弘扬孝道，冠慈溪为县名。南宋大儒杨简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县又以是名，则是湖宜亦以慈名。”阚峰下的德润湖，从此也被称作“慈湖”。

据雍正《宁波府志》：“张无择，字君选。永隆初(680-681)由进士举明经。……迁华阴令，属罗织狱起，无择每以恤民为己任，未尝私附朋党，民赖以宁。……寻刺和州，丁父袁州司马叙忧，奉丧归里，葬于邑之虎胛山。负土结庐，三年不栉，七日绝浆，感醴泉芝草之瑞。服禫、辞禄、庐墓，以寿终。宋嘉定十四年，邑令赵崇遂附祀于董孝子庙。”张无择，金川乡招义村（今三七市镇三七市村一带）人，其在父亲墓旁搭草屋长年相伴的事迹，广为传播。二十年后去世，诗人贺知章为其撰墓志铭。为纪念这位孝子，里人将虎胛山下的河流称为无择浦，浦上的石桥称为无择桥，其故居三七市镇独山建有张孝子庙。

宋孝子孙之翰，金川乡鸡鸣山（今三七市镇二六市村）人。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母病又久不见好，日夜侍奉母亲以致昏厥。一日，他去城里买药遇一位资深郎中，上前请教：“我母吃不下睡不好，总说心疼难过，可有良药。”郎中听了病症后说：“这是不治之症，难啊！”孙之瀚拜倒在地：“先生救我母亲。”郎中无奈地告诉他：“只有一药可救，可历代没人敢用啊。”孙之瀚苦苦追问，郎中只好告诉他：“人肝入药，才能治愈你母痼疾。”孙之瀚于是长跪不起，恳求郎中帮他取肝。郎中看这位孝子救母心切，就带他回医馆开刀取肝，再派人送到孙之瀚的家中让其亲戚熬粥。其母食后如饮酒沉醉，酣睡整宿，次日醒来霍然痊愈，里人传为奇闻。沿海制置使赵伯圭和其母国太夫人张氏闻听此事非常震惊。赵伯圭是八贤王赵德芳的七世孙、秀安僖王赵子偁的长子、宋孝宗赵昚的胞兄，他两知明州，为政宽和，浚湖陂，兴水利，平冤狱，颇有建树。母子俩在察看孙之瀚剖腹疤痕后嗟叹不已。伯圭欲报朝廷褒奖，被之瀚婉言阻拦。延祐《四明志》对此有详细记载。《光绪志》说孙之翰“厚于兄弟，睦于宗族。周急矜亡，先义后利。”其去世后，由南宋大儒杨简撰墓志铭。

三、匡时济世，除暴安良

晋代的鲍盖是受庙祀最多的名人了，仅旧慈溪城的西南一带就有灵应庙、新经庙、郑山庙、妙山庙、扶湖庙、临江庙、灵显庙、灵应庙、隆兴庙、槠树庙、高岩庙、支谿庙、康山庙、潘村庙、周村庙、下林庙等21处之多。唐代的孙思邈也庙祀甚多，仅句章故城周遭就有4处。可见，匡时济世、除暴安良的人物，历来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据乾道《四明图经》和历代的《四明志》、历代的《慈溪县志》记载，鲍盖是鄮县人，永兴三年任鄮县县吏，为官清正，深受百姓爱戴。建兴四年大灾，老百姓流离失所，以草根树皮度日。鲍盖押粮船在海上遇风浪驶入鹿江（今高钱）避风，途见饿殍遍野，于心不忍，毅然将所押送的粮食全部赈济灾民。由于难以交差，自己投江自尽。老百姓感其恩德，立祠为祀。《光绪志》说，鲍盖去世三十年后为神，仍以匡时济世为怀。梁武帝大通间（527-528），盗贼猖獗，一个叫益诞的人聚众三千，号“奴钞”，会稽、永嘉、临海、海盐、明州等沿海一带百姓深受其害。官军久剿不胜。一日，鲍盖托梦给明州刺史萧袛，“愿助破贼，将以八月十三日破之。”是日，奴钞果然来犯余姚，一时退潮，船舶陷于姚江的淤泥之中，被官军悉数俘虏。萧袛将此情奏告朝廷，武帝封鲍盖为永泰王，并赐“永泰王庙”额。后历朝又多有封赠。这个故事就流传至今。

孙思邈是唐代名医，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中医药理论的先驱者，被后人誉为“药王”、“医神”。据史料记载，他高寿，享年141岁，18岁就学医，20岁开为乡邻治病。在峨眉山、终南山、太白山、五台山一带行医、采药达100余年，临床经验极其丰富，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颇有研究，有24项研究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不仅医德高尚，对病人一视同仁，还淡泊名利，周宣帝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欲授予爵位，唐高宗欲拜其为谏议大夫，他都固辞不受。他一心致力于医学，著书达80余种，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的影响为最大，千百年来，两部巨著不仅为老百姓带来了莫大的福祉，对后世的医药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孝子井：

http://s11/mw690/002YmT9mgy6GxsAPkxAda&690
鸡鸣山下：
http://s5/mw690/002YmT9mgy6GxsD0hla94&690

上湖头庙戏台：
http://s10/mw690/002YmT9mgy6GxsDBvM529&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