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钧的故事

——读李约瑟《文明的滴定》

     曾经是英国生化学家的李约瑟博士（1900——1995）因为爱上了一位叫鲁桂珍的中国姑娘，从此也爱上了中国。不仅如此，在学术上他也开始改弦易辙，由生物化学转向了科学史研究——当然是关于中国的科学史，却还是一犁耕到头——历时近半个世纪编著了洋洋七大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令人称奇的是，因为前妻亡故，李约瑟博士以89岁的高龄正式迎娶85岁的鲁桂珍，而此前鲁桂珍则一直以第三者的身份与李约瑟夫妇和平共处，并为李约瑟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立下汗马功劳。当然，使李约瑟闻名世界的并不是这段几近穿越的异国婚恋，而是因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起的李约瑟之问或李约瑟难题。

    我当然只是捷径式地阅读了他的论文集《文明的滴定》一书，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李约瑟之问的基本了解，因为所谓李约瑟之问，恰好是本书第六篇《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明确提出的：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以及“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提出者，李约瑟本人似乎无意成为这一难题唯一权威的解答者，尽管他在《文明的滴定》一书中作了种种假设、推断和分析，但他只是对第二个问题中的事实部分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期间，中国人在技术方面占据着非常支配的地位。在本文中（指《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引者注），我们将提到有效挽具，冶炼钢铁技术，火药和纸的发明，机械钟。诸如传动带、龙骨车等基本的机械装置，变旋转运动为往复运动的标准方法，弓形拱桥以及像船尾舵之类的航海技术。古代和中世纪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工匠对世界的贡献远比亚历山大里亚的力学家和能说会道的理论家多得多。”（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47页，商务印书馆2018年12月北京出版）

    李约瑟博士还始终提醒人们必须对古代及中世纪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作出区分，这是因为许多人都习惯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科学技术，以至连中国人自己也信以为真，这其中包括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论文中如是说：

    我想斗胆下个结论，中国向来没有科学，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希望了解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对他们来说，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也不是增加外在财富。（转引自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103——104页）

    冯友兰的这个观点恰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相得益彰，汤因比认为欧洲人对机械等科学有特别的爱好，而李约瑟对此都表示了坚决的否定：“今天已经很清楚，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垄断哲学上的神秘主义、科学思想或技术能力。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说，对于外在不感兴趣；欧洲人也不像汤因比所说的那样富有原创性和发明才能。之所以会有这种悖论，部分是因为‘科学’一词的含义出现了混乱。假如我们仅仅把科学定义为现代科学，那么科学的确起源于文艺复兴晚期，兴起于16、17世纪的西欧，以伽利略为转折点。”（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105页）。而令我们这些科盲感到意外的是，李约瑟把现代科学的诞生主要地只解释为一个数学问题：“仅仅在那里（指伽利略时代的西欧，引者注）产生了把数学假说应用于自然这一基本原理，以及把数学用于相关问题，总之，仅仅在那里出现了数学与实验的结合。”（同上）而在李约瑟看来，中国人在数学方面似乎有着先无的缺陷，即“中国的数学思想总是深奥的代数式的，而不是几何式的。”（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6页）

    李约瑟之问无疑是一个非常宏大而复杂的难题，不过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自从这一难题问世以来，似乎很少引起国际性学者的应有热情，国内的学者亦同样表现冷谈。而我则以为，至少对于国内学者来说，研究李约瑟之问的意义绝不在研究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或是汉娜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课题之下。在《文明的滴定》所收录的首篇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中，李约瑟已经从“科学家和工匠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地位”、“封建官僚社会”、“发明与劳动力”、“哲学和神学的因素”、“语言因素”、“商人的角色”这几个方面对“李约瑟之问”作了简略的探讨与解答，而本文只是就其中“科学家和工匠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地位”一节中提到的有关马钧的故事，作一番管中窥豹式的探寻。

    马钧虽然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机械发明家之一，却名不见经传，所谓的《马钧传》不过是裴松之注《三国志 杜夔传》的注文，可谓是附件的附件了，好在古人注书不拘一格，常常有注文篇幅超过正文的。

    我们先来看看李约瑟是如何描述马钧的：

    心灵手巧的工匠马钧（约公元260年）改良了绫机，（马钧，三国时期曹魏人，引者注）建造了一个用水力操作的水转百戏，发明了后来在整个中国文化区广泛使用的翻车，（和后来的达芬奇一样）设计了一种旋转式发石车，并利用一种简单的差动齿轮成功制成了一辆指南车。他的朋友傅玄为他写了一篇著名的纪念文章（即《马钧传》，引者注），傅玄谈到马钧辩不过那些受古典文学传统熏陶的老于世故的学者，虽然马钧的仰慕者想尽了办法，但他从未居公家要职，甚至无法证明其发明的价值。这篇文章最清楚不过地揭示出科学技术在士大夫的封建官僚传统中难以进步的原因。（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19页）

    而在傅玄《马钧传》中，（傅玄，三国魏末晋初时的思想家）则说马钧虽为天下之名巧，却“不自知其为巧也”，他也从不跟别人谈自己的技术，所以也鲜为人知，但他的诸多发明又无一不是“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的典范。然而，既使在当时，就有一位叫裴子的且号称“精通见理”的上国之士，对马钧的创造发明“闻而哂之”，还故意出题目刁难他，使马钧“口屈不能对”，裴子却因此洋洋自得。傅玄忍不住对裴子说：“子所长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马氏所长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长，击彼所短，则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难彼所长，则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者，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剌，必已远矣。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之所以不对也。”（引自百度“马钧传”词条，下同）这最后一段的解释是，机巧之类，是天下极微妙精深的事情，您（指裴子）并不理解还要不停攻击，那攻击的内容一定离题万里，他（指马钧）内心并不同意您，但嘴上又说不过，这就是马先生不再应对你的责难的原因了。

    接着作者又指出，象裴子这样的文人学士，只会高谈阔论，而有许多事情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证明。现在的政府官员不但不对原本可以用实践来辩别真伪的事加以确认，反而想当然地用言语去压制别人的才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此所以多废也。”而马钧的创造发明，都是创新的东西，开始的时候也不一定都正确，由于他有时会有错误，就不去支持他、任用他，那么杰出的奇才就无从产生了。

    最后作者感叹道：“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盘、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即张衡，引者注）不能过也。公输盘、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但张衡、马钧的官职都不是工程一类的，所以技术的巧妙不能贡献给国家。“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傅玄虽然也是那个时代的上国之士，可惜其所著的《傅子》已失传，但已经是士大夫中的另类了。他对马钧这样的“天下名巧”独具慧眼，并撰文细述工匠们艰难的创新之路，谴责文人墨客的蔑视和诋毁，遗憾当朝政府“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以至“美玉所以见诬为石”，“不世之巧无由出也”。但傅玄并没有也不可能发出类似的李约瑟之问，而只是将问题归咎于封建官僚的用人不当，处事不明，归咎于上流精英的傲慢与偏见。但事实上封建官僚和社会精英对科技人才的歧视，最根本的原因当与中国两大主流意识形态即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传统有关。

    入世的儒家向来“把兴趣纯粹集中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上”（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23页），而很少将科学技术和各类工匠放在眼里，甚至看作是怪力乱神。当年冯友兰先生或许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希望了解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从而得出了“中国向来没有科学”的结论。

    “道家虽然对自然的兴趣很强烈，但这种兴趣往往是神秘的、实验的，而不是理性的、系统的。”（同上）同时，由于道家信奉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却又“欣赏相对主义以及宇宙的博大精深，所以在未奠定牛顿式世界图景的基础之前就在摸索一种爱恩斯坦式的世界图景。科学沿着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发展的。”（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294页），李约瑟因此认为中国的科学“只能在一种大体上经验的层面上发展。”（同上）道家的这一特征我们完全可以从《老子》第五十七章中的一段话得到印证：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善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在老子看来，人的智巧越多则世间的奇诞怪事越多，民众的创造发明越多则国家越混乱。因为智巧和利器只会摧生和膨胀人的欲望，而无欲恰恰是人类返朴归真的唯一路径。老子的这一思想，后来还常常成为儒家学派用来反对法家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利器。就在西汉初年的那次盐铁会议上——李约瑟曾称“《盐铁论》这部卓越的著作读起来就像是政党会议记录”。（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169页）当时以桑弘羊为首的法家改革派引用管子的话说“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陈桐生译注《盐铁论 本议第一》中华书局2015年4月北京出版，下同）许多“养生送终之具”，都得“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而儒生则说：“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在儒家学派看来，政治正确、道德高尚远比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来得重要，因为“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因此还提倡要“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

    与工匠遭遇同样不幸的还有商人，而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列似乎表明中国的商人比工匠还低人一等。这或许是因为自孔子豪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后，财富从此便失去了其应有的精神价值。虽然财富“能给人舒适，但不能给人智慧，因此在中国，富裕带来的威望比较少”，（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187页）”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的官僚和士大夫在他们失意时，宁愿耕读传家而耻与商人为伍。而在李约瑟看来，“商人阶层掌权与以及他们的民主口号是西方现代科学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在中国，士大夫及其官僚封建制度始终有效地阻止了商人阶层掌权或执政。”（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138页），他因此还推断，“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社会兴起，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商人阶层未能形成气候。”（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173页）

   最后，我想非常值得将李约瑟博士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两千多年来的官吏制度把全国的精英都吸引到了文职部门。商人虽然可以获得大量财富，但从没有安全保障。他们须服从禁令，过度的课税和各种政府干预可能会剥夺他们的财富。此外，他们从未有过自己的精神目标。在历史上每一个阶段，既使是富商人家的孩子，其唯一的志向也是做官。这就是士大夫阶层的光明前景，因此若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进入这个阶层，每一个年轻人不论出身，都想成为士大夫。由于这种普遍状况，中国文化的商人阶层显然不可能获得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在国家中的那种权势和影响力。换句话说，若想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最好先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商业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第27页）

                                             写于2021年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