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以必不必

——《老庄学院》第五课

     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曾谈到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他认为，庄子与孟子同时代，和名家惠施是好朋友。但《庄子》一书却可能是公元三世纪注释《庄子》的思想家郭象所编著，这意味着《庄子》是一部道家思想的汇编，其中反映了道家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冯友兰先生将道家分为三个阶段，即先于老子的杨朱阶段，然后是老子阶段，再是庄子阶段。因此，也只有反映道家第三阶段思想的篇章才称得上是庄子自己的著作，但即使这一部分，也不能十分肯定地说都是出于庄子的手笔，或是由他的弟子陆续完成。

    我们因此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不要说《庄子》一书中篇与篇之间鲜有逻辑或结构上的关联，就是同一篇章中的上下文有时也只是一种松散形的关系，甚至风马牛不相及。比如在《庄子 列御寇》中有这样一组文字：

    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

    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但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悲乎哉，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

    这四段文字中，第一段说的是知道易，勿言难；第二段则说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第三段言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第四段则言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

    这一现象让我感到，我们读《庄子》，不必较真于文理上的缜密，即使从思想上探究，也只能从大的老庄哲学的范畴加以把握。如上面四段文字，我以为重点当在“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这一段上，而第一和第四段即使放在任一篇章中也不见得突兀和生硬。

    “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这段话如翻译成余姚话可能更好懂：

  “圣人把一定介几的事情，当作勿一定介几，所以没有搞七廿三的事（争端）； 多数人则把不一定介几的事情当作一定介几，所以搞七廿三的事就多。一个人如果不怕搞七廿三的事情，说明他要心足（贪求），而一些人样样事体都勿肯息，要弄过明白，那是迟早要吃生活（苦头）的”。  这段话，让我感觉庄子哲学对于年轻人或许是消极的、负面的、出世的。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实不失为养生宝典。

    我们先从“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这段话说起，事实上，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还有好多潜台词。首先，朱泙漫倾千金家财学徒三年，而且成绩优异，结果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为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专业不对口，没有龙可屠啊，事实上却是“众人以不必必之”的绝好例证。本来，学习屠龙技术与屠到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这是“不必”之事，但朱泙漫却以“不必必之”，不仅花巨资，还寒窗三年，值啊，三年后只要能屠到龙不是连本带利都收回了吗？虽然，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包生儿了包生囡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人生在世是否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而在于人们的认知是否发生了偏差。人的认知发生偏差一般有二种情况，一是不知，无知，如朱泙漫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世界上已无龙可屠；二是认知受到了情感的困扰，或迷信于权威，或为情绪所左右。

   其次，冒险是或必或不必而必之，但冒险者对结果的不确定性心知肚明。而“以不必必之”则是当事者因为认知上的偏差不但对不必之事以必求之，还以必期待之。这样的人，不但“多兵”，如果“顺于兵”则意味着“行有求”，这个“行有求”，人们还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赞誉之。但问题是，如果最后的结果完全事与愿违，就很可能导致心理受挫、神情沮丧、忧天尤人，甚至不择手段以求亡羊补牢或拼个鱼死网破，这就是庄子说的“兵，恃之则亡”。有大量的成语似乎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因为“以不必必之”而导致的悲惨故事，如“反目成仇”、“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祸起萧墙”、“劳燕纷飞”、“形同陌路”、“横刀夺爱”等等。而圣人则坚持“以必不必”的人生态度，不但无兵，还怡然自得。

    庄子的这个“以必不必”还让我联想到电影《教父》中的一句著名台词：“把意外当作是对自己尊严侮辱的人是永远不会再遭到意外”，而《教父》中的这位黑帮大佬同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说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这句话仿佛是说“不要说必然，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同样也可理解为“不要说不必然，没有什么是不必然的”。对于一位把脑袋系在腰带上的黑帮老大来说，他居然能够将意外（即偶然、不必）当作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侮辱，可见他将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以不必必之”。

    显然，这是完全不同于众人的那个“以不必必之”，众人是以一种无知的、盲目的、侥幸的、投机的心态和方式“必之”，而《教父》中那位黑帮老大的“以不必必之”，却是在充分认识到“以必不必”的前提下的“以不必必之”，也就是说，他在认知上是圣人的“以必不必”，但在行动上却如超人般的“以不必必之”。而中西文明的历史进程似乎也表明，人类历史的进步并不总是由圣人所引领，或更多地为超人所开拓。也许，正是老庄思想风行中国以后，华夏民族就再也没有诞生过诸如“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的超人了，而“普罗米修斯”、“西西弗斯神话”却一直为西方文明所津津乐道。有意思的是，普罗米修斯的格言恰恰是“以必必之”：即“一个人只要认识到了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他就必定会忍受命中注定的一切”。

    虽然“以必不必”乃为圣人之举，尽管其中的宿命论色彩也不言而喻，但在庄子的世界里并非没有凡夫俗子的一席之地。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认为，庄子将人的快乐分为相对快乐与绝对快乐，而普通人则当有享受相对快乐的权利。所谓相对快乐，一方面指快乐的相对性，如大鹏和小鸟各有快乐，“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是一种快乐，“翱翔蓬蒿之间”未尚不是一种快乐。另一方面，相对于圣人无所依持的绝对快乐，众人的快乐虽有所依持，但只要顺乎天然、适性而为也同样是一种快乐。但是，即使是众人，他若要获得相对的快乐，也必须对自然与性命（此性命当指人的本性与命运）有一个理性的认知，以避免受到感情的困扰而失去“心灵的宁静”。道家称此为“以理化情”，而斯宾诺莎则表述为：“人越多了解事物的因果由来，他就越多地掌握事件的后果，并减少由此而来的痛楚”（斯宾诺莎《伦理学》，下同）。而众人所以“以不必必之”是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因果由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一无所知，从而常常陷于争斗与苦难。一如斯宾诺莎所说：“懵懂无知的人不仅由于外界的各种因素而焦躁不安，以至于永不得享受心灵的宁静；他对神和万事都懵懂无知，若不痛苦，便无法生活，真正不痛苦时，也就不存了了。有智慧的人，在他被认为智慧的范围内，心神泰然，还由于意识到神、万物和自我，因具有某种永远的必然性而时刻存在，由此得以安享心灵的宁静”。

                                    写于2020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