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人论礼

——阿姚说礼之三

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讲礼，如孟德斯鸠所言，“无论在哪个民族中，人的内心活动都引起一种礼仪性的外部行为，人们将之称作礼貌和礼仪，这其实是不成文的法典，所有人都承诺要在相互关系中遵守。人人都默认，相互之间要有某种彼此尊重的表示，倘若没有这种表示，就构成冒犯”（引自《孟德斯鸠论中国》一书，下同）。不仅如此，东方之礼与西方之礼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一致的。比如，礼是人的内心活动的外化，因此必须是自然的、真诚的；礼的功效是要让他人开心，所以必须是端庄得体的。不过，西方哲人常常喜欢入木三分地将崇高的东西贬为平常，如在孟德斯鸠看来，“因为人生来就要一起过日子，因而可以说，人生来就要彼此取悦”，这彼此取悦就是礼。而《礼记》的开篇是，“勿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不过，由于人的内在的或内心的价值取向不同，同样的礼还是体现了明显的东西之别。这个差异在于，中国的礼缺乏两样东西，一是理性，二是荣宠。荣宠一词取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所指为君主政体中所必需的美德，如同专制政体下的美德为服从一样。不知许明龙先生为什么将它翻译为荣宠，我把它理解为荣誉感或荣耀感。孟德斯鸠对荣宠的解释为，“人们在那里（指荣宠，引者注）向我们展示的美德是，自我完善的成分总是多于施惠于人的成分，与其说是号召我们与同胞们并起并坐，毋宁说是让我们出人头地。在那里，对人们行为的判断不是好坏，而是美丑，不是公正与否，而是伟大与否，不是合理与否，而是非凡与否”。这在专制中国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因为中国是以牺牲自我、泯灭个性为高尚的国度，礼的最后标的物是君主与家国。

而理性，在西方价值观里差不多就是人区别于其它生命的唯一标志，礼同样是理性的产物。如在洛克看来，“一切德行与卓越的原则，就在于能够克制理性所不允许的欲望的满足”（引自洛克《教育漫话》一书，下同）。他还说，“凡不能控制自己的爱好、不知道如何抗拒当下的快乐与痛苦的纠缠、以便听从理性的告诫的人，便缺乏德行和勤勉的真正原则，就有流于一无所能、一事无成的危险”。洛克的这些话看上去似同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但其中一个说的是天理，天道，一个却是指存在于人自身的理性与规范：人当以自身为尺度，而不以天为方圆。

凡事以理性与荣宠为前提，这使得洛克在讨论礼仪时特别强调理性与人性的自然流露。不过，在洛克的概念中，道德与礼仪教育似乎仅针对孩童而言，至于成人常常只是人类德性与礼仪的败坏者。不像中国，道德与礼仪教育不仅贯穿终生，还遍及庙堂与江湖。

敬是礼的核心。但东西方所敬之物却迥然不同，东方人敬的是天，是君主，是家长，西人敬的则是人自身。所以，中国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敬也”。但洛克则说，所谓礼貌，就是既不看不起别人，也不看不起自己。而孟德斯鸠则干脆认为：“教养胜过礼貌。礼貌为他人的邪恶捧场，教养则防止暴露自己的邪恶。教养犹如人与人之间的一堵墙，阻断了人们彼此腐蚀的通道”。可见礼貌是尊重他人，而教养则是尊重自己。

与孔子的克己复礼不同，洛克特别强调礼仪的自然本性。他说，“优雅的态度永远讨人喜欢，但只要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优雅的举止在于永远自然而然地在恰当的场合做恰当的事”。“率真的不加造作的本性，任其自然，要比人为的丑态和那些刻意的怪样好得多”。但洛克同时又高度肯定礼仪的重要性，认为“美德是真正的精神财富，但是让它们生出光彩的，乃是良好的教养”。“在没有教养的人身上，勇敢带有野蛮的色彩，并且也必然被别人视为野蛮；学问变成了迂气；才智变成了滑稽‘率直变成了粗俗；善良变成了谄媚”。不过，就这一观点而言，孔子亦有同样一致的看法，他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在十八世纪或更早以前的西方世界中，孟德斯鸠可能是对中国最有兴趣的一位思想家，在新近出版的《孟德斯鸠论中国》一书中，就对中国的礼仪问题作了非常广泛的论述。他首先肯定了礼仪在帝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中国立法者的主要目标是让人民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他们要求人人尊重，人人时刻不忘自己受惠于他人甚多，无人不在某个方面有赖于他人。为此中国的立法者制订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在中国，“把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融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伦理，都是美德”，而与此有关的一切训戒就是人们所说的礼仪。礼仪因此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普遍精神，而削弱礼仪如同削弱国家建构。

不过，孟德斯鸠同时还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致命弱点，也就是在专制政体下，太多的礼仪变成了强制和暴戾，乃至扼杀了一切自由。尤其令人不快的是，他居然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仪为指导，可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狡黠的民族。他还不无讽刺地说，斯巴达允许偷盗，中国允许欺骗。中国人个个都是利欲熏心，令人难以想像，而法律并未设法加以制止。千万别把中国人的道德与欧洲人的道德相比。

当然，作为中国人绝对没有必要在道德与礼仪问题上因孟德斯鸠的上述说法而沮丧。因为，孟德斯鸠的这些看法多数来自于西方一知半解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确实有一部分出于对上帝的热诚，但同时也代表了欧洲中心论及殖民主义者的利益。中华帝国的闭关自守与中国人的狡黠令他们的掠夺与扩张严重受挫。以至于孟德斯鸠竟然如此口出侮言。不过，相比于孟德斯鸠对日本人的评说，我们中国人还是非常开心：“中国人与日本人。在习俗方面没有多少相似之处，都很机智；风尚则大异其趣。中国人平和、谦逊、通情达理、虚情假意、悭吝贪婪；日本人是武夫，好惹是非、放荡、疑心重、野心大、胸怀大志”。

写于2018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