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最早叫“外祖”，例见《仪礼·丧服》：“为外祖父母。”注：“母之父母也。”后作“外翁”，例见白居易《谈氏小外甥王童》：“外翁七十孙三岁，笑指琴书欲遣传。”《辞海》注“外祖”和“外翁”俗称“外公”。与外公相对应的是“外孙”，《尔雅·释亲》：“女子之子为外孙。”

古人将家族中女方的父母叫“外祖（父母）”，女方的儿子叫“外孙”，乃因为“外”特指女方的家属，中国人至今仍认为女方是外姓人，郭璞《尔雅》已挑明这层意思：“异姓，故言外。”古人将女方亲属称谓均加上“外”，例如“外家”、“外父”、“外母”等，就是这个缘故。

《词源》和《辞海》均没有录入“姥爷”。这个称谓是北方地区口语，明人的《宛署杂记》记云：“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例见元无名氏《连环计》：“老爷休道是一桩事，就是十桩事，你孩儿也依的。”从典籍的用例看来，“姥爷”出现应较“外公”晚，也写作“老爷”。

可见“外婆”虽然可以改为“姥姥”，但“外公”改为“姥爷”的难度便大多了，而“外孙”则根本无法另用别的词替代。既然由“外”构成的词族中女方亲属均冠以“外”，所谓牵一发则动全身，余下“外公”、“外孙”等又该如何处置？

还有个更应重视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区别由谁评判和界定？

标准语是每个国家或民族读音、词汇、语法符合规范的民族语言。目前大陆的标准语以北京话为正音，以当代的汉语词典例如《汉语大字典》辅以《词源》、《辞海》中收录的字词的注音、词性参考用例的文学语言。但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异不是泾渭分明的，标准语中某些字词会在使用过程中被淘汰，方言中某些字词也会进入标准语，这是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不是官方能够左右的。

博主恨赞同萧伯纳的主张，他认为哪有什么标准，伦敦上层阶级的话能算标准吗？既然有权有钱的上层阶级都不能决定标准，官方又何苦在这上头费煞心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