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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有着众多的不同。全国政协委员35年的历程，他几乎所有的提案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有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执着地致力于中国古村落的保护，那正是中国开始大规模城市、城镇改造的历史路口。冯骥才开始了对古城、古村落保护和抢救的奔走疾呼。

   在明星汇聚的文艺界别26组，每天讨论会后，冯骥才都是第一个走出来，接受媒体的“围堵”和发问，对所有问题的回答简练精致。

   能够专访到冯骥才是不容易的，或者说，这是一次“抢”来的专访。两天时间，见缝插针的三次对话，冯骥才对中国文化现象、中国文化的传承和自己的政协工作历程袒露心声。

关于文化保护

   “中国近十年有90余万个村庄消失，平均每天消失200多个，而剩下的那些村落，驻守的大多是老人，守候着千年传统的余脉。”冯骥才曾引用官方数据，呼吁古村落保护刻不容缓。

   新文化：您曾对文化产业化的提法有过质疑。您怎么看文化、产业、产业化的关系？

   冯骥才：文化产业是20世纪由西方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用大规模的复制性的生态，以一部分文化为资源的一种产业，这个产业有一部分文化可以作为产业资源，还有一部分无法作为产业资源，比如文学。文化产业是一个名词，而产业化的“化”就把文化产业变成动词了，把不能进入产业的也进入产业了，比如说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要被敬重的，保持原真的，不能大量复制的，不能成为商品，文化产业同时要注意担负文化责任，文化还是以社会效益为主的。

   新文化：您对于古村落付出的努力自然是因为文化，但是，一旦这些古村落获得认定，是不是会变成地方GDP的数据来源之一？

   冯骥才：如果（古村落）开展旅游了，旅游有了效益，自然就有GDP，这是可以的，但不能为了追求GDP的数字而过分扩大旅游。开展旅游的前提是不能破坏它，从旅游的角度，越保持原真性，越保持原来的历史的财富，旅游的价值越高，可持续性越长。在西方来讲，往往一个地方开展了旅游，是限制数量的。我们去米兰看“最后的晚餐”，需要提前预约，你要走一个通道，一般是30人左右，先进入第一个通道，等前面的人走净了，才能进入第二通道。那里不会为了挣钱，让人全都进去，因为那样的话，里边的温度会高，二氧化碳、湿度会高，对于壁画是一个破坏。这里面要有一个限制，不能盲目追求效益最大化。

   新文化：有什么办法吗？

   冯骥才：我有过很多提案。包括今年也有这样的提案，就是国家要有一个批准机制，如果确定文化遗产，要开展旅游，第一个要提出申请，严格规划和保护的规划是一体的，由国家相关部门、专家实地勘察审核认为合理，国家批准后建立监督机制，一旦超越界限，可以警告，如果构成破坏，就可以取消传统村落的名义。

   新文化：您在2013年的提案里，呼吁各地政府不要建庙。也曾对此提出批评，叫它们假古董。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地方拆掉真正老的有历史的东西，再去建一些做旧的东西，您是否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冯骥才：当然看到过，那就更可怕了。它是表演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历史本真的东西最有魅力，仿造的东西失去了本身的价值，我坚决反对在历史建筑群里做一些假的放进去。

   新文化：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冯骥才：这里面有个问题，它不是说把旧的拆掉之后马上就建新的，当时拆的时候是认为旧的没用，拆了；等过些日子，认为历史原来能够赚钱，原来的没有了，它又做一个假的。它是两个时期，拆也是为了钱，建也是为了钱。拆的时候觉得，这地方盖个新房子才好呢，等拆掉后看，哎呦，原来一个历史街区比一堆新房子还能赚钱，那就干脆做一个假的街区，因为真的已经没有了。现在很多历史街区都是这样。都是仿古建筑，有什么吸引力？没有任何历史的积淀和意义。

   新文化：还有一个方面，近些年，各地的5A级景区、申遗项目越来越多，对这些景区和申遗项目，您如何评价？

   冯骥才：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为了钱，一切为了钱是没有希望的。文化的主要意义不是为了（创造金钱），我们之所以要有文化（事业）的目的是为了育人的，为了人们的修养、为了人们的情操，为了社会的文明，并不是拿它赚钱的，这是很简单的事。

关于文化传承

   对于中国文化的关注，冯骥才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遗失，也看到了社会角落里的迷失，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有过更长远的思考。

   新文化：您的一份提案我个人特别感兴趣，就是有关国家的大文化战略，如何解读您的这个建议？

   冯骥才：国家大文化战略是从宏观角度看。国家在考虑这个问题，有关部门也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实施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实施的意见。大文化的发展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方略。

   新文化：在您的这份提案里，提到了文化金字塔式的战略，有一个重要的标尺，就是这个时代必须要有艺术的代表，塔尖上的艺术代表。您认为现在中国有塔尖上的艺术代表吗？什么样的人能够称为大师？

   冯骥才：我觉得各个领域都有一些非常杰出的、有贡献的艺术家，他们有一些作品都是当代的经典，有很多这样的作家艺术家，这样的人就是当代站在塔尖的人。我不能评价谁是这样的人，应该由公众和历史去评判。

   新文化：每年中国有1000多部小说等文艺作品，但真正被市场和世界认可的作品却不多。您怎么看？

   冯骥才：一个历史时期能够留下来的作品总是少数，我们古代有四大名著，但历史留下来的何止四大名著？好的作品有很多。

   新文化：这两年，各地关于全民阅读的声音和反应越来越大，好像人们已经对于手机和阅读之间的矛盾有了一些共识？

   冯骥才：我们现在的人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手机， 因为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大，越来越人性化。我也离不开手机，如果手机忘带了，好像忘了重要的事，和世界没关系了。实际上，人还要拿出一点时间去读书，去进行网络之外的修养，到剧场看一个话剧，听一场音乐会，和你在网络上听到的、看到的，还是不一样的。人还要有一个体验的过程和感受。我有一个观点，我在大学做文化的教育，我老跟学生说，文化的学习一半是来自于体验，因为文化是心灵的东西，在特殊的文化、艺术的情境里，内心是受到感染的。现在网络的东西，更大的问题都是功利性的文化，消费性的内容不要求多深刻，不要求给你留下什么东西，它就是给你一时的感官快感和刺激，它很吸引你，但你永远不会走到更高更深的地方去，也不会走到更广的地方去，永远在一个不断地被刺激的（世界里），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影响的。可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的网络太发达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很注意文化素养，但更多年轻人是在网络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习惯了这样一种接受文化的方式了，确实让人苦恼。

   新文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您在政协35年，知识分子为国家发展，为社会进步建言献策，您有什么感受？

   冯骥才：知识分子要提出我们的看法，跟政府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让社会变得更好。有的时候官员要更多注意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看得可能更长远一点，角度不同看法不同，政协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把意见提出来，甚至可以提出批评，我在政协35年，没有见过一个政协委员提出一个尖锐的批评讨来麻烦。

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 李季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