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傍晚，我接到一名倾诉者电话，她于头一天晚上自杀未遂，并讲了在医院抢救时，又抬进一位刚喝完药来洗胃的女人，她们年龄相差正好10岁……我感慨并思索着人们对生命的轻率，忽然意识到马上就是“5·12”了，汶川地震整整8年，灾难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好诠释。于是我采访了曾前往灾区的本报记者，他们回忆那段惨烈而悲壮的时光，发出对生命的感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几小时后，本报派出的记者们已经在赶赴震区的路上了，先后有十余位记者在灾区采访战斗过。8年后的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位当年在震区工作过的摄影记者，是他们用镜头记录了那个惨烈而悲壮的时刻，为千里之外的我们传回了震区最直观的影像。这次之所以会选择两位摄影记者，是觉得在赈灾报道中，文字记者已经很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灾区的所见所闻，所以这次我想请摄影记者谈谈他们记忆中那段难忘的时光。

曾当遗体被抬走

受访者：王强 年纪：35岁 从业：13年

　　桥桥：强哥，我们开门见山，能说说8年之后，再想起汶川地震的采访，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

　　王强：印象深刻的太多了。我是5月12日下午5点多接到的采访通知，晚上7点多已经到机场了，到成都时已经午夜了。我们乘坐的航班是最后一班民用班机，之后就都是救灾的军用航班了。

　　说实话，当时没想到那么严重，下飞机就直奔北川，但是车开到一半就走不了了，山体滑坡，路全堵了，从此只能靠腿，一步步走进去。我当时是跟着救灾部队后面走的，部队急行军，速度非常快，一口气走了一天一夜，累、饿、渴，那种感觉是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后来累得不行了，天很黑，看见个相对平坦的地方，放下背包躺地上就睡着了。这一觉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被四个解放军战士抬着走，原来他们把我当成了遇难者。我转脸一看，才发现自己昨天夜里选的睡觉的那块地儿，就是摆放遇难者遗体的地方。我急忙出声喊，我是记者，我是活人！听到我是活的，解放军战士们也很兴奋，后来在经历了很多次的救援之后，我终于能理解那种发现活着的人，是怎样一种兴奋的心情了。只要有人活着，发现有生命，那时真的，万众一心，只要说清空周围的障碍，一声令下，在场的所有人都在行动，就为了一个目的，救人！那场面很震撼，也很悲壮。

　　后来我就问抬我出来的解放军战士，他们的直升机要去哪儿，说是成都，我请求他们允许我搭机，因为我的相机没电了，还得回成都添置些装备。也就是在直升机上，我拍了一张航拍照片，很震撼。在成都我吃了顿好的，然后就再搭直升机回来了。

   桥桥：好的？什么好的？

   王强：（呵呵）火锅，重庆火锅，很辣，狠狠地造了一顿。

   桥桥：你一共在前方采访了多少天？

   王强：48天。你知道吗？我们回来的时候，一下飞机，长春的空气特别清新，那种久违的透彻和清爽的空气，让我差点没流泪。回家太好了，活着太好了。

　　桥桥：你说活着太好了，在采访中有没有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候？害怕吗？

　　王强：那太多了。有一次我和文字记者顾然在唐家山堰塞湖附近采访，突然传来消息，让紧急撤离，说堰塞湖要决堤了。我当时就站在坝底拍清除障碍的挖沟机，我就看见挖沟机的操作员跳下车就往山上跑，大家都开始往山上跑。我背着照相设备、电脑包，也转头就跑，回头拽着顾然，我们那个跑啊，那时可看出人在面临死亡时求生的欲望有多强烈。我这辈子从来没跑过那么快，脑子里就一个信念，累死也不能停。好不容易跑到山头上了，那可是爬山啊，几乎是所有人都趴在地上大口喘气，累死了，肺差点没跑炸了。后来我们气还没喘匀乎呢，就传来消息，说刚才是演习，差点没把我给气疯了。

　　后来是我跟文字记者李季、王振东一起采访，后期不让记者随便进震区了，我们几个就当志愿者，去装卸运输物资，一大车棉被我们几个抬的，累就不用说了。往灾区运的时候才叫惊险，四川的盘山公路特别窄，比运输的大车宽不了多少，下面就是悬崖，所有的车只能单向行驶。我们的车在转弯的时候有点没控制好，我眼看着前车一个轱辘都悬空了，挂在悬崖外面，要不是司机反应快，我们很可能就掉下去了，下去就是车毁人亡。我当时没觉得害怕，后来我们几个聊起来的时候才后怕了。

   桥桥：采访时的苦还有记忆吗？王强：太多了。我、李季、王振东，三个大小伙子就一碗方便面一瓶矿泉水，一人吃一口就没了，连汤都喝的不剩。余震一直不断，露宿街头那是家常便饭。有时能睡在帐篷里，可帐篷里没有垫子，就是土地，我整个破棉被垫着睡，早上起来棉被都能拧出水来，那个潮啊！

　　后来我到绵阳，当时绵阳政府经过检测，全市只有四个宾馆让住人。是顾然先到的，帮我也定了房间，我进屋倒头就睡着了。夜里发生余震，我就是睡得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真的，我特别感谢顾然，她来敲门，开始我都没听见，她使劲砸门，叫我，后来我醒了，她说有余震，快点下楼。我当时困得不行了，我说你们走吧，不管啥震这个觉我必须睡，就是死，我也得睡，太困了，我那时累得已经没力气逃命了。顾然不干，逼着我收拾东西，下楼。后来听说那晚的余震6.8级，我们住的地方虽然没塌，但是墙体都裂了。屋里是回不去了，有志愿者来发毯子，我们就披着毯子坐马路牙子上唠嗑儿，后来实在太困了，就靠着大树睡着了。睡到下半夜三点多吧，我被吵醒了。我寻思是有人受伤了还是咋的，结果站起来一看，是那个歌星孙楠当志愿者，来送面包和水，大家都围着领物资。那时候不觉得谁是明星，谁是百姓，都是志愿者，都是为了救人来的。

   桥桥：有没有特感动的事，让你难忘？

   王强：太多了。有一次我跟着部队进清川，走到最后渴得不行了，说嗓子冒烟都是轻描淡写的说法。后来路边有个大娘，就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她可能是把我当解放军了，群众在路边总是给解放军送饭递水，有感情，而且是真的感谢。我当时渴蒙了，这瓶水我都没喘气就进去了。喝完，我一看，大娘身后站了七八个人，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那是他们几个人省下来没舍得喝的一瓶水，给我了。我这辈子从来没那么愧疚过，但特别感动也特别难过。后来空投物资，我要了两箱矿泉水，走了十几里地给大娘扛去了。我把水放在大娘脚前，我说：大娘你喝吧，使劲喝，喝个够。我走这么远回来，不为别的，您老给我的那瓶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还给他们带了香肠、方便面，反正是尽我所能，能背多少就送去了多少。

　　采访后期，我们回成都添置装备，在一家饭店吃饭，老板问我们是不是志愿者，我们说是记者，长春来的。那老板说：哥们儿，你们那么远来帮我们，想吃啥，我马上给你们做，不要钱，我就是感谢你们！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想吃啥吃啥，除了媳妇要啥都给，咋地都行！都8年了，我总能想起这个人，不会忘，永远不会！

　　桥桥：汶川地震8年后，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灾难，你会选什么？

　　王强：（思考很久）我想是“希望”。灾难过后，平武是咱们的对口帮扶县。帮助平武县重建的时候我去了。在那儿遇到了几个小孩，大的十来岁，小的也就七八岁，都是孤儿，当时学校还没建好，孩子们都在流浪。你知道吗？就是这群孩子，他们每天戴着口罩，推着捡来的三轮车，自发地沿街捡垃圾。我当时问他们怎么想起来捡垃圾的，孩子们说，学校没了，家也没了，他们想去震区，可太小了，大人们不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捡垃圾，不给大人添乱，尽自己所能重建家园。那时候我就觉得，灾难或许毁了他们的家园，但是这些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希望！

　　桥桥：经历过这次采访之后，你对生命有什么新的感悟？

　　王强：活着太好了！只要活着，比啥都好！我记得我们第二次打算进汶川，当时就两条路，一条从四川走，一条从陕西走。我当时跟成都的一个记者住一屋，他就跟我商量走陕西那条路。我寻思了一下，没跟他一起走。我说咱们分开行动，然后电话联系。可那时电话基本打不通，我们后来就失去联系了。很久之后，我采访时遇到了他们报社的另一位记者，才知他在进汶川的路上牺牲了。我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如果我当初跟他一起走，可能今天也不会在这儿了。我总能想起我们分手的那一刻，他是南方人，大个子，戴个眼镜，背着相机包冲我挥手，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生命在灾难面前太脆弱了，所以跟很多人比起来，我是幸运的。

路边捡食充饥肠

受访者：郭亮 年纪：35岁 从业：13年

   桥桥：郭老师，说说你当初赶赴汶川的初衷。

   郭亮：我去汶川，不是报社派的，可是我觉得必须要去，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不能缺席。我就跟报社请了年假，上网查了些灾区采访的攻略，简单地准备些东西，帐篷、睡袋什么的，就飞成都了。到成都当天就赶到了绵阳。说实话，绵阳状况还行，可第二天进入北川之后，就感觉灾情严重了。

   桥桥：当时有什么让你很难忘的事情吗？记忆深刻的。

   郭亮：呵呵，说件悲催的事儿吧。我记得是在绵阳，那是在多天露宿街头之后，我第一次住进宾馆，要知道平时不是住广场就是跟人挤帐篷，突然睡床，那感觉特别奢侈。可是还没睡着，发生余震了。我马上收拾东西，背着相机包、电脑往楼下跑。晚上又是在广场上住了一宿，早上起来继续开工。这时我发现少带了条数据线，这线干活时还必不可少。到宾馆前台，服务员说上楼可以，但只能走楼梯，电梯还不能用。好吧，那也得上去呀。等我好不容易爬上了18楼，才发现房间的门卡过期了。于是我又爬下来，激活了房卡，又爬上18楼。真的，爬到最后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可是一天的活才刚开始，我们还得徒步进北川，这事太难忘了。

　　桥桥：是够惨的啊！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的苦日子还有印象吗？

　　郭亮：其实自从进了北川，一直都是又苦又累的，不过现在都记不清了。倒是那些幸福的事，可能因为比较少，所以忘不了。最幸福的是采访后期，那时有地方蹭饭了。他们有吃的，我们每天到点就回去蹭饭，觉得特别幸福。之前都是吃了这顿，下顿在哪儿、啥时候能吃、能不能吃上都不知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从北川县城徒步出来，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县城待了一天，也饿了一天，就在饥渴难耐的时候，在马路边上捡到个脆脆肠，一包三个的那种。哎呀，真好吃，我一口气全吃了，就觉得香肠不是咽进去的，都是自己跑进嗓子眼儿的，太好吃了。我在震区采访了半个多月，瘦了将近40斤，但这香肠一直记得。

　　桥桥：这就是吃货的本色吧？哈哈。距离死亡最近的是什么时候，能说说吗？

　　郭亮：每天都有余震，每天都在面对死亡。但如果说最近的一次，那是在唐家山，那天上午我用了两个多小时爬上了一座倒塌的大楼废墟，想从上面取景，拍张远景照片。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接到电话，说上游的堰塞湖马上要决堤了，让我快撤。我站的地方高啊，视野特别好，我往远处一看，堰塞湖下面干活的人好像突然间就乱了，然后就开始聚集，那速度极快，很快就形成几条长龙，快速地在朝山上移动。凡是能走路的地方，全都是人。从零散的狂奔到聚集成人流，非常快。看得出大家都在撤离，而我当时所在的楼顶正是堰塞湖决堤后的必经之路。权衡了一下，我决定不动。如果那个时候我下去，很可能爬到一半洪水就过来了，那我倒不如就待在楼顶，祈祷这个地方够高，就算是洪水过境也能保命。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我爬上来的时候，半路上把那天带的唯一的一瓶矿泉水给掉下去了，我身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除了身上的衣服和背包里的摄影器材，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在楼顶的沙砾上躺了下来，仰望着乌云遮蔽的天空，有些茫然。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在那个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做什么都是多余的，毕竟一个人在荒凉的废墟等待死亡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经历。如果说我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这次我来没跟家里说，怕父母担心，没敢告诉他们。可是我可能回不去了，觉得很抱歉，对不起他们。另外就是我的相机了，但愿有人能发现它，能把我这些日子拍的照片留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多久，天色已经暗了，周围静悄悄的，我感觉远处已经没有人了，想是危险已经过去，我得往下爬了。等我终于爬回地面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顶着头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那一个多小时的路，走得前所未有的寂寞，直到看到有灯光、有人影的时候，才再一次感觉自己活着，死里逃生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王强和顾然就在堰塞湖那边采访，往山上逃命的人群中就有他们俩，后来是通信中断了，他们联系不上我。其实，我们离得并不远。

   桥桥：在那里受过伤吗？遇到过非常危险的情况吗？郭亮：大伤没有，磕磕碰碰是常事，我这人心大，也没怎么处理，几天就好了。要说危险的事，我想起件事来，挺虎的。有一天北川封城了，不让进，好像是为了防止疫情进行消杀。记者就是很好奇，我当时就想进去看看，平时进北川走一个多小时，那天我绕了山路，爬了4个多小时才进去。一进城我就蒙了，除了我，所有人都穿着防化服，我在他们当中显得特别另类。现在想想其实挺虎的。

　　桥桥：在采访中出生入死，不害怕吗？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对生命有了怎样的感悟？

　　郭亮：我媳妇后来问过我：如果再发生重大的灾难，你还去吗？我的回答就一个字：去！我觉得作为摄影师，我就是见证者和记录者，那是我的职责，跟害不害怕无关，我必须在！就是这样。至于生命的感悟，很简单：活着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只要活着！

　　桥桥：后来又去过震区吗？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震区的人，你怎么说？

　　郭亮：2009年的春节，我和顾然是在灾区过的。当时我们带的任务是找个偏远的山区，看看那里的重建情况和人们春节怎么过的。那次我们是翻山越岭走了五六个小时。爬山跟走平地是两码事，走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就累得不行了，就问向导还有多远，向导就说快了快了。接下来向导的台词就没变过，第二个小时说快了快了，可干走走不到啊！可那时候已经不能回头了，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等真走到地方的时候，人都虚脱了。三十儿晚上，当地的习俗过年不吃饺子，是吃汤圆。我和顾然每人一碗汤圆，坐在没有房顶的屋里，望着满天的星斗，想着家乡的亲人，心里不免有些委屈。其实我很佩服四川人，他们很乐观，积极救援，积极重建，如果不是那种乐观的精神，根本做不到，他们很了不起。我选“乐观”吧。

　　桥桥手记：生命在灾难面前是如此脆弱，以至于无辜；生命在灾难面前又是如此坚忍，成就了无数英雄。生命如同钻石，可以细密地切割成无数面，在不同的角度闪射光辉。我们没有理由漠视生命而只能敬畏，哪怕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

　　在我的印象中，王强是个逗比青年，是个段子手，是个搞笑狂人，是个冲锋陷阵的战士……直到前段时间，在他微信中看到一组冰凌初化的图片，让我重新认识了他。这组图片拍得又精致又细腻，冰凌初化时灵动的喜悦和嫩草破土而出的娇憨，那种新生命摇曳生姿的震撼能把你感动到哭，可是我很难将这些作品与又高又壮的王强联系在一起。也许，每个人都是多面的，这些图片展示了他温柔的一面。

　　而郭亮更是让我感到诧异。记得第一次跟郭亮约采访是在食堂，我问他啥时有空儿。郭亮还没来得及回答，马上就有人问郭亮怎么了（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在大家眼中找我倾诉的，不是出轨就是出柜）。我开玩笑地说：他搞外遇，找我倾诉。谁知立刻就有三五个声音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可能！”之后我在楼道里又遇到郭亮，再次跟他提起采访的事，同样有好奇的人问了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没变，而同事的台词竟然一模一样：“他？不可能！”我就奇怪了，郭亮的口碑咋这么好？他媳妇是我们报社的大美人，当初他们结婚时，我还八卦过他媳妇那么漂亮，咋就嫁给了五大三粗的郭亮呢？现在终于明白了，他媳妇的选择没有错。

　　是这次采访让我重新认识了两位资深的摄影记者，与他们体会了不同的人生，还有别样的感动。也许在我们琐碎的生活中，因忙忙碌碌没有更多的心思去思考生命，但若心中常怀感恩，那么再平凡的生活，也有平凡的价值和希望，再简单的生命，也有简单的刻度和意义。用前线记者的话说，就是“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