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农村都是以村一级为行政建制的基础，在此之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基础就是生产大队。以前大队的头头叫大队书记，是全大队的最高领导。现在农村已经没有“大队书记”这个称谓了，但在六七十岁老一代人的口中，对如今的村支书，有的仍被叫作大队书记。很多人以为，生产大队与现在的村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个称呼而已，但其实还是有所不同。以前的大队，自治属性更多一些，管的东西更多，范围更广；现在的村，行政属性更多一些，多是行政事务。以前的生产大队干部没有工资，只有工分补贴；而现在的村委干部，则有津贴。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各地农村都建立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三级”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个层级，生产大队介于公社与生产队之间，通常就是一个自然村，由于有的村子小，就由一定数量的自然村组成一个大队。生产大队下辖若干生产队，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二三十个或者更多，每个生产队有几十个家庭，两百人左右。当时的生产大队，除行使村级的管理职能外，还要管理整个大队的生产经营、收入分配，用现在的眼光看，又类似于一个生产企业。每个大队都成立党支部，是整个大队最高的领导机构，设立支部书记一名，副书记及支部委员若干名，各自都有分工管理范围。大队党支部除负责管理党的各种工作之外，对所辖村庄的发展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大队书记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土改中成长起来的“泥腿子”干部，有的则是退伍转业军人，少数是城市里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的干部，后来还有一些“下放知青”。他们经过党多年的教育培养，逐步成长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我生长在农村，从小就见过大队书记，他们都是村子里的强人、能人，如果不强不能，根本就无法领导一个大队。大队书记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执行者，同时亦是带领社员群众搞好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领导者。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他们要组织农业生产，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要创办小工厂、搞多种经营、壮大集体收入，要搞好收入分配，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等等。每年的公粮、征兵、计划生育、防洪水台风，以及调解民事纠纷等，大队书记样样都管。日常管理就有很多事，还要对付辖下众多的生产队长，他们多有主见，要他们听话服从安排并不是容易的事。

对大队书记有深入的观察和了解，是到了1976年夏天，那时我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所在的粮食管理部门被抽调参加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两英公社东北大队。东北生产大队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全村有六千余人，三、四十个生产队。它背靠大南山，有山地有平原，适合搞多种经营，基础很好，是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工作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就是考察重建领导班子，当时许多所谓的先进单位经调查，都发现了问题，所以路线教育运动中把东北大队列为重点，工作团领导常在此蹲点。东北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老陈，身高一米六左右，但精力充沛，思想活跃，能力超强，当时他已有四十七八岁，由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成长起来的。我们进村后，陈书记给我们作了情况介绍。他对下面的各个生产队的情况了如指掌，整个大队有多少人、各个生产队有多少人、平均每户有多少人、共有多少劳动力，每个生产队有多少水田、山地等等情况都了如指掌，不用看稿就直接说出来。对于大队现状也极为清醒，既介绍了成绩，也看到存在的不足。这个陈书记确实是大队书记中的佼佼者，怪不得东北大队长期是先进单位。

工作队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就去书记老陈家里拜访。这个步骤很重要，这个人有没有问题，一般可从他家里看出个端倪。我们是吃完晚饭后到他家的，他家位于一座潮汕农村的传统建筑“四点金”内，有两间房，是原来地主的房产，土改时分给了他。他家比当时一般农民的家整洁多了，到处干干净净，但家具并不多，也都是旧的。有两个木质沙发，他与我们的队长对坐，我们几人则坐在农村常见的长木凳上。他用潮汕工夫茶款待我们，并聊起了家常，他很健谈，无所不谈。他的家与一般农村干部一样，没有什么异常。唯一让我们感到不妥的是，他抽的烟很高级，一般人在供销社是买不到的，但也好理解，他去大队供销社买烟，有好的还不是要卖给他，还有可能是别人送给他的。

当时的大队书记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好全大队村民的吃饭问题。吃饭现在已不是问题了，而那时是天大的问题。地少人多，加上国家征粮的任务还很大，而且肥料供应严重不足，制约着粮产量的提高，这样分配给农民的口粮就严重不足。东北大队当时的粮食单产每亩比其他大队高，这里面与大队党支部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推动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还想法设法疏通关系到处去购买化肥。尽管如此，村民的口粮仍然不足，我们工作队到生产队时，就有人为分配救济粮而争吵不休。为壮大集体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大队党支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开展多种经营。利用山地创办林场，广种茶树，生产土山茶；开办了织布厂生产粗布，既增加收入又可以安排劳动力；开办粮油加工厂，既满足村民的需求，还可开展对外加工，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里面可以看出，陈书记的领导是得力的。

毛主席就曾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个极端重大的问题。”为加强干部与群众的联系，防止官僚主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就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各地也对公社三级的干部，具体参加劳动的天数做出分别的规定，其中生产大队的干部不应少于200天，要求是很高的。在我们与村民的深入接触中，有人反映陈书记高高在上，实际参加生产劳动少。但据我们了解，陈书记实际参加劳动的时间确实很少，但他不是闲坐着不管事，而是整天在田间地头转，发现问题，就及时指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单是一种劳动，还是一种良好的作风，是应当提倡的，而不应片面理解关于参加劳动的时间规定，硬性要求。

也有人向我们反映，陈书记很霸道，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陈书记确实比较专断，说了就算数，定下来的就必须做。但是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放到当时具体环境里去看，在农村人民公社时代，大队是整个体制中的中坚，上面有党政各部门，下面还有很多的生产队，要上传下达，要带着所辖区村民真抓实干，还要亲临生产第一线督导检查。此外，大队通常设立民兵营、治保会、妇委会、共青团支部等机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繁杂得很，任务也重，支部书记是大队一级的核心，需要有绝对权威，很多东西虽是支委会集体讨论，但必须由大队书记拍板决定。所以大队书记必须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一言九鼎，令人生畏，不然是办不成事的。如此说来，陈书记的专断，似乎也不是什么缺点。

一名农村的大队书记，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沉浮，见多识广，大都练就了不凡的政治敏感性。陈书记他虽然只读过两三年书，但经过多年的历练，能说、能写、更能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能干人。 1976年10月，两英公社召开的打倒“四人帮”庆祝大会时，我两挨着坐，听了领导讲话之后，他轻声对我说，“老邓要解放出来了”，当时让我吃了一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非常准确。1977年初，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在会上狠批有些领导阶级斗争观念有所松动，并表态绝不走回头了，不让包产到户回潮。陈书记在我耳边说：“形势比人强，没有人能阻挡。”从说这话可以看出，陈书记绝非一般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其政治敏感和阅人阅事能力非同一般。

农村路线教育的重点就是要重建大队领导班子，进驻几个月后，有人见到工作队对领导班子并没有针对性的动作，就憋不住了。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就在工作队驻地外的墙上贴了工作队的大字报，指责工作队与大队党支部同穿一条裤子，不把支部书记打倒，但又说不出陈书记究竟有哪些违法违纪的事。我们半夜听到外面有动静就出来，看到大字报大吃一惊，赶快把大字报撕了，以免扰乱视听。在进驻东北大队之后，我们经过多方的调查了解，并没有收集到陈书记有问题的材料，大多数人都是说陈书记的好话。没有任何过得硬的材料，是不可能对陈书记有所动作的。这张大字报确实也反映了有人希望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暗流涌动。最终我们同意并报上级批准，老陈继续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只是对支委作了一些调整，有三名年纪偏大能力不强的支委下了台，换上年轻有为的，其中就有两名退伍军人。

2025-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