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以孝治天下，为官者父母死丧，要弃官回家，守孝三年，期满之后，再继续任职，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夺情”，即不必弃官，继续任职。

万历五年（1577年）秋天，张居正任首辅（相当于宰相）时，父亲死丧，当时万历皇帝的年龄尚小（大概15岁左右），非常需要张居正的辅佐，以便推行万历新政。

面临着守丧和“夺情”的困境，万历皇帝要求张居正“夺情”，有些人出于政治原因，鼓动起知识分子，反对张居正“夺情”， 引起来一场不小的风波。

在当时，张居正的威望很高，别的官员无法企及，如果回家守丧，刚刚开始的万历新政可能就会搁置下来。如果不回家守丧，则有可能被人指责为贪图权位和不孝。

对于新政中的利益受损者，非常希望张居正回家守孝，不再主政，以便从中作梗，扰乱新政，万历皇帝似乎也猜测出了这帮人的意思，坚决留住张居正，不让他回家守丧。

为了表明自己的守孝决心，张居正连续上奏，请求回家守丧三年，万历皇帝以前朝“夺情”先例为由，要求张居正不必回家守丧，可以在职居丧。

张居正连续上奏三次，皇帝都未批准，还说这是太后的懿旨，这些奏折以及皇帝的奏批，大小官员们都是要看的，张居正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让官员们知道，自己的留任是皇帝的意思，而不是我张居正故意要留。

但是此举并未阻止一些官员的反对，他们怀疑张居正留任不是皇帝的本意，而是由于张居正贪恋权位，更是用不孝之罪迫使张居正赶紧走人。

礼部尚书张瀚率领着一大批官员，到内阁首辅府，奉劝张居正离开职位，回家守丧，以尽孝道。

这个张瀚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连他都对张居正留任不满，看来张居正的请辞之举，并未赢得人心。

不过张瀚的行为，立即遭到一些官员的参奏，参奏者并不提张居正的名字，也不提张瀚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只是以其他小事参奏张瀚下台。

这一参奏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招来更大的愤怒，反对派们直接参奏张居正本人，有的说得比较缓和，认为张居正在父丧期间，心情也不会太好，处理政事难免疏忽，对国家也是不利的，还不如回家一段时间。

有些就比较激烈了，说张居正不顾父母养育之恩，贪图权势、名利，还请皇帝不要受其蒙蔽，让张居正回家，闭门思过，这样才能够让天下人心安。

万历皇帝听到这些，大怒，说他们欺负自己年幼无知，胆敢藐视自己的决定，其实是想赶走辅佐自己的忠臣，使朕孤立起来，居心何在？

接着，这些参奏官员被重重杖打，有的被贬为庶民，有的被充军。

万历借这次事件，提高了自己的权威，再也没有人敢参奏张居正了。

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强硬态度，对付那帮大臣的困难会更大，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明白，他主导的万历新政只是得罪了部分权贵，而这次强行“夺情”事件，则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更大的麻烦可能还在后头。

事实正是这样的，更多的官员对张居正的不满越来越大，朝野对他的报复迟早会到来的，在他死后，果然被抄家，自己也被鞭尸。

改革就要牺牲，张居正的下场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思想观念作用下的结果，思想观念可以左右人们的行动，可以被利用，可以引起不同群体的斗争。

人们之间常因意见不合产生分歧，甚至相互攻击。历史上，仅仅是因为不同群体的想法不同，就制造了许多战争。

“心动则意动，意动则神动，神动则气动，气动则形动。”

只要观念动了，接下来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运动。

观念也是一股力量，当力量汇集的时候，就能产生能量，能量可以被利用，可以被引导，当观念被控制的时候，就等于控制了一股能量。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