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火中生莲——韩愈与潮州（C）

韩愈在潮州还有修堤凿渠之举。《海阳县志·堤防》引陈珏《修堤策》曰，北堤“筑自唐韩文公”。潮州磷溪镇有一道水渠叫金沙溪，当地传说是韩愈命人开凿的。清澈的渠水，至今仍在滋润着两岸的田畴。碧堤芳草，遏拒洪流；银渠稻海，扬波叠翠。潺潺的水声，奔涌的水流，千百年来，似乎在不断地诉说着韩愈当年奖劝农桑的功绩。

韩愈初抵潮州，即作《潮州刺史谢上表》。刘大櫆点校《韩昌黎文集》，评其“通篇硬语相接，雄迈无敌”。其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恰是韩愈的忠贞与坦诚。偏居一隅的韩愈，勤于王室，忠于职守，不敢以州小地僻而忽之，不敢以体弱多病而怠之，其呼天、呼地、呼父母之连天悲号，皆为忠悌者之举，尽是贤达者之为。

《韩昌黎文集》还收录了《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一文。这是元和十五年十一月，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任国子监祭酒时写下的，叙述他在袁州时放免男女奴婢731人，故历来史志均将释奴一事系于他任袁州刺史之时。

其实早在潮州时，韩愈已经注意到岭南“没良为奴”的陋习。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写道：“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有唐一代，尽管较之前代已有明显的进步，奴隶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仍有不同程度的浮沉反复。当时的一个潜规则是“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代买奴婢成为被流放官员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捷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获罪远贬的韩愈，何尝不希望京师当权者施以援手，以便早日回朝？可是他并没有以此谋取进身之阶，而是施以德政与人道，大举赎放奴婢，这恰是韩愈的刚正廉明。

韩愈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办者，但对潮州文化教育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韩愈认为，国家治理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用德礼即推行儒家的“仁义”之道，“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为了办好潮州乡校，“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供学生厨馔”。

百千之数，其值几何？唐代币制混乱，很难做出标准。据李翱著《李文公集》所载，元和末年，一斗米合五十钱，故百千可折合米两百石，数目不可谓少。如此算来，百千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金。也就是说，韩愈把治潮八个月的俸金，全数捐给了学校。

韩愈对潮州文化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大胆起用当地人才，推荐地方隽彦赵德主持州学。相传赵德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年）进士，早于韩愈14年登第。唐代登进士第者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合格方能授官。但赵德未能顺利通过此考试，所以韩愈刺潮时，他还是一个“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的庶民。但是，赵德“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的品行学识，终于被韩愈发现，他对赵德的评价是“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于是毅然举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起用当地人才主持州学，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

树一代之新风，斯有万世之太平。苏轼因此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感喟不已：“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元和十四年，这艰辛的一年终于浩荡地行至岁末。

韩愈接到圣旨，“于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准例量移袁州”。次年，韩愈以袁州刺史身份，重蒙圣宠，“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监祭酒，复赐金紫”。此后一年，韩愈的官职经历了五次变动：由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由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由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转兵部侍郎、由兵部侍郎再转吏部侍郎。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