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0年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患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于是，从春秋时起，各诸侯国开始修建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各国所修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浩大的防御工程。并且，从秦代起，汉民族的统治者就有了一种非常浓烈的“长城情结”，多数政权建立之后，都热衷于对长城进行加修、加固。而明朝的统治者们，对长城的迷信和依赖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神宗万历，长城经过了20次大规模的修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城，基本上都是明代修筑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有“长城情结”，历史上，至少有四个朝代对修长城这件事不太热衷，即唐、宋、元、清。清朝对于长城是坚决不修，康熙皇帝就坚决反对修长城，1691年5月，古北口总兵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明确表示不同意：“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挡，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固，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绵延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长城不是万能的，诚如康熙所分析的那样，那么长的战线，怎么可能防守得过来？

纵观有明一代，有好几次，北方异族都是突破长城防线，然后长驱直入，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629年（崇祯二年）十一月的“己巳之变”，后金统帅皇太极率领他的军队和蒙古兵约十万人，避开了袁崇焕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绕道辽西，从长城防御薄弱的喜峰口以西的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大举入侵，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突破了长城防线，一路杀向北京。可见，在这次战役中，长城成了一种摆设，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一个电视片把世界文明分为黄色和蓝色两种，黄色文明即过于依恋土地，象征着保守；蓝色文明则放眼于海洋，象征着开放的姿态。我们国家一直是以黄色文明为主的，对大海的认知比西方要晚很多年。其实，明朝的海军力量，足以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学者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但中国并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人在15世纪已具有向海外扩张的能力，但却没有去进行扩张。”连老黑格尔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经好望角抵达印度洋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曾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的海军匹敌。”

1424年，全力支持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朱棣死去，下西洋一事逐渐搁浅。后来的明朝皇帝在观念上更加趋向保守，至此，壮烈的大航海运动结束，明朝皇帝把全部精力用来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长城遂不断地修了又修，中国因此错失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法国汉学家多米尼克·勒列夫尔不无遗憾地写道：“当西方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却自我退缩了。”清朝建立之后，统治者虽然不再修长城了，但他们对海洋的战略意义仍然没有足够的认知，却通过发布禁海令来阻止与海洋的交往，使中国再次与海洋文明失之交臂。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正因如此，长城便修了又修、不断地加高加厚加长；到了近代，危机从南边来了，一向被认为安全的大海不再是安全的屏障。敌人从海上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南大门，一个屈辱的时代开始了，统治阶级这才感觉到了长城的无用。

“长城情结”和“海洋意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心态——一个保守，一个开放。而两种不同的心态，则代表了两种观念，也决定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最终注定了不同的结局。1840年6月，大英帝国的舰队驶入广东珠江口外，以重炮猛轰中国守军，中国守军死伤惨重，鲜血染红了江面，和血色残阳融为一体，那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而此时，曾被历代帝王修了又修的长城，正湮没在杂草丛中，成了一堆没用的废砖，在瑟瑟风中讲述着一个民族曾经的光荣与梦想。（文：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