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秦始皇确定了主动出击的新方针（下）

长城是受自然和人文双重影响而在中华文化圈内形成的一条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北为引弓之国，南为冠带之室，但这也不是绝对的。阴山横峙在内蒙古高原，南北自然条件迥然各异，冬季山南和山北的气温平均相差大约在6°-12°上下，极端时期，其相差值会更大。直至今日，呼和浩特地区的年均无霜期是146至152天，而漠北腹地的年均无霜期只有90至110天。阴山之北有广袤的草原可以放牧，而阴山之南至朝那（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古城镇）、上郡治所肤施（今陕西省榆阳区鱼河堡）一线之间，因黄河的漫流，导致湖泊众多，水草丰美，为可农可牧区。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生活轨迹是随季节变化而迁徙的，冬季寒冷时往南寻水草，夏季酷热蚊蝇难耐时去北地避暑，阴山南北区域都是他们的宜居之地。故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农牧分界线会向北推进到阴山长城一线，衰落时也会南缩到朝那、肤施一线。

战国时期的秦国就一直深受北部游牧民族的侵扰，当匈奴控制着阴山之南至朝那、肤施一线之北的可农可牧区时，对秦国而言危害更为严重。尽管修筑了长城进行防御，但并没有给北部边境的安宁提供有效保障，还必须派重兵在前线防守。但君王往往会对大军在握的边塞将领产生疑虑，稍有不慎将会导致拥兵自立的局面。在中国的历史中，这样的事例也多次出现。驾重才能就轻，出于稳定内部结构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国都总是军队的最大集结地。              （二）

九原郡在相邻的上郡和云中郡的支援下，能够抵挡住小股匈奴军队的侵袭，但对集结了单于庭和左右贤王廷三部分数十万骑兵，同时在九原郡、云中郡、雁门郡、甚至代郡倾巢攻击时，就根本无法应对了。要想平衡这种内、外不能兼顾的矛盾，较好的方法就是把国都前移，以便快速支援边境出现的战争。但对秦帝国来说，关中平原是秦人最终能够得天下的根本，这块风水宝地是无法放弃的，而且即使愿意割舍，在黄土高原上也难以找到适合建都的地方。这样就只有一种合理的方法可行，即在咸阳和九原城之间，铺就一条快速通道。

秦直道修筑这件事，最早见于历史文献的是《史记》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二处：“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史记·六国年表》有二处；“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史记·李斯列传》有一处；“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繇无已。”《史记·蒙恬列传》有二处；“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匈奴列传》有一处：“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戌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沿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司马迁所记述的字里行间里透露出的最重要信息是，秦始皇开始着手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在统一天下的第五年，命将军蒙恬率三十万虎狼之师，把匈奴势力驱逐到阴山以北。次年，就下令修一条长达一千八百里的便捷军事通道，解决了战国以来一直困扰中原地区大军北上以及后勤补给输送的交通难题，把京城守卫与边境防御有机地联动起来，一有战事，便能让大军从国都咸阳快速抵达边塞进行反击。

汉武帝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司马迁曾随汉武帝出巡北方，从头至尾亲身走过秦直道，并在掌握第一手翔实资料后，留下了关于修筑秦直道的最直接记载。后世同类记述，基本上都是由此衍生而出的。然而，虽然弥足珍贵，但美中不足的是，所有记载只谈及了秦直道南北的起讫点，并未说出具体的途经之地，这就给后世留下了千古未解的悬念。（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