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柳青

（1）百年回望柳青

在一个窑洞的木头门额上，刻着“贡元”两个大字。围绕“贡元”，右、左、上分别刻着“福、禄、寿”三个小字。这是柳青当年上私塾的通道，经过这个通道，可以上到一个有五孔窑洞的院子，那里就是柳青当年上私塾的地方，柳青八岁起在这里读书三年。柳青上私塾这一年，大哥刘绍华考入北京大学。

柳青诞生在这个并不显得特别的寺沟村后的一百年，六月的一天，正午的阳光照着崖畔的荒草和“贡元”二字，我站在不远处眺望这座早已废弃的窑洞私塾，心中有一个问题：假如柳青没有在这里读书，他能不能走出这个同陕北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毫无二致的小山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读书是对新世界的发现，读书，尽管是传统蒙学与新式西学混杂的启蒙教育，柳青毕竟明白了，在寺沟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

因为读书，柳青走出了寺沟村，到米脂，到绥德，到榆林，最后到了西安，这一年他十八岁，公元1934年。在苍茫的历史拐点，何去何从，谁能辨得分明？1937年，是他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去北平报考大学，他想像大哥一样，考上北京大学。不料，车行途中，芦沟桥事变爆发，他又回到西安。这一年的11月，他考上由原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搬到西安后联合办的西安临时大学，入原北平大学俄文先修班。我想起瞿秋白。1917年，瞿秋白到北京，原本要报考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一世”，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又未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由于学了俄文，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因缘际会，后来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柳青如果早一年考学，如果考上北京大学，其后来人生道路将如何？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傅庚生？柳青显然是对西安临时大学和这个俄文先修班很不满意，所以也不用心上学，后来学校要南迁，他也不愿去，就到了延安。从此，柳青成了职业的革命文化人队伍中的一员。

柳青后来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柳青去延安这一年是1938年，他二十二岁。柳青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柳青也被历史选择。书把柳青带出了寺沟村，革命的书也把柳青带上了革命的道路。柳青延安时期的朋友、我党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林默涵评价柳青说：“柳青是一个作家，但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柳青后来的文学道路，他的创作，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无论是散文还是特写，放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中看，放在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中看，都带有鲜明的革命文学特色，他的代表作《创业史》，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回望红色延安时代和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时代，柳青无疑是延安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作家中的一个闪光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也是这个时代的闪光的代表性作品。百年回望，柳青和他的作品，当然是这一百年中最闪耀夺目的那一批作家和作品，你无法回避，无法绕过，更不能忽视和轻视。回望这一百年，你必能看见柳青，他在历史的深处，也在历史的高处。

正午的阳光强烈地照射在刻有“贡元”二字的木头门额上。曾经的私塾早已不是私塾，石箍的窑洞看来也很久没有人住。这个柳青读过的私塾在寺沟村最里边，放眼看去，周围十室九空。我有一个疑问：人都去了哪里？一问，说是青年人多外出打工，留下的人大都搬到了公路边居住。柳青当年是读了书开阔了眼界才走出这个小小的曲曲折折的山沟的。据我看到的资料，柳青最后一次回寺沟村是1942年初，他二十六岁。后来他还回过寺沟村没有？这是一个问题。

柳青是走远了，心飞得更远。（文：邢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