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家里的事储藏的记忆这么少的可怜，也许是作为“好学生”的我，对于一切与“分”无关的都不曾用心，但想想应该是父母怕不懂世态炎凉的我们嘴不严所以很少谈及，因为那时有才有财可能都能招来祸。
我现在只能尽力回忆，以便兄弟姐妹可以此补充修正这不确的零零星星。
父亲回忆录：“我父亲（孙新槐）和叔父跟随远房叔叔到上海谋生，在英商夜总会（静安寺路斜桥）做‘西崽’。父亲凭着聪明能干，从跑堂做到管理伙食的采办（那时又叫买办）。”据我回忆：奶奶说爷爷因为家贫所以投奔其在（父亲的自传说英商总会，我的印象是说）外国海员俱乐部干活的叔叔，当时爷爷15
岁。因为机灵、勤快，不久升任伙房采购，那时上海人称“买办”56年父亲留在人事部门的自传说“我出生于买办阶级的家庭。”父亲说：后来学习了关于阶级划分的文件才明白“买办阶级”是怎么回事，曾经多次要求改正却不能。
“父亲近四十，方有了我。我上面有个姐姐叫阿娥，长我十二岁，寄养在老家，后来就成了人家的儿媳。那家是铁匠，长子子随父业，次子即我的姐夫在远洋轮上做伙夫。我下面有一弟弟，一妹妹。孩子多了，为租金便宜些，我家从“石库门”的楼上厢房搬到楼下东厢房的后面。这间屋原住着我的一位远房姑姑，患肺病死在里面。结果父亲也得了肺痨，卧床两、三年，花光了所有的钱也没挽回他的生命。而我的小弟弟也感染上疾病，先他而去，那时他刚刚两岁。母亲拉着我去求洋人，只求得几十元。安葬完父亲后，母亲已身无分文。” 父亲两个回忆一说8岁，一说7岁，可能是虚岁8
，周岁7岁。其父得了肺痨，那时候是不治之症，花光了本不丰厚的积蓄，还带走了可怜的小弟弟。
因此父母说过姑姑是“童养媳”所以我一直以为苦不堪言（我心里的童养媳都是卖给人家，挨打受苦的）。其实奶奶和父亲也说过：姑姑寄养的那家与爷爷有亲戚关系，又没有女孩所以对她很好。姑姑又很聪明精干，深受公婆信赖。而同为远洋轮水手的丈夫和公公又常不在家（这里我听奶奶说的又与父亲的自传有些出入，父亲说“那家是铁匠，长子子随父业，次子即我的姐夫在远洋轮上做伙夫。”），所以在姑姑结婚以后，婆婆干脆交权了，由姑姑掌管家务。至于姑姑几岁成婚的我不清楚，不过旧社会结婚都比较早。所以表哥表姐都比我们大的比较多。
父亲写过“......即使如此，母亲仍牢记父亲的遗嘱：一定要让孩子上学。”所以知道爷爷是个有远见和要强的人，在世时很重视孩子的教育，父亲们从五岁就开始上学。所以姑姑家虽也不富裕，但也比较重视教育，再者姑父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
姑姑家老二李全高，老三李高发。都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两个表哥都上过中学，而二表哥文化高些又勤奋，是劳模被国家送去学校深造，据父亲说后来一直升到总工（工程师）。
老大叫李梅英，老五李丽英，是纺织厂工人。丽英从车间主任到副厂长，顺风顺水，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中在海军中服役的丈夫自杀了。文革后，丽英调入市轻工局任纪委书记，与丧偶的市商业局长重组家庭。还有个二姐去了台湾后迁居日本，最后定居香港，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和一个女儿。
老六李荣发，据说因为最小，比较娇惯，不太爱读书，喜欢文艺，考的戏校，毕业后分配到成都（大约65年左右），曾经来过一封信，随信寄了张照片。那张照片印象深刻，三寸的彩色大头像（那时的彩色都是上色，比较生硬，也比一寸黑白贵多了），人脸斜倾着，油光的背头，细眉大眼，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梅兰芳那张照片，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唱花旦的，才会理所当然认为他是戏剧演员。当时我想不明白，他在上海长大应该学的是沪剧啊，怎么分到成都去了。也因为有这个疑问所以印象深刻。虽然在那个时候，天天学雷锋，以朴素甚至“土”为高尚，我还是被惊住了——太漂亮，注意不是用的形容小伙子的英俊。现在的话
：就是十足的奶油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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