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北京电影学院建校70周年，学院老干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知我，学院将要出版70周年系列纪念丛书，其中选用了母亲的一篇文字，想让她过目一下。

那时母亲已经过了一百岁，而且卧床三年了。虽然她脑子仍然很清楚，但听力和说话功能都日渐衰退，既听不清别人说的话，自己说话也吐字不清，所幸眼睛还看得见。平时我们要说什么，只能用一块小白板写字。

我把手机上传来的这篇文章给母亲看，只看了几行就被她断然否定：“这不是我写的！”我说这是根据她的某次发言整理的，这才得到了认可。

虽然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认可，但是作为一个讨厌的语文老师，我还是在发回去之前浏览了一遍，并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在时间顺序方面乱了，有的段与段之间缺乏关联。我觉得必须得做一番编辑整理工作才看得过去，于是不得不将之仔细阅读了好几遍。

现在我打算分次发出这篇文字，并补充我所知道的相关内容。虽然这些内容大多只是一些小乐子，但却是母亲在世时常常提起并念念不忘的——她一向喜欢在生活中捡拾各种各样的乐子，而且特别能够记住它们。

下面是这个发言稿的第一段：

“我没有上过正式大学，这是我终生的遗憾。当年北平沦陷，各大学几次推迟考期，我不想再等下去，打算去南方考大学，所以离京去找先我离京的姐姐们，她们是“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最早的发起人。在剧团缺人、无法排某个戏的时候，我无奈参加了排演，也就参加了剧团。”

下面是相关内容补充：

抗日战争爆发前，母亲曾经在北师读书。她说北师（不知道全名）的师资力量很强，有几个相当有水平的教师。还说过一个乐子：那时候艺术科一个唱男低音的学生去世，全校师生开追悼会，新调来的校长就在英语课上发牢骚说“刚来就做了一回孝子”。这人曾留学英国，一回来就把原来的英语教师全都解聘了，自己上英语课。

后来母亲考上了女一中（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这里是12.9运动的策源地，并发起和组织过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我不知道她在中学时期是否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只知道她跟着大姐参加过民先小组的活动，还知道她曾经是一个极为偏科和任性的学生——“任性”是老妈经常用来指责我们姐仨的一个专用词，其实她自己才一直是身体力行的。

母亲说过她为什么一定要考女一中，还说她那时候遇到新的规定男女不可混渎，要把合校的男生和女生分入不同的学校，她趁机用了一张休学证件干了什么事情云云。不过具体的我都没弄清楚，只记得她说之前的很多课她都不听，比如英语、数理化等等，只用大量的时间读小说（可以说阅读这个爱好伴随了母亲的一生，使她在四年多卧床不起的时间里好过了很多）。

其结果是她的作文非常好，有一次甚至得了最高分九十九分——老师说作文不能给全分；还有老师建议她日后不必去考大学文学系，去攻读心理学更加适合；更有老师在批语中预言曰“他日必将蜚声文坛”云云（这一点为她后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她的其它科目太差，光靠作文一科拉不了多少分。为此姥姥请了家教给她补习英语和数学，可是等到考试时数学还是一点儿都不懂，越算越不对。后来有个老师急了说，你这么聪明的人，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会弄不清呢？她这才静下心来，自己去看教科书。一看之下恍然大悟，不就是一个圆圈和一个三角的关系吗？太简单了！于是她就突然开窍成了数学高手，甚至决定报考清华大学学理工。后来她还常常跟我们提起，她就不相信女生学不好理工科云云（这里我与母亲有相似的经历：她是因为战争没能上大学，我是因为动乱没能上高中；同时我也是在十六岁时通过自学成了几何和代数的好手）。

母亲离开北京去济南找两个姐姐时，北京已经沦陷。姥姥跟她说，在所有的孩子里面，她最不放心的就是她了（我想可能是因为她在几个孩子中最不懂事，也最任性吧）。所以她承诺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人生大事，一定要先告知姥姥。

母亲还说，姥姥在孩子远行前，从来不送他们出门，因为她要让孩子们头脑中留下她平时家居时的样子，而不是凄凄惨惨的告别画面（母亲那时不到十九岁，跟我离开重庆下乡时的岁数差不多，当年她也没有送我去学校和码头）。

但是当母亲坐上三轮车去火车站的时候，她十二三岁的弟弟追了出来。他曾经抢了一个她喜欢的小物件不还，让她很生气。现在他把这个小物件塞在姐姐手里，然后绕着三轮车一边跑一边跳着笑着。这一幕永远留在母亲的脑子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躺在病榻上的她老是说起这个场面。因为这是他们姐弟俩最后的一面，后来她弟弟跟着姥姥去了晋察冀边区读中学，十七岁时因病去世，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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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4日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日子，特发此文以纪念母亲。以前几篇《母亲讲的故事》都是她讲的其他人的故事，从现在开始是她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