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校所有的同事里面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数学教师。她是七七级大学毕业生，比我大五六岁，说话很爽快。人是瘦瘦高高的，脸小眼睛大——因为脸小，所以显得皱纹比较多；因为眼睛大，所以显得很精干。

她父亲不知是哪个军区的司令员，住在丰台一带的某个军队大院儿里，因为她的户口在父母家，所以被分在了丰台。

文革初期她父亲被打倒，家里受了不少牵连。她是老大，那时候老是提心吊胆，怕弟弟们出去惹事，一听到风吹草动就吓得心乱跳，结果留下了心动过速的毛病——这已经是我知道的第四个被文革吓出心脏病的事例。

她后来在北大荒当知青，在那儿曾经有一个相处多年的男朋友。有一年她回家探亲，可能是听说她找到门路当兵去了还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只知道她的男朋友听说此不实信息以后，也许是万念俱灰，也许是急需安慰，立刻就跟另一个女生“好上了”，等她回到北大荒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她说她真是没有想到一个大男人会这么脆弱这么靠不住，他为什么就不能等等她呢？

我听这种很个人的故事时总是不太好意思去打听细节，人家说多少就听多少；又总是后知后觉，不管听到什么都很难立刻感同身受，即使想问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现在也就只能复述这么多。回过头想想，这里面值得挖掘的东西太多了。

她自己的家在石景山区的一个研究所里，丈夫是那个研究所的总工，对她很好。佐证是，有一次我们谈论起刚刚出现的一些款式新颖的衣服（那时正值八十年代初期，整个社会正在复苏，还不像现在这样五光十色，我们的衣着大多还保持着蓝白灰状态），她说现在的时新服装已经不再适合她的年龄了，可是她丈夫还是鼓励她买，因为他总是觉得她还很年轻。我还看过他们儿子的照片，是一个可爱极了的小男孩，属于一看照片就会立刻爱上，而且恨不得抱起来咬一口的那种！

我们职校虽然离她父母家很近，但是她却很少回去吃中饭，说伙食太差，比如用一个鸡蛋炒一大锅饭供四五个人享用等。所以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包括吃饭午睡我们总是同进同出，每天都有很多聊天的工夫。

从小到大我都只喜欢跟比我小的人一起玩儿，但凡有比我大的朋友，就会不自觉地将人家当姐姐看待和依赖，具体表现是事无巨细随时请示汇报。比如前篇说到的写请调报告，就是在请示汇报以后按照她的指示，写上了关于自己还年轻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路上那几句话的。

后来我休产假时，她和职校的其他几个女同事来我家探望过。她一直夸我儿子长得好，说看过好多初生儿，这个最漂亮。后来我办好了调动手续，还回过一次丰台，为的是拿自己的毛毯枕头之类。之前我打电话让一个同事帮我去食堂打饭，点名要吃某菜，被她笑道：还是一副主人翁的感觉嘛！

调走以后，我们慢慢地断了联系。最后又联系上的时候，她已经调到二机部的一个什么公司去当工程师了——那已经是八十年代后期，人们有了更多更灵活的职业选择。我是在去丰台折腾我的“干部身份”时打听到她的电话号码的，长篇大套地通了一两次电话以后就去新加坡了，于是我们就又一次失去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