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篇知青生活散记说的都是些柴米油盐，这篇咱们算算账，说说跟钱有关的事。虽然川剧《抓壮丁》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三嫂子，莫谈钱噻，谈钱就不亲热了哦！”可是别忘了，还有一句流传更广更实在的话呢——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工资的散户知青来说，没有钱更是万万不能的）！

先说安家费。

据大家回忆，我们那儿每个知青的安家费是两百块钱，具体是多少呢，却没有人说的准（全国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地方更多一些）。这些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城里的一般人家存上半辈子也不一定能存下这么多钱，那时好多人的工资也就刚刚够一家人的吃喝用度，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呢。

所以第一批知青下去时，各个生产队都抢着要，分不到知青的还不愿意呢。当然，除了有钱拿以外，农民们还以为有其他好处——可以因此少交公粮。后来发现这只是个误会罢了，也只能自认倒霉。还好他们并未把怨气发在知青头上，只是对知青们经常不出工跑来跑去地“嗨”感到不满罢了（真的，我们那儿管“耍”就叫做“嗨”，也是发第一声，只是不知道相应的字是哪个）。

我刚开始对此还很不理解。按说我们那儿地少人多口粮有限，生产队也不像北方农村一样庞大，每个寨子也就二三十户人家，那么加上几个知青参加分红的话，不就明显地是多余的负担吗？再说，虽然常言道“人多好下田人少好过年”，可是实际上田里也没有那么多活路可做。于是我也有个误会，以为我们不干活儿或少干活儿也不要紧，不去跟农民们抢工分，他们应该高兴才对啊。

后来一个老知青大姐为我解了惑。她说咱们既然来了，就是跟农民抢口粮的，即使不做活路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人家在那儿辛辛苦苦做活路，看到你们在“嗨”，心理上肯定是不平衡的。我听了这才恍然大悟。

怎么扯到工分口粮去了？还是回来说安家费。

这笔钱对第一批知青来说很重要，因为要给他们造房子做家具等，我之前说到的那四间木屋就是老知青留给我们的遗产。我姐她们队上的四个人也是四间木屋，光是请人来“立屋”（搭架子装木板墙）的钱就花了两百四十块。此外还有家具农具锅盆碗灶蓑衣斗笠…….哪一样都是要用钱的。

不过到了我们第二批知青，这笔钱就基本上可以省下了——除了添置了一两个脸盆和有限的锅碗瓢盆以外，我们用的一切都是老知青留下来的。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春天我从城里回到生产队时，发现我们原来住的宽敞明亮通透大气的四间木屋（两间睡房一间灶屋一间杂物间）已经荡然无存了，那里成了一片庄稼地，而我们居然一点儿也没有觉得被侵权！

我们的新屋在粮仓旁边。粮仓的一溜空屋子是早就立好的，中间的几间都只有木头架子，没有装木板墙，只在一头儿装了一间木板屋盛放些粮食。现在依山就势因陋就简地给我们在另一头装了两间屋，比以前的差远了。

里屋是寝室，放了三张床以后中间只能背对背地放下两张书桌，另外的两张不知去了何处。屋里虽然开了两个窗户，但是一个对着粮仓的架子屋，另一个则被一个土坡挡住了光线。所以我们的寝室就老是暗暗的，晚上倒是只需要点一盏煤油灯了，很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原则。

最糟糕的是，对着土坡的窗户外面还放着两个大木桶和一个石磨。大木桶里永远泡着苞谷子，发酵以后散发出又酸又臭的刺鼻的臭味。等到泡够了日子，它们就被舀出来用石磨推成浆，然后做成臭烘烘的粉条，也晾晒在我们窗下或者粮仓的木架屋里。有一次苞谷子们发酵过度，使大木桶轰然炸裂，流出来的臭水遍地流淌.......

原来这是我们生产队刚刚开始的一项副业，倒是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农民拿粮食和钱来换粉条，可是我们就得整天在臭气中生活了！现在想想我们真是够傻够老实的，也够能忍的，居然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为此据理力争。

外屋是灶屋，倒是很亮堂，但是也比以前小了。它是沿着粮仓的架子勉强延伸出来的一间，因此形成了半吊脚楼——下面有一大半是土坡，另一小半的下面则是空的，用几根木头支撑。

这间屋子居然开了三个门，其中两个分别可以跨出去踏在土坡边缘上的小路上，另一扇则直接连着“诗与远方”。

有人说只记得好的事情是一种好习惯。遵循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好习惯，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吊脚屋外的美景：顺着一条蜿蜒十几里的清澈的小河，你可以一览无余地向西看出去，河两岸是层层叠叠的水田，水田外青山环绕；远方的天空或是碧蓝碧蓝，或是云雾缭绕；夕阳西下时你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晚霞在燃烧，大雨降临前你可以看到波谲云诡的层云在翻滚……想想看，要是现在，买一套这样一无遮挡的观景房，你得花多少银子啊？

我们在这个又暗又臭的“观景房”里住了好几年。直到有一次知青慰问团的人下来检查工作，看到我们与粉坊这么近，不禁大惊大怒，把队上的干部叫来批评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知青呢！”之后那背时的粉坊才被搬到附近的土坡上去了。

怎么又说到房子上去了？不过，房子和钱的关系确实很紧密，二者不正是现代人最看重的东西吗？

再说生活费。

我姐记得很清楚，她们头半年吃国家供应的口粮时有每个月七块钱的生活费，在公社干事那儿领，用来买粮食和油。可是这件事在我和同学的记忆中却完全是空白，不管是买粮食还是领钱，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为此我还在微信群里发动朋友们一起回忆，返回来的信息居然也没有一个说得清的，有人说好像折合成粮食食油什么的了。我想也可能每一批知青或每个地方的执行方法都不一样吧，说不定就跟新加坡政府似的，生怕老百姓乱花钱把养老用的公积金提早用完了，所以出台了种种管理条例？

国家给的生活费只有半年多的，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这些没有好运气投生到富裕地界儿的散户知青，就只能靠家里支撑了。为此曾经有一个老知青在知青会上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上都不能自立，啷个可能扎根嘛（你别说，我们那儿还真是很少号召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的）！

确实是这样，我们那时候都要靠家里寄钱才能过日子（记得很长时间内我们用的卫生纸都是我大姐从湖南寄来的，每年回家探亲返回时还要带上很多日常用品）。一般家境好的每个月寄十块钱，家境不太好的寄五块。我们大队的一个女生，上边还有两个哥哥在当知青，他们每个月只有五块，因为她是幺女儿，所以家里每个月给她十块。

要是家里实在贫寒呢，就有可能很长时间才寄几块钱，那就只能在自己尽量不花钱的同时靠同学们帮衬了。记得有一个男生说起，他们几个知青合着用牙膏，二十几天就得用一管，觉得实在太贵了，后来发现牙粉便宜得多；还知道有一个女生没有衣服换，总是穿别人的衣服——走到哪个生产队就脱下自己身上穿的，穿上一件别的同学的。结果农民们都以为她家最有钱，因为她老是换着样穿！

（至于那些最最贫寒的家庭，子女们则干脆拒绝下乡。我们所住的话剧团外的街道上，最穷的人家全家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们的孩子宁愿在重庆打零工度日也不去乡下，理由就是当知青养活不了自己）

日子长了，不少人就开始因为经济问题闹纠纷了：谁多花了钱，谁多用了东西，谁多吃了什么，当然还有谁干了多少活儿......一桩桩一件件累积起来，各种不满和不忿也就越来越多，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分家各过各的。也是，在物质生活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不斤斤计较实在太难了。

说到分家，应该也是各有内幕精彩纷呈，可惜我没有探听过细节，无法在此提供任何乐子。只隐隐约约有个印象，觉得当时分家的知青虽然不少，但也都有点儿压力，不管怎么说好像还是不太光彩似的。现在想想，其实分家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可以杜绝吃大锅饭的浪费现象。我们那儿的农民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做“家不分不发”！

我们的三人之“家”从一开始就立下了严格的记账制度，这保证了我们始终没有产生分家危机。这个帐由我来记，具体到每一分钱的花销（比如买一根灯草），到了月底结算以后统一缴费。这个经验我跟好几个知青说起来，她们都说很难效仿。她们的办法一般是这个人花一次钱，那个人就花另一次钱，然后心里就得记着下回该谁花了，算计着谁花多了谁花少了…….

然后说补助款。

1972年，有个叫李庆霖的教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申诉知青家长的苦恼和知青工作的乱象。这封信效果巨大：李庆霖本人从此开始了他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这也是一种特色吧），全国的知青工作由此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下来了一笔补助款。

关于这笔钱是如何使用的，大家的回忆也不尽相同。我姐说她们公社是每个知青都有份，当时给了她几十块，她说家里不困难不需要，公社干事说给她的还是最低的呢；而我们公社好像是统一使用的，认为谁有困难才给谁。

之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我们大队有个“出身不好”的男知青，他就一次性地得到了不少补助——因为他下乡后两三年都没有回过家，给他补助是让他回家的，说不管什么人都得回去看看娘才是。这么看来我们那儿的公社干部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当然这也跟我们那儿天高皇帝远，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有关。

听说这个男生的哥哥有精神问题留在重庆，妈妈不知为什么在贵州一个小地方工作，父亲曾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官，不知是死了还是被关着（即所谓“杀关管斗”人员，很严重的家庭问题哦）。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的人很多，包括我。可是这男生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人家对这类问题都讳莫如深，他却随时随地把他家的“历史反革命问题”挂在嘴上，同时随时随地表达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跟你想的不同，他这样做并不是“装虫”（假装正经假积极），而是觉得藏着掖着也没有用，还不如自己说出来更坦然（不过有时候真的不必这样，我那时觉得）。

这男生为人很不错，长得也白白净净圆头圆脑满面阳光的，是个可爱的小男孩（应该比我们小两届）。他与我们以混日子为主旨的知青也不一样，什么活路都会做，甚至学会了“喊活路”（就是每天分配全队的人做什么工作），由此还当上了他们生产队的队长。

说到回家，大部分知青都是一年回一次，与那些每个月都能回家的在近郊县插队的知青比，我们回一次家的动静就大得多了：路上的车船费和住宿费饭费加起来最少得十五块钱，如果再买点儿花生瓜子鸡蛋什么的带回去的话，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因为路上情况万变，你也不敢带太少的钱，万一天气不好或者路坏了或者车船票没买到，在路上耽搁个七八天也不是不可能的（最快也要四五天）。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不回家过年的知青真是少而又少，连平时寄不出生活费的人家也会想尽办法寄路费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公社干部才会那么同情那个男生吧？ 

最后说说那些年我参与的金融借贷活动。

一次是向别人借钱。

1972年秋末，我接到了母亲的电报。估计她考虑到请假的问题，所以在电报里清楚地交代：速回渝随母去京探父。

我立即拿着电报向队长请假，那时应该比知青们回家过年的时间提早了一个多月。听说队长在队干部开会时说，去么倒是该去，可是，那还不是“得嗨”了？

现在想来，队长特别不乐意我们“得”到“嗨”的机会。有一次公社搞宣传队，我和另一个女生被某个分管知青的干部批准，去邻近的公社学跳舞（我们的理由是找不到可以演出的节目，只能去人家那儿学一两个舞蹈回来教给大家）。队长闻讯很气愤，坚决不许记工员给我记工分，说谁批准的就去找谁要工分好了。后来他还让记工员在我的名下写上两个字：“在嗨”。因为那人不会写嗨字，就写成了“在街（读音为gai）”，我们看了都乐得前仰后合的（坦白说我们那天确实是去“嗨”了一天，同时也不负众望地学会了一两个藏族舞蹈）！

其实我们队长那时也不过是25岁的年轻人，只是一个生产队的担子和几个满地爬的儿子让他没有了“嗨”的时间和心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同情心，他虽然知道我家也是“有问题”的一类，但是当他听说我已经六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还是感到非常震惊，这不合常理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所以后来他不但准了我的假，还答应了我得寸进尺的借钱请求。于是在某个赶场天，我就借到了他刚刚卖掉小猪得到的十几块钱做路费。

另一次是借钱给别人。

去北京探监前，一个农民托我给他两岁多的女儿买一件灯芯绒外套。他已经打听好了要五块钱，以当时当地的消费水平来看，这价格相当可观。更加麻烦的是他没钱，让我先垫上。

（他的女儿很漂亮很好玩儿，我平时很喜欢抱她。有一次我抱起她的时候脚下打滑欲跌，赶紧死死抱住不敢撒手。结果我很小心地摔了一跤，自己滚了一身泥土，女娃儿却毫无知觉毫发无损。翻身站起来看到，她的爹娘正在不远处向我们跑来呢，被吓了一跳的同时他们也笑坏了！）

伯娘们对此很不满，认为他借钱买一件细伢的衣服太奢侈了；而我虽然怕他还不起，却不知道什么叫拒绝，也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反而尽心尽力地完成了此项任务——自己搭上布票买到了一件红底花点的灯芯绒小外套，好看极了。

接下来的两年里，那个爱女心切的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还钱的事儿，我也以为这笔钱肯定打水漂了。没想到在我回城前的几天，他四处找人借了五块钱还给了我。还钱的场面蛮尴尬的，双方都一脸羞惭地喃喃不清着，他是因为欠债太久，我却是因为，一来自己小看了人家，二来是想拒绝却还是不知道怎么拒绝！

 这篇文儿的内容拉拉杂杂，好不容易才理清楚了，却发现想不出合适的标题来。最后想起了张爱玲短篇小说中的咏叹调，那是一个公车司机百无聊赖时反复吟唱的：“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

管它合不合适，拿来做标题得了，多担待吧您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