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转发了表姐夫李晨声文章中的第一部分，好几个朋友看了都惊讶于他文笔不错，还特别指出“摄影师”的身份，好像摄影师就不需要有好文笔似的。

可是，难道你们不知道文学是一切艺术他妈吗？尤其是电影这种综合艺术，文学就更是其不可或缺的基础了。再说，作为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才生，我的表姐怎么会找一个没有文学细胞的人呢？

我在“阴霾与灿烂系列”之《人间犹有未烧书》里，曾专门写到了李晨声是怎么带领我读名著的，他称得上是我文学路上的启蒙老师呢。不过我却不知道，原来他和大姨也是这方面的志同道合者。

以下转发文章的第二部分。

                   张楠同志二三事   李晨声

                                   二

岳母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红旗杂志社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做编辑和人事工作期间遭遇文革，被打成“黑帮份子”，受到长期审查和迫害。我翻过她和王忍之同志合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厚厚的五大本精装书，这几乎是所有社科研究单位必备的工具书。所以我一直以为她专注于理论工作，完全没有想到她对文学名著也熟知热爱并颇有见地。

文革期间家里的一些藏书被我藏在了壁柜上方。而当时的公共图书馆里，除了各种版式的“宝书”及不多的几种书外，其它的一律封存停止借阅。一些胆大的年轻人常常破窗而入，在尘封的书架中“顺出”一些想看的书，在朋友间广泛传阅。这些被传看得少皮没毛、破破烂烂的书成了我们重要的精神食粮。

没想到的是岳母对此也很关注。她最爱读的是左拉和哈代的作品，这一点与我不谋而合。因此我俩成了激烈的竞争者，总催着对方快看，盼着早点儿一睹为快。

她最热衷的是左拉的《卢贡·玛加尔家族史》。在她一再要求下，我使尽全身解数，找来了从《卢贡家族的家运》到《巴斯加医生》近二十种，以后又扩大到《三大名城》和《四福音书》中的某些作品。此举的最大收获是，既增加了我同她老人家的心灵沟通，又使我得以较系统地阅读了左拉的大部分作品。

岳母的阅读热情是空前的。她读得比我细，一度又产生了编制卢贡家族谱系图表的冲动。我告诉她不必费事，我似乎在一本旧书中见过这个东西。后来历尽周折，总算找到了这份图表，可她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在读书的过程中，她总愿意跟我谈左拉，我就自己浅陋的所知给她介绍了一些当时的观点和材料。她很注意地听，并告诉我她年轻时只读过《萌芽》，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读此书，大多是从矿工受迫害进行ba工斗争的角度切入的，此次再读有些新的体会。对于把自然主义逐出现实主义体系的评价，她是不赞成的；对于左拉把遗传学、实验医学引进文学创作这种遭到普遍诟病的做法，她认为亦无不可。这些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另类，这种对文学艺术的开放态度，使我颇为吃惊，我更愿意和她一起阅读和探讨了。这些探讨完全是平等的交心式的，更促进了我们的相互理解和感情交流。

她还喜欢读哈代。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能找到的她全读了。《苔丝》、《还乡》、《卡斯特桥市长》自不必说，连当时较为冷僻的《远离尘嚣》、《林中居民》、《蓝色的眼睛》等等也全给她找来了。她读得十分投入，书中人物命运的突兀变化和复杂的心路历程，常常使她激动不已。她不断要求我给她寻找哈代的其他作品，却没听她发表过什么议论。我猜想书中浓重的悲剧色彩，冥冥之中那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力量，似乎唤醒了她某种深层次的生活阅历或感情记忆，她不想也不愿和我谈。我尊重这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感应方式，我从来就认为，那种冷漠甚至纯功利的阅读态度是很难达到什么境界的。

在读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时，她又成了一个天真的读者。她总是被书中曲折的情节所吸引，在每天繁忙的劳作安排中，挤出一切零星的时间读书，有时干脆迫不及待地要我立即告诉她后面的情节。每到此时，我总要卖点儿关子，劝她耐心地往下读，知道结局就没意思了。

时隔多年，这些事总是历历在目。忘不了和她一起读书的岁月，忘不了她发自肺腑的真诚谈吐。我说不清她的观点到底对不对、合不合潮流。但我要说，她是一个真正爱文学、懂文学，用整个身心和全部感情在接受、感应文学的真诚的读者。

以上是李晨声文章的第二部分。

关于大姨热衷于读左拉哈代作品这件事，我曾经听李晨声说过。他说大姨的床头常常放着厚厚一摞书，然后飞快地减少。虽然我并未亲眼得见，不过大姨对于遗传学的见解我是知道的。

 现在回忆起来，从1969年回重庆，到1978年全家搬回北京，这中间我一共回过三次北京，每次都在大姨家住上一两个月（那些年上海二姨的孩子和银川舅舅家的孩子们也都来过北京，全都以大姨家为根据地，所以大姨家常常是人满为患，表哥好立也总是被挤到不同的地方搭行军床过夜，被我妈任命为“无任所大使”）。

 第一次回京是在1971年夏天，那时我在重庆混了两年中学后终于“毕业”了。除了极个别人可以升上高中以外，其他人都处于毫无悬念的待业状态（其实是等待下乡。估计乡下一下子接受我们这三届无业游民也有困难，所以我们等了半年多才得以出发）。毕业前我接到了表哥的信，邀请我回北京住一段时间。

接到信我高兴极了，那时候真是想念北京啊！现在想来，其实我更想念的是在大姨家的生活——除了大家庭成员在一起吃喝玩乐其乐融融以外，更吸引我的是有趣和丰富的jing神生活。

 记得那时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所以人们都想方设法地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除了到处找书看以外，表兄姐们有时候还会找一些老唱片偷偷地播放，大都是国外的著名交响乐。大姨父也喜欢听，常常陶醉地摇着头感叹：真好听啊！

李晨声特别话多，每天早上起来喜欢痴人说梦。听了这些交响乐之后，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一只穿着燕尾服的猫站在交响乐队的舞台上发问：“这是个好猫吗？”然后人们齐声唱道：“是个好猫是个宝猫！”接下来的很长日子里，我们就老得听他引吭高歌“好猫宝猫”的段子了，很烦人（他那时又养了一只三花猫，本来是很蔫儿的一只猫，后来被他坚持不懈地逗得特别疯，遂起名曰“李疯”，又名“皮李疯”。他也为“皮李疯”编了相应的歌谣，内容我不记得了）。

李晨声还特别擅长于讲书。有时候我们一起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他就开始讲述那些我没看过的文学名著。他的讲述不仅限于复述故事情节，还描绘人物活动的场景和心理以及作者的描写手法，真正做到了绘声绘色。听了之后，你如果有机会看到原著，就会发现他的讲述和原文几乎没有出入，给人的印象甚至比读原文更加清晰。

（后来我也学会了同样的本事，除了有时用在课堂上，大部分都用于跟我家领导说废话方面。他也常常说，听了我的讲述再去看原著，觉得好像已经看过了一样。）

 表哥那时有自己的类似于文化沙龙的小圈子，他们独来独往，侧重于阅读艰深的理论书籍，当然也读文学作品，并常常聚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阔论（好像他们的这种聚会还引起过居/委/会的警觉），有时大姨听到了，就不知是褒还是贬地叹道：“又说上啦！”后来表哥在失学多年后（从上完初二起他就因病退学在家，后来当了工人）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应该跟这段读书经历有关。

 我那时最闲——小学同学都去了黑龙江内蒙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剩下一个留在北京的也要上班，只能利用倒班休息的时间跟我去公园玩儿，另外有一段时间大姨还给我派了陪上海来的表弟（二姨的儿子）游览北京的任务。但我还是有大量的时间读小说，大姨家的藏书也正好可以填补我的空白，为此连一度十分热衷的家务活儿我都不爱干了。

 大姨那时非常反对我读小说。她仍然希望我弄功课，学数理化，要不学点儿什么能用得上的东西。可是那时候我正准备下乡，实在不知道学这些干嘛，再加上她家放着那么多好看的世界名著呢！你想想，那就像在一只猫的身旁放了好多条鱼，却谆谆教诲它不许吃一样，怎么可能成功呢？

 所以大姨的唠叨也就更加猛烈，后来甚至写信给我妈告状，说我除了看小说以外什么都不干。其结果是我妈写信召我回重庆，说是“勿自误”，好像我回到重庆住在话剧团里，整天鸡毛蒜皮的过日子就不自误了似的。

 那次我被唠叨够了，所以当李晨声说到让我以后再来北京时我就回答说以后不来了。李晨声很奇怪：“我们怎么得罪你了？”大姨在旁边听见，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老说她，她生气了呗！”

 我的决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过了还不到两年，大姨一召唤，我们就又一次全家总动员了。

那是1972年底到1973年初，当时大姨听到了消息，说我们这样的黑帮家属可以申请探/监。她立刻写信通知我妈，我妈立刻打电报到我插队的乡下，我立刻跟队长请了假（我告诉他我已经六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他听了很震惊，虽然搞不清怎么回事，但还是立刻准了我的假），顺便借走了队长卖猪得到的15块钱，然后就长途跋涉回到重庆，跟我妈一起去北京了（我二姐那时在上海的二姨家养病，也从上海来北京跟我们汇合，只有大姐在贵州，因为探亲假用完了没有来）。

 那次我们在大姨家也是住了一两个月，除了像以前一样跟着表哥表姐吃喝玩乐以外，还去看了父亲两次（关于这一经历，以后有机会再单独写文吧）。后来专/案/组的那几个军人被我们一次次地申请见面给弄烦了，就问我们为什么还在北京呆着。我妈吓了一跳，想着要赶快离京。后来还是表姐好为做过梦来：“你们不再申请不就完了，他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重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大家庭生活。这次大姨好像没有太管我看小说的事，还跟我们一起苦读《基督山伯爵》（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大姨在读小说方面只有过这一次交集。那是她的朋友弄来了一套《基督山伯爵》，还编写了索引。为了快点儿读完还给人家，我们全家人接力阅读，盛况空前）。但是她举了好几个实例说明做好准备是多么重要——比如有的人自学了外语，结果“机会”来了，就被调到外jiao部门了等等。然后我们也想了想到底应该学点儿什么，无果。

在此期间二姨也从上海来了几天。她们三姐妹经过文革初期的冲击以后第一次团聚，有很多话要说。她们联系了小管阿姨（国家体委主任荣gao棠的夫人，那时荣gao棠也在监狱里）和小胡阿姨（大姨的大学同学），这几个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一起去什么公园逛了一次，回来后洗出照片，被大姨父命名为“五老游园图”（那年大姨快60岁了）。

 大姨父那时已经从外交部设在湖南的干校回京，安排他去国家体委组建国际司，应该是为了加强体育外交吧。听说跟他谈工作时，他说自己跟荣gao棠是老朋友，去体委工作合适吗？人家回答说荣主要是历史上有疑点，在体委工作期间无大错而有功劳。大姨父一激动，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到小管阿姨那儿去通风报信了！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小细节。那时候体委常常有外事活动，有一天，大姨父在某个外交场合见到了江qing，回来后说看到她脸上长了个痦子，然后就呵呵呵地独自乐了起来，很快就被大姨喝止了。

最后让我引用《黑帮屋往事》中的一段话吧：现在想来，大姨一家在那个非常时期给我们的帮助和影响真是太大了，除了经济上行动上作为后盾的强有力的支持外，对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尤为显著——他们一家对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采取的那种带点儿调侃、带点儿不以为然的“轻视”态度（原谅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来），真的使我们在心理上放松了不少。

后来我总结出，我们那时候的心态是，虽然看不到具体的希望，但也并未绝望，这跟大姨一家的态度和支持绝对是分不开的。

 大姨和大姨父，摄于上个世纪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