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霾与灿烂并存的日子》系列之四《怡园往事》中，我讲到1966年搬到重庆话剧团的事儿。现在推算，那应该是在十月份。因为在重庆“8.15事件”之后我还在学校住了一阵，然后才“迷途知返”了（见系列之三《灿烂时光》），那段时间肯定是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怡园”中的。

另外，我们搬家的直接原因是市人委要将“怡园”作为红卫兵大串联的接待站。在我的印象中，大串联应该是在8月至10月达到高峰，后来才渐渐停止了的。这段时间，各个政府机关工矿企业虽然受到剧烈冲击，但各项工作还出于惯性地继续着，造反派还没有大规模夺权呢。

说到准备搬家的情景，我还是跟从北京搬到重庆时一样，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反正记得我妈只带了几个箱子和我们自己家的一张藤床，一套吃饭用的桌椅和一个小写字台过去，其余带不走的书籍和一些漂亮的瓶瓶罐罐都装箱放进了市人委的库房（乒乓球台则送给了话剧团，摆在一进门的排演场里）。好在从北京搬来时的七八个木头书箱们尚存，所以估计很轻易地就整理好了。当时市人委的人还提醒过可以带些公家的家具，可我妈居然连一个柜子都没带，只要了一个黑色的书架（直到现在，它还在北京我老妈的家中站着呢，一会儿当书架一会儿当杂物架的）。

然后我的记忆就是住进新家了，中间过程在我的记忆中一概消失不见。

话剧团给了我们两个房间，一间在“大楼”里，另一间在“保姆楼”里。前者是一栋四层砖墙的筒子楼，中间是长长的过道，两边排列着房间，估计每个房间在12平米左右，带着一个小壁橱。过道尽头有小小的水房，但没有厕所。这应该是团里最好的房子了，因为后来常常听说有人在“斗私批修”中检讨说：“我自己住在那么好的‘大楼’里，还……”

后者则是两层的篾片房子，也即是说它的墙是篾片（竹子的外皮）糊上泥巴而成的，一跺脚就忽闪忽闪的，这在当年的重庆是很常见的建筑方法。

我们在“保姆楼”的房间好像比“大楼”的那个大一点，里面摆了两张单人床和一个木桌子，都是用过的道具，非常粗糙（后来发现，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道具，有的奇形怪状，一看就知道是演外国戏时用过的）。不知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房间，而是紧密的团结在我妈身边，挤在“大楼”的那个小房间里，直到1967年春天。

后来才知道，在文革前，团里有严格的规定，“大楼”是给导演和演员们住的，为了保证他们晚上演出后好好休息，平时有人看门，是不允许保姆和孩子们进出的。

我们刚刚搬进话剧团的时候很开心。一是摆脱了“怡园”的恐//怖环境，二是终于有了食堂。自从阿姨在文革初期离开我们回京后，我家的家务活儿诸如买菜做饭洗衣服擦地等等就由我和我二姐承包，现在能吃上现成饭，真是幸福极了（以前我妈就一直羡慕她们电影学院的同事，除了住得近上班方便，还能随时见面聊天，更可以一到饭点儿就拿着锅盆碗筷去食堂打饭。她曾经的理想是，只要我们一上中学，就搬到电影学院去住）！

不过我们也遇到了麻烦，这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正是和去食堂打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重庆这个地方跟贵阳差不多，也是“地无三尺平”的山城。话剧团位于整个市中区的最高处，“大楼”又几乎在话剧团的最高处。那么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去水房打开水、还有洗澡、到传达室打电话以及出门上街，都得一路下行。

那时，每当伙食团做好了饭，胖胖的谭师傅就会敲响一节钢轨，那“当当当”的清脆声音一起，人们就心急火燎地往食堂聚集了。

刚开始几天，我们一家人坐在食堂的桌子旁吃饭；后来很快发现，除了那些单身的年轻人，有家可归的人都是派孩子把饭打回家吃的，于是我们也照此办理。

这下给了某个小男孩儿捉弄我们的机会——常常我们刚刚打好了菜放在桌上去排队买饭，转身一看那些菜都被搁在了地上，或者被转移到外面去了！更讨厌的是，当你端着大碗小碗往家走的时候，他如果在前面，就不断回过头来发出“啰啰啰”的声音，表示他在叫猪；如果他在后面呢，就一直“哦叱哦叱”地叫，表示他在赶鸡。跟他一起的几个孩子虽然不出声，但似乎也乐见其成。

当然你可以反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是跟他一起吆喝也太幼稚了点儿，咱好歹也是快要到13岁的大姑娘了，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要不然就大义凛然地或不屑地瞪着他，直到他玩腻了这个游戏？可是他却乐此不疲，一副百玩不腻的样子。

现在想来，我们的进//驻肯定给团里的孩子们注入了兴奋剂——他们从小到大见到的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面孔，现在突然来了两个陌生的女孩儿，还是某个著名的黑//帮的子女！你只要这样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理解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坚韧的耐心了。

这样过了些日子，我二姐终于率先失去了耐心。有一天我们在家里闲着没事时从窗口看到，那几个男孩儿去“大楼”后面的坝子上玩儿了。平时从来不爱出门的二姐突然说她也要去玩儿，就下楼直奔他们而去了。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很为难。因为不出所料的是，那个男孩儿果然又开始挑衅；而出乎意料的是，我姐居然一把揪下他戴的帽子，飞快地出手打了他一耳光！接着两个人还展开了拉锯战，那顶倒霉的帽子被他们拉来扯去的，最后被扔在了地上！

我很担心，因为我姐本来就是个不管不顾的人，我却是深深记得自己的身份的——那么要不要出去帮她呢？正纠结着，我姐已经得胜回朝了。据战报，她那一巴掌把那个男孩儿耳垂上的冻疮打破了，令他疼得哭了起来。接着拉扯帽子完毕，两人正要继续战斗，却被另一个大点儿的男孩儿分别抓住手腕说：“今天就到这点儿，就到这点儿了！”于是短暂的战争就完满结束了。

晚上，我妈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震惊，她反复强调：如果人家说你们这是阶//级报//复怎么办？（阶-级-报-复？多么刺耳的词啊！它曾经离我那么遥远，现在却在那么近距离的地方，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到，今后的日子要小心再小心才行啊。）

面对我妈的追问我们不吭声。不过据我们所知，团里除了有数的几个工人家庭，几乎没有出身好的孩子（原因下期介绍），所以我们这次充其量也就是个反//动阶//级徒子徒孙的自相残杀罢了。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自相残杀”的效果好极了——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跟我们捣乱了。听说那个男孩儿的妈妈当天晚上就又打了他一遍，后来有几天还老是当着我们的面骂他，一边骂一边看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了，这叫“骂给你看”。至于说这是为什么，那就不在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内了。

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件事还成为我们融入话剧团的契机。有几个女孩儿主动跑来跟我们说话，其中一个鼓励道：“打得好！打得痛快，哭得幸福！”（这么看来，那男孩儿似乎有点儿民愤？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瘦瘦小小的，好像没多大能量。）

多年以后，我在新加坡报了一个英语口语班。那个老师从来不照书讲课，只把课文中的一些单词摘出来，扩展成一个个句子，然后让我们用这些句子说事儿。有一次他教的是“Once and for all”（一劳永逸），然后教我们一个句子：“Let's  settle  it  once  and  for  all"(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故事！

 又记：在我的“相关博文”里，有一篇也是写打架的（《蜜罐》系列之五《蒙冤记》），欢迎朋友们对照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