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向几个国内的朋友介绍某个女孩子，说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喜欢挣钱。大家听了都不以为然：谁不爱挣钱啊？

我回答：错了，谁都爱钱，但不是谁都爱挣钱！只看那个“挣”字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是那么让人喜爱的——你想想，不管是“挣钱”还是“挣扎”、“挣脱”、“挣命”，里面均有一种费力耗神、受苦受难、不得已而为之的悲惨。你要挣钱，就得付出时间精力，就得放得下架子、受得了委屈、经得起挫折……要不怎么说是“血汗钱”呢？

之所以说得出这样的至理名言，跟我的出国经历有关。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我的公公婆婆来新加坡探亲。我看他们挺闷得慌的，便买了《女人四十》的电影票让他们去看。结果他们看了心情很糟，因为里面的痴呆症老人给儿女们添了很多麻烦，这使他们悲观地想到自己的晚年。

可是我的一个朋友看了这部电影得出的结论却是：关键是那个女主人公的老公挣钱太少了！（正如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后来发现，这个朋友的各种总结常常跟钱有关。

比如，她把我们这些90年代初两手空空去新加坡的人说成是“苦/大/仇/深”的穷人——她要不这么说我自我感觉还挺好的呢（就像我在前两篇中说的，因为过惯了省吃俭用的生活，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丰衣足食的错觉）；把刚刚认识的那些不肯积极找事做的朋友说成是“不爱挣钱，没有共同语言”——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俩的共同语言是“爱挣钱”（其实我俩都是学中文的，除了挣钱还有很多共同语言）；把自己拼命排课直到时间满得排不下以至无法再接新课说成是“好像丢了钱一样难受”——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挣钱已经挣得忘乎所以、“穷凶极恶”（亦舒语）了！

总之，拜这位朋友所赐，后知后觉的我才发觉，出国以后，我们以前的观念有了多大的改变。

在我们的年轻时代，是不作兴谈“钱”的。尤其是知识分子，老是觉得说“挣钱”多市井、多俗不可耐呀。所以，当听说我妈有个学生毕业后，只要有人找她拍片子，她问的第一句话便是“给我多少钱？”时，我们简直无法置信，觉得这也太不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说的话了！

那时我为了专心工作把孩子送去全托，每当他哭闹着不放我离开时，托儿所老师都这样劝他：“你妈去挣钱给你买巧克力去了！”我几次三番忍了又忍，才没有当面说出反对的话。等到儿子问我：“你挣钱买的巧克力呢？”我就会趁机教育他：“妈妈是去工作，不是去挣钱！”

我的工作是在电大教书，每个学期奔走于各个工作站上课，却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挣钱”与上课的关系。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老师去上课，被学生议论：“这老师刚生完孩子就出来挣钱了！”——这句话虽然令我十分反感，却也点醒了我，原来我们是“出来挣钱”的！（不过你别说，每到期末盘点时还是很欣慰的。87年我用一年挣下来的一千块钱给儿子买了电子琴，写信时向一个远在新疆的老师报告，她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你挣到了一千块钱”！）

到了新加坡，我们的挣钱愿望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失去铁饭碗的不安全感、想要安居乐业的买房愿望、以及想要实现的周游世界的理想，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老公的提议：“我工作就行了，你在家写写东西不是挺好吗？”“一分钱都没有，谁要写什么东西啊？”

自从被朋友的精辟总结点拨明白，我就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为挣钱而努力中去了。我向儿子承诺，你爸的钱是用来养家的，妈妈挣的钱是用来旅游的！

目标明确以后，方法还是个问题。比如谈课时费，刚开始觉得特别难，因为那些人老是问你：“老师，你要怎样收钱？”是啊，我要怎样收呢，说多了人家不会跟你讨价还价，只说一声“对不起你收得太贵了，不好意思我们付不起。”就把你pass了；说少了呢，人家很干脆地一声“ok”，便立刻成交了。可是贪心如我的人心里就会“咯噔”一声：哎呀我是不是收少了？早知道我多说点儿就好了！（后来知道，这里人请老师是不会讨价还价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课时费达不到你的要求，你心里不爽，就不会好好地教他们的孩子。）

上面说的是自己找学生。如果到各教育中心面试，那就简单多了。他们上来会把薪酬和一些有限的福利逐条解释清楚，如果你接受，那就往下谈——主要谈的是教学要求和方法等等。因为各个中心的老板理念不同，要求也完全不一样。有强调培养兴趣，在“玩儿中学”的，有要求比学校教学标准更高以标榜强化提高的，还有跟着学校进度亦步亦趋的……

（后来我练出来了，不管什么要求都能做到。如果你有教材和详细的大纲，我就好好做一个“劳力者治于人”的上传下达者；你没有这些？不要紧，我可以成为“顶层设计者”给你编出一套；或者你想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也没问题，我立刻可以下水试试——此为后话。）

最好玩儿的是我刚来新加坡的第二年，为了增加课时费，由新加坡老师发起，联合我们几个中国老师闹了一次工潮。之前先在一个新加坡老师家密谋一天，第二天在会议上集体发难，结果大获全胜。我发言中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使闻所未闻的同事们如获至宝，成为斗争的理论根据和有力武器。

总之，在新加坡谈钱，真的是理直气壮的事儿（现在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后来听说有个朋友回国后仍然不好意思谈钱，结果白给人干了活儿却拿不到钱，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他真的是白出一趟国了！

说到这儿，想起刚来的时候曾经看到巴士上的大字广告：欢迎加入资本家的行列！那还真让人感到一种文化震荡。而且，你也会在各个细小的地方发现，新加坡是一个多么亲商重商的国家。

比如，我的一个学生从小就懂得在学校做点儿小生意（无非是把同学们喜欢的小玩意买进卖出），他不但没有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反而被家长和老师称赞为有生意头脑；再如，我们“闹工潮”的那家教育中心的老板，她从未以自己的老公是大学教授而自豪，或为他同时兼任某科技部门的头头儿而自豪，却曾经非常非常自豪地说道：“我老公有自己的生意”！（而我到现在还总是和她相反，每当人家问我你们是不是在这里做生意时，都会忙不迭地撇清。）

同时，新加坡也是一个相当推崇“富人”的社会。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吸引世界上的富豪前来入住，以提高新加坡在国际财富管理方面的声誉。在著名的岛屿圣淘沙上，新加坡把最好的濒海地皮留给了有钱人，为他们打造了一个超豪华的世外桃源。报纸上的大标题是这样的：“具备优越条件——新加坡吸引外国富裕人士落户”。

所以啊，我们被共产主义教育泯灭多年的人类原始本性，在这里不被释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