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们班在三年级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折腾了一阵儿，令人振奋的新鲜事儿发生了——西城师范学校的一批毕业生来实习了。我记得共有二十多个青年男女教师站在操场上，由校长介绍给全校学生。后来每个班都分到几个实习老师，被我们欢天喜地地簇拥着回教室。这些实习老师年纪不大，很快就跟我们打成了一片。后来他们大都销声匿迹，分到了各个学校。但其中的优秀者留了下来，成为我校的生力军。

留在我们班的是何老师。他那时只有十七、八岁，长得又黑又瘦，大脸小眼睛，戴厚厚的眼镜，穿着家里自己缝制的布衣服布鞋布袜子，一看就知道家境不富裕。他有两双不同颜色的袜子，有一次他一样穿了一只被我们指出，却只是一笑置之。他刚开始教我们数学，四年级时成为我们的班主任。

如果说在马老师那里我们感受不到爱，那么在何老师这儿，我们所感受到的爱可不是一星半点儿。他不好看，但眼里总是满满地洋溢着爱意——一种对学生对教学的由衷的爱。不管是读学生的作文还是讲课，他那种充满爱的笑意都会从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传导出来。记得那时他在每节课后都读一本儿童故事书《小布头历险记》给我们听。我们因为关心布娃娃“小布头”的传奇经历就很勤奋地做功课，争取能多听一点儿。有时下课铃声响了，我们还一个劲儿地请求：“再读一段吧，再读一段吧！”于是他就再读一段。

多年后，正是因为我自己也当上了老师，才更深切地体会到，何老师当年做的很多事都超出了老师的工作范围。如果不是出于对工作和学生的满腔热忱，他完全没必要如此费心费力。

按说看一个老师是否合格主要是看其教学水平，但是我觉得，是否有爱心好像更加重要。作为一个不甚用功的学生，何老师教的怎样我已全然没有印象，深深记住的反而是那些零碎的小事儿：

何老师对教室环境的要求很高。

我们四年级时终于离开了平房教室，进入了楼房。记得他找来了石灰还是什么东西，把教室的墙壁粉刷了一遍，然后就不断地赞美这墙壁是如何白、如何干净、如何美观，弄得大家再也不敢往上画个图、写个字、或踹上一脚了。

接着他教我们怎样擦玻璃——先用是湿抹布擦去灰尘，快干时把旧报纸揉成团再擦一遍，报纸上的油墨此时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然后还要里里外外从不同的角度仔细查看，用手掌做最后的拾遗补阙，务必要使每块玻璃窗上都不再像是有玻璃而像是没有玻璃才作罢。我们一边擦他一边视察，以确保我们个个都掌握了这一绝技。

然后他把整个教室的玻璃窗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和分配，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小块儿，就像农民分到了责任田一样。我们每天都会找时间去责任田忙活一会儿，使之永保干净透明。

还有打扫教室的方法，也被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每到大扫除时，我们不再是拿着笤帚暴土狼烟地狂扫一通了事，而是先把所有的桌椅搬到教室外边，用湿锯末精心地撒满教室的各个角落，细细地扫上一遍之后，再把桌椅搬回来。

何老师还训练我们“行动军事化”。

那时上下课时，都要由班长喊起立，然后同学们对老师行“注目礼”。在这个环节上，他的要求就更高了——听到起立的吆喝，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漫不经心地欠欠身就坐下，而是必须立刻、马上跳起来，向旁边跨越一步，站成整齐的一排。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不能发出一丁点儿声响！为此又是大费周章，他把每张课桌椅都整齐地排好，让我们不断地跳起来坐下去，听到碰撞声就重新调整，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全无声息之后，再用粉笔围绕每张课桌椅的四脚画出框框，告诉我们以后就得严格地把桌椅固定在那儿。

现在想来，何老师做的这一切不是没有意义的——据说孩子需要有规律有明确要求的生活。至少这种干净、明快及做什么都有一定之规的训练非常合我心意，以至于后来不断有朋友不满地指出，我家的一切家务都得按规矩做。

文革中我曾经回京跟小学同学一起玩儿，一个同学告诉我，她去过何老师婚后的家，里面别提多么脏乱了，他本人也穿得邋里邋遢的。我当时倒没过脑子，现在想想，竟觉得大有可探讨之处——从世俗观点看，他找了个什么样儿的老婆啊？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年轻人要如何万念俱灰才能如此彻底地放弃他曾经坚持的美啊？我想，要是碰上冯唐那样爱“挖掘人性”的作家，说不定能写出一本厚厚的小说来呢！

我们那个时代政治无处不在。在这方面何老师是很敏锐的，老是能及时发现一些不良思想的蛛丝马迹加以批判制止：

有一段时间班上的男生爱上了《三国演义》，便整天沉浸其中。他们结帮拉派，互相称兄道弟，玩儿得很投入。何老师大为光火，号召我们全班对此进行口诛笔伐，好像主要是批判“哥儿们义气”。

我始终不太明白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于是在交给他的日记中敷衍两句充数，没想到他在批语中鼓励我：要敢于和歪风邪气做斗争！

还有一次班上分组表演节目，有一个组的节目是一个短剧。这个短剧政治上很正确，是关于一个“资产阶级太太”欺压一个贫穷少女的故事。问题在于，那个组的女孩子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如何打扮那个“贵妇”上，她们让她穿上漂亮的衣服，化了妆，抱着一个白色的小玩具狗，戴上一些漂亮的小首饰，并做出高高在上的样子……总之，女孩儿们在她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审美理想，那正是我们那个时代所不容的。

这回我很能理解何老师的光火和痛心（他在表演结束后留下全班同学对此进行沉痛反思和深刻批判，还记得那个组的女生一个个木着脸听他训斥），也完全认为这真的属于“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但如果让我再深入地“斗私批修”一下，我不得不说，那个女生打扮起来还真是挺好看的！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一方面在“蜜罐”中迷迷糊糊地快乐成长，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倘若不如此，文革之火又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烧遍神州大地呢？

这几年小学同学聚会，我发现大家很少提起何老师，也没人关心他的去向。问起此事，一个同学回答说，因为他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成为了不得人心的造反派头头，得罪了不少同事，后来只好调走了。

可惜啊，一个本来可以成为最好的老师的年轻人就这样被文革毁了。

那些年来，我们被何老师不停地洗=脑，他又是被谁洗了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