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友小屏写了三篇分析莫言作品的文字，我从中学来一个词：精神洁癖。她说凡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读了点儿书的女性，大多有点儿这个毛病，所以她建议先看《生死疲劳》和《蛙》，习惯了莫言的风格后再看其它作品。

她说的对，我和不少朋友都有这个病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我们对那种“原生态的”描写确实不喜欢（尤其是男作家写的），看来总是感到不舒服。同时，我对说话和为文用脏字也很反感，为此还曾斗胆向几个博友进言呢！

前些天看ipad，不小心“喜欢”了一篇文章，虽然里面的道理是我认可的，可它附上的一段无耻之徒写的污言秽语却实在不堪入目，按我的病症是绝对不会把它传播出去的。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看ipad时变得如履薄冰般，生怕一不小心又“喜欢”了什么不喜欢的东西。

但毕竟人是环境的产物，在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我的这种症状就减轻了不少。

文革初期，从北京来重庆的红卫兵带来了时髦的国骂——“他妈的”。刚开始颇觉刺耳，但很快也就朗朗上口了，而且还参加过这样的合唱和舞蹈：“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砸砸砸，砸个稀巴烂！”

我妈那会儿因为在人生地不熟的重庆，居然没人想到要来收拾收拾她，所以躲过了运动初期疾风骤雨的她还有心情调侃说：“谁不革命，就要把他妈妈的官罢了，这是为什么呢？”

1967年我们到了北京。那时随口说“他妈的”的风气已经遍及全国，但只有用普通话说才悦耳。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草绿色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气宇轩昂地与一乘客发生了口角，其间她说了个“他妈的”，对方立刻急了：“你敢骂人？你再骂一个试试？”看得出来，那个女孩子害怕了，但她仍色厉内荏地嘴硬道：“就是要说他妈的，我说他妈的说定了！”眼看事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我20来岁的表哥出面息事宁人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下车下车！”他推推这个，搡搡那个，把吵架的一方（忘了是哪一方）裹挟下了车。

我当时有几个心得：第一，原来此“国骂”还可以大声地宣称“说定了”，这一宣称似乎认定了，谁说谁就是革命者，不说的只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可怜虫”；第二，此“国骂”只能用于泛泛而骂，一旦针对个人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再后来我们就下乡了，重庆知青把他们的骂人习惯带到了乡下。女生的习惯是个个自称“老子”，称对方“你龟儿”，过分一点儿的还加个“狗日的”；男生分两种，一种是有点儿教养的只说以上这些日常用语，另一种不入流的除了这些还动辄“日妈”（抱歉，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文儿，我从来不愿复述这话）。现在回想起来，跟我们有点儿来往的男生中似乎还真没有属于后一种的。

我们那儿的农民比起知青来似乎文雅一些。除了男人们有他们的口头禅（恕不复述）外，其他人常常挂在嘴边的骂人话无非是“背时的”，气恼时骂一句“背万年时的！”或“你个背时脑壳！”也就罢了。

严格讲这句骂人话虽然不带脏字，但也够恶毒的，“背时”一会儿还行，“背万年时”那会是啥情况，岂不是永世不得翻身吗？

但是我们不生气。骂人的和被骂的都笑眯眯的，很享受的样子。

另外重庆人还爱说别人“放屁”，可我们那儿的农民在同样场合，骂的却是“呵欠”（读xian，第一声），你看，同是指责别人胡说，人家比我们可文明多了。

我们生产队只有二十几家人，队长25岁，有几个满地爬的儿子。他每天早上拿个喇叭，站在黄家坡上喊话，这样黄家坡的人和下面住的覃家湾和李家沟的人就知道自己今天该做什么活路了。

我们三个知青住在粮仓旁的木板屋里，处于这几个地方的中心地带。一个不知是逢五还是逢十的赶场天，队长早上起来就开始喊了：“今天我去卖猪！”（他常常先交代自己的行踪），然后接着再喊一些活路的安排。

我们听了心中有数，队长都去赶场了，那出不出工又有啥子呢。于是我们继续赖在床上。

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墙上的一块木板上有个疤，掉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圆圆的洞。喊完了活路的队长从黄家坡上下来，发现我们木门紧闭，没有起来“捞饭”准备出工的迹象，便把嘴巴对准那个洞喊起来：“知青啊知青，起来得了！知青啊知青，起来得了！”（此“得了”不是“算了”之意，而是英文When的意思，即“到……的时间了”之意）。

可是我们拿定了主意不起来。

过了一会儿，外面变成了男女二重唱，原来有一个小女娃儿参加进来了。她唱的是：“知青孃孃吔知青孃孃，起来得了！”“知青孃孃吔知青孃孃，起来得了！”

我们还是不出声。

女娃儿气了，她把歌词改为：“背时知青孃孃，起来得了！”“背万年时的知青孃孃，起来得了！”

我实在撑不下去了，跳起来应了一声：“呵欠！喊么子嘛喊，喊你个背时脑壳！”这才结束了他们的合唱。

没想到第二天，大队书记笑眯眯地来问我：“你昨天为么子骂人呢？”我吓了一大跳后才搞明白，原来队长被我骂了一句“背时脑壳”后很受伤，去大队书记那儿投诉了。

我这才知道，原来“背时脑壳”也像“国骂”一样不能随意奉送，而是要分场合和对象的。

在乡下呆了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知道了当地的骂人规则。

首先是男女有别。当地人把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叫做“腥”（这是我的音译，不一定准确），如讲腥话，唱腥歌（其实就是当地的山歌，往往很黄但不暴力。那个时代讲政治，这种山歌没什么人敢唱了）等等。这些只有男人说得唱得，女人绝对不能碰。

再如女人不能说“搞”，统统用“舞”来代替。你想问一件事或一个物件是怎么做的，必须问“是哪么舞的？”我这方面学得很快，但重庆人原来最爱说“啷咯（怎么）搞的”，“搞啥子名堂”，“搞鬼”等等，现在突然改口不太容易，一旦说错，就会被取笑：“你在讲腥话哟！”

其次是婚否有别。有些话，大嫂们伯娘们说得，妹仔们不但说不得，甚至听不得，听了也不能表现出听到的样子。这经常发生在田间地头，那些已婚妇女们嘻嘻哈哈地一逞口舌之快（无非是一些与性相关的隐晦的打趣），妹仔们（含女知青）一个个面无表情，决不能表现出听见了、甚至听懂了的样子。

当然尊卑也有别，我们被骂“背时脑壳”是可以的，但我骂队长就不合适了（现在我也怀疑是妹仔家不能骂后生家这个，不然那小女娃为什么能骂我们“背时知青孃孃”呢？）

但是遇到那些把“日妈”当成每一句话的开场白的男知青时，这些规则就没用了。一个农民曾经非常委屈地抱怨：“跟知青说话硬是吃亏得要不得，一开口先把你妈……”；他们还曾为了一个场面而大笑不已：一个男知青被狗追赶，他回过头来对着狗发威：“老子日你的妈哟！”

这个段子给我们那儿的农民带来过极大的欢乐。估计知青消失多年后他们还会一直说下去，就像多年前有个地质队曾经出现在那一带之后又消失了一样，直到我们下乡时，还经常能听到关于地质队员的各种乐子。

以下是一些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归纳总结：

某外国作家曰：“看一个人的教养，不在于他吃饭时不会打翻碟子，而是在别人打翻碟子时他会做得像完全没看到一样”；

某中国作家曰：“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一是看他对佛教的态度，二是看他对女性的态度”（至于为什么咱们的“国骂”都与侮辱女性有关，那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俺老妈曰：“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有教养，不能只看他平时不骂脏话。当他真正生气时也骂不出那些话，那他的教养才真正融化在血液中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