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北京，最爱玩儿的游戏就是过家家了。摆上几把椅子，弄几块积木和几个娃娃，然后分配一下角色，我们院儿里的三五个女孩儿就可以津津有味地玩儿上半天。

    有一次二姨来北京时正碰上我们在过家家。她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还出了几个主意。

    过了些日子，我们收到了二姨从上海寄来的礼物——一盒精致的玩具，里面是全套的淡绿色的小家具，有大衣柜五斗柜梳妆台以及床桌椅等等。每一件都做得非常细致，柜门是玻璃的，可以打开。好像我们在北京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玩具，它使我们的过家家游戏大大提高了档次。（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这一游戏延长了好多年，一般的孩子上了小学后就不再玩儿了。记得最后一次玩儿过家家已经四年级了，为了怕人笑话，我们几个女孩儿躲在后院关上院门，刚刚把小家具摆上，就被爬墙头的男孩儿田壮壮发现了，他大声取笑我们：“这么大了还玩儿过家家呢嘿！”我们连忙边收边否认，此次就再也不敢玩儿了。）

    之后也陆陆续续收到一些二姨给的礼物。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小珠子，是她从串珠拖鞋上拆下来的，我们把它们装在小药瓶里，随时倒出来看看，有时拿针线把它们穿成一串欣赏。

    还有一个铅笔盒，比通常的小巧精致。我跟大姨等人去二姨住的饭店时看到了，就开始说起我的铅笔盒来：一个不小心丢了，一个被摔坏了。大姨打断我的话说：“你不就是想要这个铅笔盒吗？”二姨听了马上把里面的文具倒出来，把铅笔盒递给我。我很尴尬，因为我说的时候心里好像完全没有想要这个东西的意思，可拿到手后又确实很高兴，真是百口莫辩。

    后来听我妈说，我们小时候最爱推的一辆玩具小藤车也是这样来的。二姨带三岁的二姐去逛街，二姐看到这辆小车怎么也走不动了，就两眼直直地看着。小车的价钱是四块，在当时算是相当贵的。

    还有一个乐子我妈津津乐道了很多年：有一次二姨来京住在我家时无事可做，发现自己的睡裤快破了，便突发奇想地把两个绣花裤腿剪下来，稍加剪裁和缝制，就给我们姐俩做成了两件小背心。二姨得意极了，当即叫我们穿上，那两朵花就开在我们胸前。可是第二天，我家的保姆阿姨刚一洗，小背心就破了。阿姨很不爽，一直唠叨：“二姨更会过，二姨更会过！”

    1971年夏天，我去四川山区插队之前从重庆回北京，住在大姨家。二姨那时处境好一些了，写信说要让她的儿子严佳来北京入伙（即加入我们这一大群表兄弟姐妹之中）。带表弟玩儿的任务就此落在我的头上。（我那时不到十八岁，正是对自己外表的一切要求甚高又矜持得不得了的时期，却要带着一个十五岁的蔫了叭叽的男孩子到处走，这令我很不自在，所以我对严佳总是很凶，从此他就叫我“老凶”了。）

    我到北京后照例接收了表姐王好为的几件衣服。严佳来的第二天早上，我穿上其中的一条碎花裙子准备带他出去玩儿。严佳一看就说：“这是我妈妈的裙子！”于是我们追根寻源，终于弄清楚，二姨的这条裙子本来送给了我大姐，被我妈扣下穿了几次，最后我大姐又把它给了表姐，现在又传到我这儿了。

    后来我就穿着这条裙子带表弟走遍北京名胜。文革期间大家都穿得很朴素，很少有人穿裙子，所以走到哪儿这条裙子都挺显眼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大学里的大姐和在北影厂的表姐才不敢穿它吧?

    从北京回到重庆，很快就下乡了。我和我二姐都在酉阳县大溪区，只是不在一个公社。那里现在是个旅游区，从重庆坐火车或大巴四个小时即到，当年却需要走上至少五天：第一天清晨坐长江船，下午到涪陵；第二天凌晨坐乌江船，第三天下午到龚滩（就是现在著名的龚滩古镇）；第四天坐长途车到县城；第五天再转车到区上。我的公社离区上很近，可是到我姐的公社还得坐摆渡过河，再翻过两个山坡。这还是最顺利的情况，如果因为买不到车船票或道路出问题等等耽搁了，走个七八天也是可能的。有一年冬天因为大雪封路，我们就走了十天才到家。

    罗罗嗦嗦地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居然也收到了二姨的礼物。

    当时有一对上海夫妻，是大学毕业分到酉阳县医院的。男的是彭医生，在当地很有点名声，知青们颇以认识他为自豪。有一天我姐来我公社找我，在区上碰到了彭医生，一群知青正围着他套磁。他叫住我姐，说他前不久去上海探亲，二姨托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他边说边从旅行包里往外掏：“这是你的，这也是你的！给你带来的东西最多！”

    二姐把来自二姨的礼物拿到我的生产队，逐件打开看。

    有的太实用了，简直是雪中送炭——比如装在一个旧饼干桶里的猪油，凝固得硬硬的。我们那时最缺的就是油水了——在当地长期吃一种长得很长叶子的青菜，极苦，必须先切碎挤出苦汁再下锅煮。有了猪油，只要在煮好的菜里点上半勺就满屋飘香了。再比如一盒巧克力，特别能满足我们姐俩的需求。按知青中的惯例，谁家带来了糖果，大家都会立刻将之一扫而光。但巧克力不一样，重庆人都吃不惯，这下我和我姐就可以慢慢享用了。尤其是每天吃红薯青菜后大家都觉得怎么吃也吃不饱（其实是解不了馋）时，这时吃一小块巧克力可管事儿呢。记得那时北京的表哥表姐都给我们寄过巧克力。

    有的却不太实用。比如一盒泥制的各种各样的小狗造型的转笔刀。表弟在附上的信中写道，知道我姐在公社小学代课，这些转笔刀可以作为给小朋友的奖品。

    可是我们都觉得不合适。当时说不上来到底是哪儿不对，现在想来，是因为它们太漂亮太精致了，跟我们那偏僻的土家族寨子，跟我们住的那没有天花板的木板吊脚楼，跟当地小学里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相比，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反差。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知青来说，除了视觉上的冲击外，还有心理上的冲击——它似乎代表着一种大城市的文明，我们在离它越来越远的同时怀念和向往着它…… （看过王安忆的一篇散文，好像是说她当知青时去县城，住在一个当地干部家里，看到人家的日常生活，那种寻常过日子的感觉给了她极大的震撼。估计我们的那种感觉与她的属于同一类。）

    那些小狗最后不知所终，我和我姐都想不出它们去了哪儿。其实真应该留几个做纪念的。现在想起来我很想像祥林嫂那样说：“我真傻，真的……”

    我们能得到这些礼物，说到底还是要归功于名人效应。后来听说，彭医生夫妇在上海时多方打听我二姨的联系方式，他们很自信：“她家的两个孩子在我们县插队，就不信她不见咱们！”那时已是文革后期，新的明星还没有出来，老的明星重新光芒四射，经常会有粉丝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二姨。

    彭医生猜测得一点儿没错。二姨不仅见了他们，还请他们吃了饭，还给他们的小女儿买了洋娃娃，还分几次买了肉（那时买肉是有限制的）回家熬猪油……最后才有了我们这一大包礼物。

    我们那时很感谢彭医生，因为从上海到重庆，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船都需要三天多，再加上从重庆到我们这儿的五天……粉丝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后来我们和彭医生一家走得挺近的，我去县城时在他家住过，他爱人到重庆也在我家落过脚。）

    可我不记得是否写信谢过二姨，估计没有。因为在我们心里，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

    前几天打电话给表弟严佳，嘱他收拾二姨遗物时给我们留点儿小东西做纪念。严佳连连答应：“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会的。”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收到来自二姨的礼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