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斋随笔》连载之三五·

我们的祖宗和我们人人都是民间文艺家

普通老百姓对成名成家的人往往尊重有加，只因为他们自己不是什么“家”，就觉得“家”们高不可攀。其实，他们统统忽略了他们自身的价值。任何人，只要活着，只要生活在他所在的社会环境中，在自觉不自觉中，就已经无数次地参与了民间文化的创作。譬如民间故事：只要这人听过故事、讲过故事，他的版本就肯定属于他自己的，他不可能将听别人讲的故事一字不改地背给别人听，他再讲的时候，为了让听者喜欢，他除了努力调动情绪外，还要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无私地将自己的所有才华倾注到这故事里面。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民间文化的再创作过程。

民间文化创作是一种不需要文字的创作形式，民间文学的口耳相传，（所以又称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间技艺的师传徒承，民风民俗的世代因袭……决定了民间文化的传承性。我们的祖宗和我们，人人都参与了这种传承过程，由于在传承中又人人都不自觉地进行了改动和加工，形成了雷同和差异的不同“版本”。所以，我们“人人都是民间文艺家”这一说法并不过分。那些所谓民间文艺家们所作的，无非就是将“这些”民间文艺家们的创作成果记录整理出来，使之定型，然后冠上自己的大名，于是“他”就成了“家”，大家的东西倒手的功夫就变成了私有财产。中国的老百姓从来以宽大为怀，绝不计较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传播者们都毫无疑义地承认民间文化的变易性。民间文化既然在谁那里都可以变，在“家”们那里变得更好了，固定了下来，免得遗失，岂不是好事一桩？压根儿就不存在计较知识产权的必要。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短篇小说祖师爷蒲松龄，他是淄川蒲家庄人，蒙古族。我到过他的家乡，他的后人至今还津津乐道于蒲老夫子听行人讲故事写《聊斋》的轶事。蒲松龄的老宅还在，如今是“蒲松龄纪念馆”；村东的“柳泉”遗址也还在，只是已枯干无水了。据说当年这井里有泉，水满外溢、水质甘甜，井旁柳茂成荫，故尔得名“柳泉”，蒲松龄喜欢这井，也自号“柳泉”。就是在这地方，科考屡屡失意的蒲先生，居家写《聊斋志异》。与蒲松龄同时代的邹韬在《三借庐笔记》中是这样记述的：蒲松龄“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这一过程，酷似我们今天搜集民间故事。《聊斋志异》成书后，因其“脱胎于诸子”，“抗手于左史、龙门”，被大名士王渔洋称之为奇书，他在“详加点评”之后，又题诗曰：“姑妄言之姑言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可见，此书当时就在文坛上产生很大反响。其实，你仔细阅读《聊斋志异》就会觉得，《聊斋志异》实际上应该称“聊斋故事”才更合适，因为它其中的许多篇根本构不成小说，只能算写作素材的原始笔录；还有些篇，如果用白话文翻译过来，无异于一个道听途说的趣闻轶事。这里，我没半点否定祖师爷的意思，毕竟《聊斋志异》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一部书中竟有80多个故事被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只凭这一点，近、当代所有作家无一出其右者，任何狂妄自大的文人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岂敢数典忘祖、妄自尊大？我只是想，假若当年蒲松龄仕途顺畅，或者他没想到设茶烟、执行人、听故事，再或者蒲松龄也像班固那样，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道听途说，街谈巷语之所造也。”不愿为“裨官”之所为，而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专攻经史子集，著书立论，蒲松龄势将一事无成，社会上必将多了一个书呆子，而中国文学史上也必将少了一位伟大的作家。蒲松龄的成功，无疑是受益于民间文化的。所以说，民间文化永远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头和基础，是培育作家的营养钵和培养基，是藏之于民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转自：陈传瑜《三余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