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格非《文明的边界》(之三)
(2022-07-15 16:30:35)
标签：
历史情感文化 |
分类： 文学笔记 |
文心探访
(读书笔记)
格非《文明的边界》(之三)
洪砾漠
辑三(第三辑)麦尔维尔
麦尔维尔(1819-1891)Melville.Herman，美国作家。1819年8月19日，生于纽约一个商人家庭；1891年9月28日、卒于纽约。终年72岁。
麦尔维尔的祖先是苏格兰的一个名门望族，早在他的祖父那一辈就已经来到美国，并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在麦尔维尔少年时代，父亲破产，家庭一下子从富裕堕入潦倒之中。
麦尔维尔12岁时不幸丧父，15岁时就结束了仅仅4年的学校生活。因家境恶化，使他不得不走向社会独自谋生。他先后做过银行职员、农场工人、乡村教师，备尝了人世间的冷暖。1837年，18岁的麦尔维尔怀着满腔的忿满和对社会的抵触，逃上了一艘帆船，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涯。【砾漠先生联想：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2.12-1882.4.19)在1831年-1836年随贝格尔号军舰环球旅行、考察，对动植物和地球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资料搜集；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第一次的航海生活是激起了麦尔维尔更强烈的愿望。1839年，他到一艘往返于美国纽约和英国利物浦之间的轮船上当服务员，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海上旅行生活。其间，他曾在几艘捕鲸船和邮轮上当过渔叉手和普通水手……曾经流落到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岛上，在有食人风气的土著部落中生活过一个时期，并作为水兵在美国号战舰上服过役。从1841年起，麦尔维尔开始登上捕鲸船做水手……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大开阔了眼界。不仅如此，他还和捕鲸船上的伙伴一起，同船上的专制行为做了一定的斗争，还曾因为暴动等原因被监禁……1844年，麦尔维尔在美国波士顿上岸，结束了自己的航海生涯。这段航海生活对麦尔维尔的一生影响很大，思想在此段时间基本被奠定了。他的作品是他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思想的写照。
1844年，麦尔维尔退伍回到纽约，开始创作生活。最初的长篇小说《泰比》(又译作《泰皮》1846年问世)，《奥穆》(又译《欧穆》，1847年问世)《马尔迪》都是以他在南太平洋的生活为依据写成的。《泰比》描写了他在马克萨斯岛上的食人部落泰比中的惊险经历，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给当地土著人的淳朴生活带来的破坏，因此受到教会的谴责。1849年出版长篇小说《雷得本》；1850年出版长篇小说《白外衣》；185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白鲸》(又译《莫比·迪克》)，当年没有引起读者和评论界重视，这使麦尔维尔十分失望……
1850年夏天，麦尔维尔与霍桑相识，两人后来成为邻居和朋友。
1852年，麦尔维尔出版小说《彼埃尔》；1855年，出版小说《伊萨雷尔·波特》；
1856年，出版短篇故事集《广场故事》；
1857年，出版小说《骗子》；
1866年-1885年，麦尔维尔在纽约任海关检查员；1866年，自费印行第一部诗集《战事集》；1876年，自费出版宗教题材18000行长诗《克拉瑞尔》；1888年，自费出版诗集《约翰·玛尔和其他水手》；1891年，自费出版诗集《梯摩里昂》，印25册。1891年9月28日去世。他生前写作的长篇小说《比利·巴德》于他死后(1924年)被人整理发表。
直到20世纪20年代，麦尔维尔的价值才被美国文学界“重新发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西方评论家才对麦尔维尔的后期作品(尤其是小说《白鲸》)非常感兴趣，赞誉《白鲸》为一部美国文学经典；1956年6月27日，由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根据他的小说《白鲸》改编的电影片《白鲸记》(又名Moby Dick)在美国上映……
1.《白鲸》
以实玛利(Ishmael)
Ishmael中文(汉文)译作以实玛利(或译伊斯梅尔)，在《白鲸》中，他是叙事人兼主人公。《白鲸》中的诸多人物都与《圣经》文本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对应关系，麦尔维尔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增加作品启示录般的寓言色彩。当然，以实玛利也不例外。在《圣经》的叙事中，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与婢女夏甲所生的儿子。由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对夏甲和以实玛利十分嫉恨，遂求丈夫将夏甲母子抛弃。因此，以实玛利成了一个弃儿。在《白鲸》中，以实玛利的弃儿身份是双重的：首先，他作为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满世界游荡，就像一只漂浮在海上迷失了航向的捕鲸船，找不到可以抛锚的港湾；其次，他还是一个寻找生活意义并最终陷入虚无和绝望的“忧伤之人”。从《白鲸》呈现的诸多主题来看，后一点或许更为重要。
在探索人类心灵及其命运的道路上，麦尔维尔走得如此之远，这或许是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凶犯韩国移民赵承熙难以想象的。《白鲸》中的以实玛利不仅是一个孤独的游魂，同时还是毁灭和灾难的目击者：实际上，大毁灭发生后，以实玛利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也成了科耶夫或福山意义上的“最后之人”。至于最终遭受毁灭的是一艘名叫“裴廓德号”的捕鲸船，还是它所象征的美国社会或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甚至是宇宙秩序，这取决于我们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如何去理解《白鲸》的深邃主题。
海洋与陆地
每当我觉得嘴角变得狰狞，我的心情像是潮湿、阴雨的十一月天的时候；每当我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棺材店门前停下步来，而且每逢人家出丧就尾随着他们走去的时候；尤其是每当我的忧郁症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需要一种有力的道德律来规范我，免得我故意闯到街上，把人们的帽子一顶一顶地撞掉的时候——那么，我便认为我非赶快出海不可了。【美】麦尔维尔：《白鲸》，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9月1版1次印，正文1页)
这是《白鲸》第一章《海市蜃楼》开头部分的文字。这段内心独白，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以实玛利对于大海的渴望，其中暗含着陆地和海洋生活的鲜明对比——当一个人在陆地生活中感到病苦和忧郁，对陆地人际关系感到难以忍受，竟对死亡产生了好奇和向往的时候，出海就成了他(或她)一种本能的选择。
海洋对于在陆地上生活感到不幸的人而言，似乎就成了一个避难场所。在小说《白鲸》第112章中，麦尔维尔为我们读者讲述了一个名叫柏斯的铁匠的悲惨故事。柏斯是一个技艺高强的手艺人，有一个年轻美丽的爱妻，有三个活泼健壮的孩子，有一个带花园的房子。柏斯在60岁前几乎没有遭遇到真正的悲伤，他每个礼拜都会虔诚地去教堂……可是，有一天晚上，一位夜贼就像《天方夜谭》里从魔瓶中跑出来的魔鬼一样闯进了他的家中，把他家中所有的一切都偷得一干二净。于是，巨大的悲哀投向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妻子死了，两个孩子夭折，房被迫变卖了。白发苍苍的柏斯成了流浪汉。【砾漠先生插话：非常抱歉!我没有阅读过《白鲸》曹庸译本。格非原来说柏斯有三个孩子；后来说柏斯的两个孩子夭折了，那么还有一个孩子呢? 我手头暂时没有《白鲸》中译本，无法查看中译本，只好等日后找到或买到中译本再核实。】【上海复旦大学王宏图老师将《白鲸》中译本第112章细看了：柏斯的三个孩子分两次夭折的!】在这个时候，柏斯听见了海洋的呼喊。慷慨豪爽、虚怀若谷的海洋，以及无数在海上游弋的人类和鱼群，邀请并接纳了他，使他成为“裴廓德号”捕鲸船上的一名铁匠。在麦尔维尔看来，从东方到西方，从每一个黎明到黄昏，整个世界都回荡着大海的亲切的呼喊，让一切“伤心的人们”投入它那温暖的怀抱。【砾漠先生联想：巴金1932年写作中篇小说《海的梦》的《前篇》开头：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我们已经有三天不曾看见陆地了。在我们的周围只有蓝色的水，无边无际的，甚至在天边也不曾露出一点儿山影来。陆地上的一切对于我已经成了过去的梦痕。蓝色的海水在我的眼前展开。海水一天变换一次颜色，从明亮的蓝色变到深黑色，这告诉我们：夜来了……】砾漠先生又想起海明威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的故事：在第85天，天没有亮，圣地亚哥(又译作桑地亚哥)就出海了；这次他决定要去远处的海上捕鱼。命运之神果然眷顾了他。他这次钓到的是一条大得惊人的马林鱼。老人在与马林鱼斗智斗勇两天两夜之后，第三天终于战胜了这条大鱼，把死去的大鱼绑在船边，开始返航。但是，海里的鲨鱼们嗅到了死去的马林鱼流出来的血的味道，追来了，开始频繁向渔船发起进攻。于是，圣地亚哥又开始和鲨鱼们搏斗，他在打败一只鲨鱼后自言自语说:“人生本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当老人回到港口，那条大马林鱼已经被鲨鱼们啃食得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骨架。疲惫的老人踉踉跄跄地上岸，走进自己漆黑的小屋子，倒头便睡，那小屋子墙壁上挂着一幅彩色的画《耶稣圣心图》和一幅《科布莱圣母图》……
在麦尔维尔笔下，海洋自有其与陆地不同的特殊性。归纳起来说，无非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陆地生活是易变的，充满了文明所赋予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各种诱惑；而海洋则具有某种稳定感，朴素、简单、直接，亘古不变。在大洪水时代的方舟中，诺亚所看到的大海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大海是人类的母亲和故乡，它远比陆地要更为古老。
第三，汪洋大海本身就象征着最高的真理，它像上帝一样高深莫测。
在陆地与海洋的比照、互现之中，其实蕴含着一个更隐秘，也更深邃的对比——文明与野蛮的关系。麦尔维尔在描述这种对比时，语词颇多闪烁，但他对文明及人类社会整个文明史的看法是清晰的。格非老师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尔维尔是弗洛伊德晚期思想的真正先驱：正因为海洋是自然和野蛮的象征，它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发生、发展以及最终的结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海洋视为陆地上失意、伤心的人类的避难场所。实际上，麦尔维尔将海洋视为一个避难场所时，是有附加条件的：出海这一行为本身同时也是毁灭的开始。以实玛利固然为逃避痛苦、虚无、忧郁、而本能想到出海，但紧接着说：“这就是我的手枪和子弹的代替品。”(《白鲸》曹庸中译本第1页)
在《白鲸》第112章中，铁匠柏斯出海冒险的前提，恰恰是求死之心。换句话说，出海意味着另一种自杀。麦尔维尔显然认为，一个人要去海上冒险，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下遗嘱，同时这个人也必须认识到，只有不怕失去生命，才有资格获得生命。这当然是源于《圣经》的古老教海。对于麦尔维尔来说，世界上或许只有两种人：死者与幸存者。
尽管在《白鲸》中，麦尔维尔不厌其烦地渲染海洋在感悟人生方面的种种“优越性”【砾漠先生联想：李尧棠(即后来的巴金)1927年春天去法国留学，1928年归国，有很深的海上旅行经验，这为他1932年写作小说《海底梦》(即《海的梦》)作了思想准备和素材积累；那么，李尧棠1932年以前是不是阅读过《白鲸》的英文版本或法文版本或中译本?】，且不时流露出身为海洋捕鲸者的强烈自豪感，但如果我们据此轻率地认为，这反映了麦尔维尔对陆地和农耕文明的轻蔑与贬损，则是完全错误的。在格非老师看来，情况或许恰恰相反。麦尔维尔认为，整个世界其实是令人可怕的海洋包围起来的葱翠的陆地，犹如大海中的塔希提小岛，亦如每个人心灵里的那个安谧、快活的岛屿：它被一知半解的生活中的一切恐怖所包围。(《白鲸》曹庸译本第58页)
在小说《白鲸》第94章中，叙事者以实玛利是这样界定他的生活幸福观的：“幸福并不是随便靠智力或者幻想就能获得的，而是存在于妻子，心坎，床上，桌上，马背上，火炉边和田舍间的……”(《白鲸》曹唐译本第584页)
这是明确无误地对于陆地居家生活的礼赞。我们可以看到《白鲸》叙事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麦尔维尔不断劝诫人们安分守己，不要去追逐幻象，不要为了满足好奇心和种种功利目的去海上冒险；与此同时，另一方面，麦尔维尔又在不断讴歌大海所蕴含着的激情与狂野，不断激励人们到作为最高存在的海洋中去体验生命的壮阔与欢乐。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麦尔维尔在《白鲸》中呈现的这种思想矛盾和分裂呢?
格非老师说:“我的看法或许有些极端。”如果我们将陆地与海洋的比照关系置于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之下来考察，这种思想矛盾不过是浮泛的表象。或者说，陆地与海洋的对立，在麦尔维你的思想灵魂深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构成对立的不是海洋与陆地，而是乡野与城市。麦尔维尔在《白鲸》中的写作意图之一，是为了向读者们描述现代社会文明与自然、传统之间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导致的深刻忧虑。在他的另一篇小说《班尼托·西兰诺》中，叙事者曾这样感慨说：“大海与乡野好像是一对堂兄弟，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参见【美】麦尔维尔：《班尼托·西兰诺》，收入《水手比利·巴德：麦尔维尔中短篇小说精选》，陈晓霜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北京版，第193页)言下之意：大海象征的，正是未被现代文明玷污的乡村或乡野。由此可见，陆地与海洋在空间上的对比关系，最终为现代文明与远古“自然生活”的时间(线性)上的对比关系代替。
格非老师认为，在麦尔维尔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十分清楚明晰的主题：对于乡野、乡村以及远古生活的礼赞与向往，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和忧虑。与同时代的霍桑、梭罗、爱默生一样，麦尔维尔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返自然的最深处，重返那个充满耕种、打猎与垂钓之乐的甜蜜之乡。正因为陆地的城市文明的加速兴起，生活在陆地上的“忧郁之人”无法找到安宁栖居之所，才会向往辽阔的大海；正因为现代文明功利、平庸，遮盖了生活的原义和本真状态，具有原始魅力而且处处充满风险的海洋才会让人获得对人生的真正体悟，让人重新思考死亡并进而理解生命。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麦尔维尔在描写大海美景时会不断使用“鲜花斑斓的大地”“风光秀美的草原牧场”之类的比喻。
“裴廓德号”的航行线路
捕鲸船“裴廓德号”的出发之地是小说《白鲸》中频繁提及的南塔开特(Nantucket)。它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角的一个小岛，英国人最早对它进行殖民统治，约在17世纪中叶。这是传统捕鲸业的重镇和起锚地。麦尔维尔在小说中提到的彼得·科芬，在历史上也实有其人。经过漫长的航行和惊心动魄的追击之后，“裴廓德号”最终在太平洋赤道线附近被白鲸莫比-迪克撞沉，葬身海底。
根据我们(格非老师及其学生)对《白鲸》叙事线索的分析，“裴廓德号”最终的沉没的地方，应该在马绍尔群岛与波利尼西亚群岛之间靠近赤道的某个水域。以现在的航海线路而论，要从美国东海岸的南塔开特进入太平洋，最终抵达这片赤道渔场，最便捷的航线应是由大西洋进入加勒比海，经过巴拿马运河而入太平洋。可是，在《白鲸》问世的那个年代(公元1851年)，巴拿马运河还远未开凿。因此，“裴廓德号”要想进入太平洋，只有两条线路可供选择。
第一条线路是沿大西洋往南，经由巴西、阿根廷的外海，并绕过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合恩角，然后沿着南纬六十度线一直往西，进入太平洋。
第二条线路是经由北大西洋朝东南方向航行，沿着非洲大陆的西海岸，绕过非洲西南段的好望角而进入印度洋，最终进入太平洋。
本来，“裴廓德号”完全可以挑选第一条线路，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但它从南塔开特启程时，由于时令和风向不利于绕过合恩角航行必须等待下一个季节。(《白鲸》曹庸译本第281页)因此，急于赶往赤道线追击白鲸的船长亚哈不愿错过所谓“赤道渔场的当令季节”，决定提前开航，并选择了第二条线路：穿过北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然后经由印度洋，驶入孟加拉湾，通过马六甲海峡而入南海，最后由日本海朝东南方向驶往赤道水域。
这样一来，“裴廓德号”沿着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兜了一个“U字形”的大圈子。从表面上看，“裴廓德号”这次航行的目的是为了捕获具有高额利润的抹香鲸，但或许只有船长亚哈一人知道这艘捕鲸船的真实意图：地中海强风、阿拉伯热风、印度洋季风、彭巴斯草原风以及非洲西岸的燥风都有可能把莫比-迪克赶到他所设下的巨大的包围圈中来：面对自己的宿敌，亚哈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太平洋中的孟加拉湾、日本海，特别是位于赤道附近的东南亚海域，历来是猎获抹香鲸的传统渔场。当然，这一带也是莫比-迪克可能的出没的水域。就小说的情节设置而言，这个航行线路，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不过，因为“裴廓德号”的航迹，与17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绕过好望角而进入印度洋和其它亚洲地区，进而“发现”东方的航海线路是完全重合的。另外，这条航线由大西洋而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串联起了美州、欧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几乎将整个人类世界都纳入到了它的视线之中，因此，麦尔维尔为“裴廓德号”设置的这一航路，背后究竟含有怎样的历史和文化寓意，不免会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
在《白鲸》第24章，叙事者曾经用戏谑和反讽的语调来罗列捕鲸船在现代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功绩：捕鲸船为探索未知的新世界，为发现远海的陌生地域，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不仅为殖民者的兵舰开路，也曾经帮助英国殖民者将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从旧西班牙的羁轭下解放出来，建立民主政体；捕鲸船紧跟在荷兰人之后，发现了澳大利亚，并将澳洲大陆带入文明世界；捕鲸船作为先导，将传教士和商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并开启了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让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向世界敞开了它的怀抱。因此，捕鲸船不仅是殖民地的母亲，也是叙事者“我”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
叙事者的这一番陈词让我们读者多少可以洞悉麦尔维尔隐秘的文本意图。也就是说，小说作者让“裴廓德号”穿越五大洲、三大洋，并不仅仅是为了向读者们讲述一个关于捕鲸的冒险故事，其中也暗含了麦尔维尔在开放的地理历史时空中重新思考人类命运的抱负和野心。传统的商业捕鲸路线，同时也是由海盗和现代殖民者所开辟与“发现”的前往东方的航道，而后者恰恰预示着现代文明史的开端。遵循着这个线索，读者们不难发现，与麦尔维尔早期沾沾自喜的冒险故事不同，《白鲸》或许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全新尝试。麦尔维尔试图将现代地理、历史、法律、社会道德和政治秩序一并纳入他的视野。麦尔维尔试图以现代社会秩序为基准点，向前追溯，同时也向后(未来)展望。向前追溯，无非是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向后延展，则使《白鲸》具有了强烈的预言性。这样一来，“裴廓德号”已经不再是一艘简单的捕鲸船，它同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之舟。
“裴廓德号”的航行路线，也可以被我们读者视为麦尔维尔(叙事者)从现代城市向着大自然蛮荒深处进发的漫漫旅程。在英国作家D.H.劳伦斯看来，麦尔维尔是一个厌世者，或者说，他无法接受人类，无法将自己归属于人类。对他而言，既然人类原本来自海洋，那么奔向海洋，即是重返家乡。对于现代城市文明，麦尔维尔感到格格不入，难以忍受，而传统意义上的家乡也正在被急速扩张的城市(文化)所吞没，他只能在茫茫大海中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劳伦斯认为，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词语来概括麦尔维尔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这个词就是“逃离”。那么，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才是麦尔维尔理想的逃遁之地?
D .H.劳伦斯的答案是太平洋。
劳伦斯的理由是，太平洋远比大西洋和印度洋古老。劳伦斯所说的古老是指太平洋“还未被现代意识浸染”。(【英】D.H.劳伦斯：《赫尔曼·麦尔维尔的<</span>泰比>和<</span>奥穆>》，《劳伦斯论美国名著》，黑马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5页)
世界现代史的奇特的震动，“把大西洋和地中海人震入一种又一种新的意识中，而太平洋和太平洋水域的人则一直在沉睡”。毛利人、汤加岛人、马库斯人、斐济人、波利尼西亚人都还处于石器时代。甚至就连日本人和中国人也在无数个世纪的沉睡中翻来覆去：“他们的血是古老的，他们的肌肤是古老而柔软的。他们忙碌的日子则是几千年前的日子，那时的世界比现在柔和得多，空气湿润得多，地球表面温暖得多，荷花成年成月地盛开着。那是在埃及之前伟大的世界。”(《劳伦斯论美国名著》黑马译本第135页-第136页)
读者只要读一读麦尔维尔早期的小说《泰比》(1846年)《奥穆》(1847年)和《玛迪》(1849年)，就会理解D.H.劳伦斯为何会得出上述的结论。尽管劳伦斯的这一看法对于我们读者理解麦尔维尔生活与写作的奥秘，尤其是他对社会和人类的本能的逃离姿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劳伦斯将太平洋视为麦尔维尔最向往的古老地域显然太过分牵强。此外，D.H.劳伦斯对于太平洋诸国的描绘和想象也带有太多的“东方主义”色彩。事实上，在麦尔维尔的其它作品中，他为自己远离人类的隐遁之路，设定了不同的息影之地：或者是人迹罕至的群山之中(比如《阳台》)，或者是荒无人烟的孤岛之上(比如《魔岛魅影》)。也就是说，麦尔维尔心仪的神秘之地也许不一定是太平洋，但必须足够古老、蛮荒，远离尘嚣。
在《白鲸》中，麦尔维尔之所以将赤道以南的太平洋海域作为捕鲸船“裴廓德号”最终的覆没之地，或许仅仅是因为此地(水域)是“裴廓德号”世界旅程的终点。更何况麦尔维尔本人作为一名水手，在他的航海生涯中，曾经在南太平洋诸岛做过短暂逗留。砾漠先生说：我要特别提醒中国大陆的读者：《白鲸》问世的年份(公元1851年)正好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金田起义爆发的年份。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被部下拥立为天王；太平天国元年由此始确立。
“裴廓德号”的人员构成与世界秩序
按照《白鲸》第16章的描述：“裴廓德”(Pequod)是“马萨诸塞州印第安人的一个有名的种族，如今已和古代的米太人一样绝种了”。据中文译者曹庸对该名词的注释，裴廓德部族原先生活在美国康涅狄克州东部，以骁勇著称，但在17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后，该部族的人即已被杀戮过半……麦尔维尔以早已灭亡的印第安部族名称来为这艘很有象征意义的捕鲸船命名，显然并非无因。如果我们读者将这艘捕鲸船看成一个微缩的社会，那么“裴廓德”这个名称就指向这个社会最早的起源。当然，这个名称不光意味着纪念或缅怀，叙事者在此更想提醒读者的是，它是一艘幽灵之船:“裴廓德号”在小说中第一次露面时，船上就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息和氛围。
“裴廓德号”船上的人员构成不是麦尔维尔主观随意虚构的，而是以麦尔维尔的航海生活经验为依据而精心安排的：
法勒和比勒达：美国人。他俩虽然最终没有上船航海，却是这艘捕鲸船法律上的拥有者，即老板兼经理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船东的名字，均来自《圣经·旧约》(创世纪》及《约伯纪》)
船长亚哈：美国人。搜鲸船出港之后很久，他才在甲板上露面。这是一位忧郁、疯狂、病态且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人物。因为他曾经被大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强到的复仇愿望，让他精神亢奋。虽然他的名字也源于《圣经》，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大副斯达巴克：美国人，南塔开特土著。桂克(教友会)后裔。此人极富理性，虔诚，为人耿直可靠，思路缜密。但他内心深处极其敏感，且带有一点迷信思想色彩。
二副斯塔布：美国科德角人。他是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烟斗不离手，对任何重大和紧急之事都能处之泰然；即便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中，也能无所畏惧，嘻嘻哈哈。
三副弗拉斯克：美国人。此人长得短小精悍，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的勇猛中夹杂着愚蠢和无知，毫无想象力，只知道跟大鲸以死相搏：“在他那有限的见解看来，一条奇妙的大鲸不过是一种放大的老鼠。”(《白鲸》曹庸译本160页)
以上人物构成了“裴廓德号”捕鲸船的上流社会。法勒和比勒达这样的船东或投资人自不必说了，船长亚哈是这艘船真正意义上的君王和灵魂。斯达巴克、斯塔布、弗拉斯克的地位亦举足轻重。比如说，当发现抹香鲸并展开追击之时，这三人分别统领一只小艇，与亚哈一起，组成联合指挥部，对部下发号施令并身先士卒。
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美国白人。
三位标枪手被麦尔维尔描述为大副、二副和三副的随从，他们虽然也算美国人，但却来自不同的族裔。其中，魁魁格是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之一。他是南太平洋某岛国酋长的儿子，跟随一艘美国船来到了文明社会。他的家乡科科伏柯，据说在当时的任何地图上都无法找到。这个野蛮的食人生番虽说是异教徒，信奉偶像，但却质朴、善良，有苏格拉底的智慧，堪称“野化了的乔治·华盛顿”。
标枪手塔斯蒂哥是该黑特地方的纯种印第安人，是红种人的后裔。他在来到“裴廓德号”船上之前，一直在该黑特的原始森林里追逐猎物。
第三位标枪手戴古(曹庸将它音译为“大个儿”，陈荣彬则将它译为“大狗”)是高个子的野黑人。和魁魁格一样，他也是跳上一艘停泊在家乡的捕鲸船来到美国的。
这三个人作为标枪手，在追击捕杀白鲸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要明显高于其他下层船员，比如厨师汤团、铁匠柏斯、木匠师傅、看船的小黑人比普等等。但他们显然也有别于上层管理者，地位和阶层具有一定的暧昧性。举例来说，可以在“裴廓德号”上的船长室用餐的人，按照规矩除了船长亚哈之处，还包括大副、二副和三副。进入船长室吃喝，得遵守一定的礼仪。船长本人在餐桌前坐定之后，大副、二副、三副才能依次前来入座。而用膳完毕之后的离席过程，则遵循着相反的次序：最先离开的是三副，然后是二副、大副、船长。当这伙人全部离开之后，三个标枪手也被规定而允许进入管理层专属的船长室享用还些人吃剩的残羹冷炙。但标枪手们在吃饭时可以旁若无人地大快朵颐，乃至纵声谈笑，完全不必遵守任何礼仪。
“裴廓德号”的人员一共30多名，除了船长、大副、二副、三副、三个标枪手之外，剩下的二十多人，不是水手便是杂役。他们之中只有少部分的美国人，大多数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从天涯海角的各个岛屿汇聚到“裴廓德号”上，将自己交给命运难测的捕鲸事业，做着发横财或明哲保身之类的梦想。
在这些船员中，还有两个人物必须需要读者牢记在心：费达拉、以实玛利。
费达拉成天扎着包头布，是一个来自古老东方的袄教徒(波斯拜火教徒)。【砾漠发生：波斯就是伊朗的古名、前身；法国查理·路易·孟德斯鸠写作并于1721年首次出版长篇小说《波斯人信札》由160多封书信组成，主要讲述波斯人郁斯贝克遭仇敌忌恨而不得不前往法国谋生。朋友黎伽和他一起游历欧洲的故事……】至于费达拉到底来自哪个地区和岛屿，又是怎么样混上“裴廓德号”的，他在船上的哪个角落藏身，小说中语焉不详。他在船上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像个幽灵似的一步不离地跟着船长亚哈。随着叙事的推进，读者会慢慢发现，费达拉实际上是亚哈恶魔般的灵魂伴侣，或者说，他是亚哈的另一个自我，就像古老的帝王对待优伶和弄臣一样，亚哈对费达拉既充满蔑视，又与他形影不离，甚至完全受他的摆布和控制。
另一个人物就是小说的叙事人兼主人公以实玛利。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水手，但因为他是《白鲸》故事的讲述者，也是灾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的游手好闲是可以理解的。
小结：按照麦尔维尔的描述，在“裴廓德号”上所有人员中，即便将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四个白人计算在内，美国人只占了不到一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捕鲸船有在沿途各国的岛屿或港口招募水手的习惯；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人通常“只提供智慧，至于力气呢，则由世界其它各地去慷慨输捐了”。麦尔维尔对“裴廓德号”捕鲸船人物序列的设置，难免给读者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从捕鲸船的人员构成上看，它很像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或象征。事实上，在《白鲸》的批评和研究史上，持这样观点的人并不罕见。D.H.劳伦斯和L.麦克菲(Laurence Macphee)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
劳伦斯认为《白鲸》的故事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三个野人般的标枪手以及来自不同种族、民族的人，聚集在星条旗下，由一名发了疯的船长亚哈指挥，踏上了追击白鲸莫比-迪克的茫茫旅程。劳伦斯将“裴廓德号”视为“美国白人的灵魂之舟”，并将它称为“白种人的最后一个阳具”。因此，《白鲸》也是一部末日之书：“末日!末日!末日!有什么东西似乎在极黑暗的美国之树里呢喃着末日。末日!什么的末日呢?是我们白人之日的末日，我们要完了，要完了。美国体内孕育着末日。我们白人的日子寿数已尽。哦，如果我寿数已尽了，我的末日比决定了我末日的我更伟大。所以，我接受我的末日，它是伟大的象征，比我更伟大。麦尔维尔懂得这一点，他知道他的种族末日到了。他的白人灵魂的末日到了。他那伟大的白人时代末日到了。他自己的末日到了。理想主义者末日到了。精神要完了。”(【英】D.H.劳伦斯：《赫尔曼·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劳伦斯论美国名著》，第161页-第162页)
问题是，在麦尔维尔写作《白鲸》的那个年代，两次世界大战还远未发生，这个世界还看不到临近末日的任何征兆。而根据L.麦克菲的描述，那时的美国刚从1812-1815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中获胜。整个社会乐观、进取、情绪高昂，呈现一派积极向上的勃勃生机。那个时期(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既处于一个加速扩张时代，同时也处于一个高度认同奋斗、进取、勤奋的时代。伴随淘金热和西部开发，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普遍高涨，“那时的美国没有任何局限感；国民生活中也似乎找不到悲剧感”。(麦克菲：《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王克非、白济民、陈国华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北京版，第170页)
如果劳伦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麦尔维尔无疑是站在日益高涨的乐观情绪的对立面，不仅与所谓的“时代文化精神”大唱反调，揭示出这个社会埋藏在个人内心深处的忧伤、绝望和恐惧，甚至直接宣告白人精神的末日或终结，这一切，多少显得有些奇怪和反常。
从麦尔维尔的一生写作进程来看，《白鲸》的突然问世，也有些令人感到意料之外。《白鲸》的写作始于1850年【砾漠先生联想：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还处于孕育期、萌芽期】，与他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玛迪》(1849年问世)之间几乎没有停顿。在《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麦尔维尔还热衷于向读者提供带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的冒险、猎奇故事。尽管这些作品在美国，尤其是在英国，为他积攒起了相当的名声。但以今天的文学评价系统而言，他的早期作品似乎都可以归入“类型文学”之列。
《白鲸》的创作则意味着麦尔维尔的一场突变。无论是麦尔维尔的视野、想象力、思想的复杂性，还是文体意识和完成度，与以前的作品相比，《白鲸》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依照21世纪初期文学史家的普遍看法，《白鲸》不仅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麦尔维尔创作走向成熟的分水岭：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即便将《白鲸》这部小说去掉，麦尔维尔在《白鲸》之后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和诗歌作品，也足以让他跻身于伟大的作家行列。
然而，对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或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白鲸》毫无疑问是失败之作；只有麦尔维尔的好友霍桑等少数同行对《白鲸》表达了敬意和推崇。从《白鲸》开始，麦尔维尔的文学声誉在他活着的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他的小说和大量诗歌作品遭到了当时的读者和公众的普遍冷遇，他本人也渐渐被读者遗忘。至1891年9月28日(中国学者、诗人、作家胡适出生前约3个月)麦尔维尔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时，美国读者们的直接反应是震惊和恍惚：人们原来以为麦尔维尔已经死去多年了。
在《白鲸》的创作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因素或事件导致麦尔维尔的小说风格发生了突变?格非老师认为最值得我们读者关注的事情是麦尔维尔与霍桑的相识与交往。《白鲸》这部小说原版题词：献给霍桑。
根据杨靖的考查，麦尔维尔与霍桑初次见面并订交的时间是公元1850年8月5日。他俩在律师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举办的一次小型聚会上一见如故。十多天后的8月17日，纽约的《文学出界》杂志即开始刊登麦尔维尔评论霍桑的长文《霍桑与他的青苔》。在这篇文章中，麦尔维尔尖锐地批评了美国文学界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盲目崇拜，并高度赞赏霍桑从美国本土生活中取材，而不是像欧文、库珀那样祖袭欧洲的写作姿态。麦尔维尔推崇霍桑为美国的莎士比亚，认为霍桑的创作代表了美国文学的新方向。麦尔维尔与霍桑相识时，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白鲸》已经快要完稿了，然而正是他在阅读霍桑的部分小说后，他不甘心做一名“类型作家”，就决定重新构思，并在经过半年的修改之后才发表《白鲸》。(杨靖：《麦尔维尔与霍桑的短暂友谊》、《书城》，2019年第10期，第51页-第53页)
由此可以推断，麦尔维尔与霍桑的交往，对霍桑作品的悉心研读，或许是促成《白鲸》的叙事风格摆脱“类型化”作品形式的束缚并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麦尔维尔反对沿袭欧洲文化，似乎确有与欧洲文学一较高下的冲动。但提倡原创和独辟蹊径，绝不是意味着与欧洲文化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而是希望像霍桑那样，从美国本土经验取材，使得美国文学扎根于包括欧洲在内的人类文明的沃土中，从而获得一种更广阔的世界史视野，进而确立美国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特风格。
“裴廓德号”确实是一艘美国捕鲸船，这条船上的人员构成，也确实会让读者联想起美国社会的特殊构架。从这个意义上说，D.H.劳伦斯直接将“裴廓德号”解释为美国白人的“灵魂之舟”，虽然太过于情绪化，也并非没有依据。但是如果我们读者仅仅将《白鲸》视为美国社会的象征或寓言，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至少，这种解释无法涵盖《白鲸》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和深邃复杂的思想意涵，甚至，它与小说设置的情节、结构方面的基本喻指也不相符合。
与D.H.劳伦斯相比，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白鲸》主题的理解更加公允，也更加有说服力。在博尔赫斯看来，《白鲸》描述的是一个微缩宇宙，如果说它是一个寓言的话，也是人类基本秩序的寓言。格非老师对这样的看法不持异议，只是还略微做了些补充：
在格非老师看来，《白鲸》所表达的是麦尔维尔对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忧虑、反思和批判。伴随一种“还乡式”的重返传统和大自然的冲动，麦尔维尔也试图对这样一种新秩序的未来进行展望，并发出预警。如果说这种意识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反常的新事物，那么，它在当时欧洲的思想、文化、文学和艺术界，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麦尔维尔通过大量的议论和杂感，通过一系列的暗喻、反讽、象征，来构建世界史的图景，试图将人类整个的文明史置于自己思考的范围。比如说，对所谓“鲸类学”知识系统的考辨，涉及到了神话、宗教、哲学、历史、地理学、动物学、海洋气候学和生物学等诸多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麦尔维尔对现实的感知和文化思考，总体而言局限于欧洲历史内部。在《白鲸》中，作者与读者之间展开的复杂的对话关系，基本上也是以欧洲思想和文化为蓝本的。
《白鲸》的世界视野，主要表现在小说设定的空间或地理关系上。当然，它仅仅是象征性而已。随着“裴廓德号”由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桅顶瞭望者”的视线下，整个世界一览无余。
“裴廓德号”与其他捕鲸船的九次相遇
“裴廓德号”这艘美国船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它从南塔开特起锚之后就直奔自己的覆亡之地。不过，它也并非孤零零地在无际的大海上踽踽独行。如果我们读者将捕鲸船看作是微缩的社会共同体，它偶尔也会与其他共同体成员在海上相遇。在《白鲸》中，这样的相遇一共发生了九次。
“裴廊德号”自开航以来遇到的第一艘陌生的捕鲸船，名叫“信天翁号”。当时、“裴廊德号”正绕过好望角，向东南方向航行，驶往克罗泽群岛旁边的露脊鲸巡游场。
“信天翁号”也是一艘美国船，与“裴廓德号”一样也来自南塔开特。小说的第42章《白鲸的白色》中暗示“白鲸”的外表面的“白色”又于捕鲸者来说是不吉祥的颜色。“信天翁号”这个船名也暗中预示着可怕的不祥之兆。这艘“外形好似鬼怪”的捕鲸船在凶险无比的大海上遭遇过怎样恐怖的事件，小说没有向读者交待。但当它与“裴廓德号”相向驶过时，船长亚哈向“信天翁号”的船长喊话，问他们有没有看见白鲸莫比-迪克，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回话，手里拿着的扩音器(喇叭状话筒)立即被吓得掉入海水中。莫比-迪克虽然还没有露面，但似乎人们只要提到它的名字就足以令捕鲸者闻风丧胆。两艘船相向而过，未做停留，更未遵守捕鲸船在海上相遇的传统礼仪和习惯：两船并拢停靠，交换携带投递的信件，举行船员联欢会。
由于好望角附近的海域属于海上交通要道，过往船只很多，“裴廓德号”很快就遇到了第二艘名叫“大鲸出来了号”捕鲸船。这艘捕鲸船上的水手，几乎全由波利尼西亚人组成；这一次，两船停靠在一起，船员举行联欢会。按照两船相遇的特殊习俗，水手们可以自由地互访联欢；两位船长如在一艘船上见面，两位大副必须待在另一艘船上。
在联欢会上，“大鲸出来了号”上的一位白人水手讲述了这艘船上不久前发生的一个离奇故事：大副拉德尼与一个名叫斯蒂尔基尔特的水手发生了冲突，它差不多导致了一场骚乱或哗变。骚动在船长的弹压下最终平息，但事情并没有完。斯蒂尔基尔特因对大副的羞辱耿耿于怀，开始暗中酝酿对大副拉德尼的残酷报复。就在斯蒂尔基尔特即将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莫比-迪克突然出现了。于是，仿佛是出于天意，莫比-迪克很随便地甩动了一下它的尾巴，拉德尼就掉入大海并葬身鱼腹。斯蒂尔基尔特不用亲自动手，莫比-迪克就替他除掉了仇敌。
这个故事是一段典型的“二度叙事”，并结合了“后事前提”的手法。实际上，以实玛利是在好几年后，在利马的一家“幸福客店”里向几位西班牙朋友讲述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读者注意：
第一，麦尔维尔讲述这个“故事中的故事”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交待大副拉德尼和水手斯蒂尔基尔特两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教养和文明习俗。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既是身份地位、阶层属性带来的“秩序政治”的冲实，同时也是文明、种族形态不能相容的冲突。而且，后者则是激起哗变与骚乱的主要动因。“哗变”这个主题，麦尔维尔的小说《水手比利·巴德》和《班尼托·西兰诺》中都有充分的呈现。
第二，不论是阶级、阶层利益冲突，还是文明、种族之间的冲突，甚至是基于人性本能的攻击冲动，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来说，似乎都可以纳入“人际关系”或“人间秩序”的冲突之中来考量。但在麦尔维尔看来，还有一种冲突形式高居其上，但常常被读者们忽略：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个人存在与不可预知的命运之间的冲突。莫比-迪克既是自然(界)的象征，也是人的命运的化身，严格地来说，它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大副拉德尼与水手斯蒂尔基尔特的故事虽然只是一段“插入性叙事”，也具有奇闻轶事的性质，但它在强化《白鲸》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以低估的。
“裴廓德号”在海上遇到的第三艘捕鲸船，名叫“耶罗波安号”。两船相遇时，“耶罗波安号”船上正在暴发恶性传染病。为了避免感染，两位船长只能用扩音器隔船喊话、交谈。令读者感到奇怪的是“耶罗波安号”船上实际控制人并不是船长，而是一个被称作“迦百列天使长”的普通水手。这名水手自称是海洋上的拯救者、四大洋的代理监督，而实际上是一个集诡妄症患者、精神病人、预言家、《圣经》阐释者于一身的狂妄之徒，与“裴廓德号”船上的费达拉一样，也是“非理性”的代表。麦尔维尔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非理性和疾病支配的。在小说的第16章，叙事者也曾经告诫读者：“千万要记住，年青有为的人们!人类的伟大性，其实不过是疾病。”
“耶罗波安号”船也遇到了莫比-迪克。大副梅赛不顾“迦百列天使长”(水手)的预先警告，放下小艇展开攻击。结果，莫比-迪克那“巨大的白影子”一晃，大副梅赛即被高高地抛向空中，最后葬身海底。
“裴廓德号”在海上遇到的第四艘捕鲸船“处女号”是一艘德国的船。船长德立克是不来梅人。两船刚一相遇，船长德立克就乘坐一只小艇，手里擎着一只灯油壶，迫不及待地向“裴廓德号”驶来。原来是“处女号”船上照明用的鲸油耗尽、船长只得低声下气地来讨灯油。一艘常年漂泊海上、以生产鲸油为其基本工作的捕鲸船，竟然会没有灯油，这在海上可算是天大的丑闻了，“处女号”之名恰如其分(这船未能捕获任何一条抹香鲸)。
德立克船长讨了灯油刚刚离开“裴廓德号”，两条捕鲸船就同时发现了一条硕大的、“年高德劭”的大鲸。两艘船的水手们都立刻放下各自的小艇，竞逐争抢。“处女号”开始远远领先，但按照“谁先掷出标枪谁先得到目标鲸”的海洋竞争原则，“裴廓德号”后来居上，如愿以偿地捕获了这头犹如“行将告终的地球”般的老鲸。“处女号”一无所获，只得转而攻击一头脊鳍鲸去了。但是，德立克船长不知道：脊鳍鲸是一种具有极强游水能力的鲸类，小艇根本无法接近。因此，他们的追击注定徒劳无功。“处女号”的可笑境况，或许是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捕鲸业日落西山的写照。叙事者对德国捕鲸船的冷嘲热讽，几乎不加掩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捕鲸业“后起之秀”的美国蒸蒸日上的豪迈与自傲。
在这次相遇中，不论是船长亚哈，还是大副、二副、三副都没有向“处女号”船长打听莫比-迪克的下落。这在“裴廓德号”在海上与陌生同行业船只的九次相遇中是仅有的一次。大概是“处女号”的捕鲸技术太过于低劣：他们连抹香鲸与脊鳍鲸都分不清楚，更别指望他们能发现莫比-迪克了。
德国船如此，法国船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裴廓德号”在航海中遇见的第五艘捕鲸船是来自法国的“玫瑰蕊号”(Bouton-de-Rose)。这艘船虽然有如此好听的名字，但是它的四周却散发出难闻的臭气味。原来这艘船的两侧各绑缚着一条大鲸。其中之一是在海上寿终正寝的老死鲸，另一条则是因得了胃弱症或消化不良症而死去的大鲸。“玫瑰蕊号”上的船员从职业捕鲸者变成了海上“捞尸人”，其中的反讽与讥诮不言而喻。一般来说，老死或病死的抹香鲸除了可能制造疫病之外，连一滴油都榨不出来。最终，在斯塔布好意劝告之下，“玫瑰蕊号”船员们抛弃了这两头死鲸。
“裴廓德号”在海上遇上了比德国船、法国船专业得多的英国捕鲸船，也是它遇上的第六艘陌生的同行业的船。这艘船名叫“撒母耳·恩德比号”，挂英国旗，来自伦敦。亚哈船长就急不可耐地向英国船长打听莫比-迪克的踪迹。亚哈听说英国船不仅曾经与莫比-迪克遭遇并展开过激战，而且船长的一条胳膊被白鲸“吃”掉了。于是，亚哈便破例第一次乘坐小艇去对方的船上向英国船长打听详情。
“撒母耳·恩德比号”是在赤道附近海域遇见白鲸莫比-迪克的。当时，他们正在同时追击四条以上抹香鲸。莫比-迪克那可怕的白色不期然出现了。它露出乳白色的脑袋和脊峰，脸面布满皱纹，在鳍的地方还留有人类上一次攻击它时留下的几根标枪头。它只是轻轻地甩动了一下尾巴，就将英国船长乘坐的小艇打成了一堆木屑，同时也顺便将船长本人从肩膀到肘腕的肉给捋了下来。船长的胳膊被锯掉以后，木匠给他做了一只假肢。
《白鲸》叙述上述英国船长的事情的一章的标题叫“臂和腿”，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两位船长与莫比-迪克激战造成的损失。不过，与英国船长讲述莫比-迪克时的惊恐和胆寒相比，亚哈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因为亚哈知道，莫比-迪克已经离他很近了。
在“裴廓德号”在海上遇见的所有捕鲸船中，其中第七艘“单身汉号”来自南塔开特，无疑是唯一的幸运儿。它鸿运高照、喜气洋洋，不仅船舱里塞满了贵重的鲸油，甚至连甲板上都堆放着装满了鲸油的油桶。这艘满载而归的船，快快活活地顺风而行，踏上了返家的旅程。船员们一路上都在狂欢。这是一艘秉承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捕鲸船，当亚哈船长向他们打听莫比-迪克的踪影时，对方船长根本没有什么兴趣。“单身号”船长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尽可能多地杀死抹香鲸，为自己的船装满鲸油。
这次相遇，可以看作小说后续“终结之战”来临前的一次短暂小憩。
就在“裴廓德号”乘风破浪，赶往赤道附近海域准备与莫比-迪克厮杀时，前面驶来了它在海上遇见的第八艘捕鲸船“拉吉号”。它原先鼓胀的帆篷像是突然炸了气的气球，纠缩在一起，似乎刚刚遭受过沉重的打击。“拉吉号”船长加迪纳也是南塔开特人，是亚哈的老相识。当亚哈向加迪纳询问，是否见到过莫比-迪克时，加迪纳的回答竟然是“昨天”。亚哈抑制着内心的狂喜与激动，马上问了第二个问题：莫比-迪克是否已被打死?亚哈担心的是，如果莫比-迪克已死，“裴廓德号”在四大洋日夜兼程的追击就将立即失去意义。好在“拉吉号”根本不是莫比-迪克的对手：它同时放下四只小艇(还搭上了备用艇)前去迎战，结果冲在最前面的小艇好不容易将莫比-迪克拴住了，却反而被它劫持。莫比-迪克将小艇拖向了很远的海面，逐渐缩成了一个小黑点。随后，附着一阵阵泡沫飞贱，小艇就不见了，大海就此恢复了平静。
等两船挨得很近了，加迪纳就从小艇上一纵身上了“裴廓德号”的甲板。他请求自己的老友亚哈将“裴廓德号”租给自己48小时(他情愿偿付高额的酬金)，去寻找那只消失在海洋里的小艇，因为他的大儿子就在这只小艇上。面对加迪纳苦苦哀告，亚哈船长一声没吭，脸上一副冰冷的表情。加迪纳不得不向亚哈吐露另一个伤心的秘密：昨天在与莫比-迪克展开生死搏斗时，他在另一只小艇上的小儿子也已经失踪，很可能已经葬身鱼腹。这小儿子只有12岁。面对同时失去两个儿子的这位可怜的父亲加迪纳，亚哈船长一边向加迪纳船长发出逐客令，一边命令自己的大副在三分钟内将所有的“拉吉号”客人劝走，然后扬帆疾驰，去追击莫比-迪克。【砾漠先生：捕鲸船有父子亲情场景，有没有夫妇同船生活乐呵呵情景？船员都过着性压抑的生活？】
当两艘船朝相反的方向驶出很远了，“裴廓德号”上的水手仍然能看见“拉吉号”在蛮荒的海面上闯来闯去，形单影只地寻找着失去的小艇。不过，“拉吉号”悲伤地搜寻，也并非完全徒劳无功：等到“裴廓德号”在与莫比-迪克的激烈搏杀中沉入海底，“拉吉号”顺便救起了船上唯一的幸存者以实玛利。
“裴廓德号”最后(也是在旅程中第九次)遇见的同行业捕鲸船名叫“欢喜号”。“欢喜”一词似乎有极强的讽刺意味。正因为如此，叙事者认为它取错了船名。亚哈照理向对方船长打听莫比-迪克的下落。可是，“欢喜号”船长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认真回答的兴致，只说了两个字：“你瞧!”这艘船刚刚与莫比-迪克鏖战过。整艘大船连同起重机横木上的破烂小艇仿佛是剥了皮去了肉的“骷髅”。它失去了四个身强力壮、生龙活虎的水手，且正在将第5个水手的尸体抛入海中(举行海葬仪式)。【砾漠先生联想：巴金1932年写作的中篇小说也有海葬：革命者里娜将已经战死的丈夫的尸体葬送到海水中……】
“欢喜号”船长对亚哈船长发出了两个警告：第一，杀死莫比-迪克的标枪还没有被活在世界上的人铸造出来；第二，如果“裴廓德号”执意往前行驶，那么它实际上是在五个水手的坟顶上航行。
俗话说，忠告少于红宝石。俗话又说，忠告虽然珍贵，早已供过于求。此时的“裴廓德号”似乎已别无选择，只能驶向自己命定的死亡。
就《白鲸》的故事情节和线索来说，这部小说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从小说开头至第21章为第一个部分，主要描述以实玛利来到“裴廓德号”捕鲸船之前经历过的事情。从第22章至第135章，讲述了“裴廓德号”船由开航直至覆灭的全过程，为小说的第二个部分。而“裴廓德号”与陌生同行业船只在海上的九次相遇，则构成了第二部分重要的叙事标识，同时也是情节上重要的助推器。每遇到一艘捕鲸船，意味着“裴廓德号”离它的终极目标莫比-迪克就更靠近一些。随着螺丝越拧越紧，悬念的紧张感亦随之加深。
既然麦尔维尔笔下“比陆地更为古老”的大海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缩影”，那么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对陌生捕鲸船(象征着不同的社会共同体)遭遇和命运的揭示，自然不可或缺。
如果说《白鲸》中的两个部分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共同点或联系，格非老师认为就是对预言或预感的渲染和描绘。《白鲸》或许是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将预感放大至全篇，并弥漫于字里行间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这样说，《白鲸》实际上只写了一件事：预感及其应验。因为这部小说几乎每一个情节节点上都充斥着这种“不祥的预感”，“裴廓德号”与陌生船只的九次相遇，实际上也是在为这种预感(预言)及其应验逐步加力。
需要读者注意的是《白鲸》的悬念(预感、预言)不是某事即将发生的普通预感，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或世界秩序彻底覆亡的巨大担忧，其中包含了作者强烈的警告。麦尔维尔通过以实玛利的追述，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向读者发出警示的?他的恐惧和忧虑又源于何处?这就涉及“裴廓德号”这艘捕鲸船暗示的人类文明进程的目的、意图和历史轨迹。格非在下一节中详述。
无主鲸与有主鲸
一般来说，隶属于不同公司或国家的捕鲸船在地球各个角落航行，与对手展开激烈的竞争，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生存和获得利润。“裴廓德号”当然也不例外：至少对于投资商或绝大部分船员来说，他们出海的根本目的，与其他船只也没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每一个登上“裴廓德号”船的人的动机、意图和出发点都略有差异。
以实玛利是一个厌倦了城市、陆地生活甚至有一点憎恶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人。他到捕鲸船上当水手是为了逃避在陆地上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捕鲸船对于以实玛利来说是个避难所。
魁魁格这样一个野人，从原始部落奔向文明社会，本来是“想在文明人中间学得壹些技艺，借此使他的同胞过得比原来更幸福”。不料，捕鲸生涯让他很快明白：文明人的卑鄙与邪恶，甚至要远远超过他父亲统治的那个野蛮的异教社会。绝望的时候，他有点想到从前的那个原始部落中去。在返乡之前，他决定跟随“裴廓德号”去四大洋游历一番，见识一下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大副斯达巴克看来，捕鲸就是一项传统的职业和工作。作为南塔开特教友会信徒，他是一个度诚的实用主义者。他所关心的，仅仅是捕鲸工作带来的利润和分账。二副斯塔布也是如此，对他而言，捕鲸只是一种简单的手艺，既不浪漫，也不乏味。既然他选择了捕鲸这个职业，他就“像个长年辛劳的小木匠”，乐天顺命，随遇而安地一直干下去。【砾漠先生问：从事捕鲸业的人是否想到过生活在地球上海洋里的鲸类对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世界绿色和平组织是《白鲸》问世120年以后成立的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71年9月15日(中国林彪叛逃事发之后)，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国际环保组织，旨在寻求方法，阻止对大气、海洋、陆地的各种污染，保护自然界生物多样性、大气层，追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该组织曾经多次进行过保护海豚、海鲸等海洋动物的活动……】
对于像厨师汤团、木匠、铁匠等小人物来说，他们登上“裴廓德号”，不过是为了谋生而已。
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是很有理性的普通人；他们都有那么一点热爱海洋，喜欢“捕鲸共同体”自由而无拘无束的生活氛围。当然，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就连以实玛利这样一个无欲无求的隐士，在与“裴廓德号”签订合同时，也在内心暗暗希望自己能得到275分之1甚至200分之1的红利折账(尽管船主只愿意给他300分之1的红利)。
能获得多少红利分账，取决于这艘船能够捕获多少只抹香鲸、提炼多少珍贵的鲸油。敏锐的判断力、非凡的勇气、勤奋的工作、丰富的航海经验、娴熟的捕鲸技艺，都是获得利润的重要保障。当然，利润的多少，最终受制于如何理解并遵从现代捕鲸业一系列的规约、法律和道德习俗。
《白鲸》第89章告诉读者：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唯一正式的捕鲸法典，是荷兰国会于公元1695年颁布的。当捕鲸者海洋上的作业遇到激烈而恼人的纠纷时，该法典为合理地解决这些纷争提供了一些法律依据。不过，随着美国捕鲸者的到来，他们制定了一套既简单又复杂的法理制度。说它简单，是因为它的律条只有两项：有主鲸属于将鲸拴住的一方；所谓无主鲸，谁先捉到的，就归谁所有。(《白鲸》曹庸译本第552页)说它复杂，是因为如何界定有主鲸和无主鲸是一大棘手难题。
麦尔维尔在《白鲸》字里行间展现的“幽默”，在170年许以后的今天看来，当然有些不合时宜。但麦维尔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值得我们当今读者注意：关于什么是有主鲸、什么是无主鲸的复杂解释是现代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法)的两大支柱。他进而认为美国的捕鲸法中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竞争逻辑：所有权优先，或者说，所有权等同于法律。获得所有权的唯一途径则是强力和强权。有了强力和强权，有主鲸也会变成无主鲸。麦尔维尔引申说，对于地主或领主来说，奴隶、奴仆连同口袋里的一个小铜钱都是有主鲸；对于英国人来说，爱尔兰就是有主鲸；对于美国人来说，得克萨斯州就是有主鲸……
在《白鲸》第89章结尾处，麦尔维尔感叹地说：美洲在一四九二年不就是一条无主鲸，后来经过哥伦布把西班牙旗降了下来，为他的主子兼主妇在那里插下了一个浮标吗?在沙皇眼中的波兰是什么呢?土耳其眼中的希腊是什么呢?英国眼中的印度是什么呢?最后，美国眼中的墨西哥又是什么呢?这些全都是无主鲸。世界的人权和自由不就是无主鲸么?人类的思想和见解不就是无主鲸么?人们的宗教信仰原则不就是无主鲸么?在专门剽窃美丽词藻的人们看来，思想家的思想不就是无主鲸么?这个大地球本身不就是无主鲸么?还有你，读者先生呀，不也是无主鲸又是有主鲸?(《白鲸》曹庸译本第557页)
麦尔维尔的叙事人直接面对读者说话，他将我们读者都描述为既是无主鲸，又是有主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从最简单的层面来分析，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从自然世界的角度来看，人们每个人都是自主的、自由的；可是，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人们又不得不隶属或听命于一个个有形或无形的团体组织或思想观念体系，受到它的限制或控制，并为它驱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是无主鲸，又是有主鲸。如果读者联系《白鲸》第89章末尾原文的前一个判断“地球也是无主鲸”，这段话也可以在另一个维度上加以解释：从理性的原则来说，每个人的生存都必然会有一个被宗教、思想、文化所阐释的目的或进程。也就是说，人服从于理性，他(她)是有主鲸；不过，一旦人们越过了理性的边界(比如说，当人们将地球的存在视为一个纯粹偶然性的事件)，那么，所有这些由文化或理性所赋予的意义就会被立刻抽空，人就沦为缺乏意义和目标的存在物，成了无主鲸。
在格非老师看来,“裴廓德号”这艘看上去有点阴郁的捕鲸船，实际上一直行驶在文明或理性的边界上。作为船上的水手和船员，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生存目的，但对于承载他们的捕鲸船来说，它也有自己秘而不宣的固定行程。
“裴廓德号”的隐秘意图
作为“裴廓德号”的灵魂人物和命运操弄者，船长亚哈曾经被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这是《白鲸》读者们人所共知的事实。身体上遭受到的伤害，激起亚哈强烈的复仇动机：它像梦魇般地紧贴着他，并最终完全控制住了他的行为。这种复仇动机，常常被研究者用来解释亚哈的疯狂、盲目和非理性的追击白鲸的行为。为了使亚哈那种可怕的复仇行为更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有些研究者致力于搜寻莫比-迪克对亚哈身体伤害程度的更多证据。比如说，有研究者认为莫比-迪克不仅咬掉了亚哈的一条大腿，顺便也咬掉了亚哈的生殖器，并使亚哈丧失了生殖能力。
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身体方面的伤害固然足以激起一个人的报复心，但在《白鲸》中，这种伤害并非促使亚哈追击莫比-迪克的唯一理由，举例来说，“撒母耳·恩德比号”的英国船长在追击莫比-迪克的过程中也丢失了一条胳膊；但他最终选择接受命远，甚至劝告亚哈放下自己的执念。要更好地理解亚哈的疯狂行为，读者们首先必须简单地探究一下，在《白鲸》中，麦尔维尔是如何透过“作者意图”或“文本意图”去设定这个人物的：
格非老师倾向于认为，相比于“裴廓德号”船上的其他人，船长亚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这里所说的“智慧”，当然不是辩证地理解生命，并以此指导自己行为的那种智慧，而是深刻洞悉人作为“存在物”这一基本奥秘的那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显然不是通过知识和书籍，而是作为一个水手，常年航行在大自然神秘心脏地带所获得的感知事物秘密的能力。或许毋宁说，亚哈对智慧的汲取，不是源于思考，而是源于直觉和顿悟。
这种认知能力，无视人类的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发出的严厉警告，在探索和考察人的生存奥秘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使得亚哈一直徘徊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晦暗地带。
但问题是，越过理性门槛的这一步，迟早是要跨出的。比如说，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在这方面就走得足够远。麦尔维尔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汲取了太多的东西：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修辞技巧，甚至是对世界的悲剧性看法，麦尔维尔都与莎士比亚一脉相承。当然，《白鲸》中所弥漫的浓浓的戏剧氛围，也直接源于莎翁的剧作。因此，麦尔维尔真正意义上的导师并不是霍桑，而是莎士比亚。麦尔维尔推崇霍桑为“美国的莎士比亚”，实际上他本人更配得上这一称号。
在莎士比亚之后，斯宾诺莎则严肃地将“上帝”与“存在者”完全等同起来了。这样，上帝就从一个绝对者“降格”成了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而在康德看来，那个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者或必然性，正是理性的深渊。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存在者”的船长亚哈也深陷于这样一个绝对者的深渊之中。
要走出这个深渊，亚哈就必须把“自我”绝对化，也就是说，他首先必须反抗的正是上帝。
麦尔维尔有意构建船长亚哈与《圣经·旧约》中那个同名者之间的对位关系。他们对上帝的反抗与亵渎都是通过引入异教来完成的。在《白鲸》中，与亚哈形影不离的费达拉，就是一个波斯拜火教徒。从叙事策略上说，这样做还有一个道德上的优势：叙事者只要对异教(拜火教)的绝对性进行质疑、嘲讽、亵渎和反抗，实际上就已经将基督教的上帝暗含在内。也有研究者指出，亚哈船长成为“绝对者”的强烈愿望，与正处在上升期的美国社会的扩张意识有着很深的关联。麦尔维尔有着一种尼采式的担忧：在人类社会丧失了整体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勇敢、意志、勤奋和坚韧不拔，恰恰足以泯灭人性，并加速导致最终的毁灭。
那么，亚哈船长在指挥“裴廓德号”追击莫比-迪克的过程中，他对于自己最终必然灭亡的命运是否有着明确的认识呢?答案是肯定的。《白鲸》是一部将“预言”最大化的作品。小说中不厌其详地设置那么多不祥征兆，都指向那个必然毁灭的终点。在与莫比-迪克激战以前，“裴廓德号”船在暴风雨的海洋中航驶时就已经开始漏油；避雷针、象限仪、罗盘针、测程仪等尽数被大雨和雷电击毁，亚哈船长不知醒悟，不以为意，视若无睹。亚哈不仅拒绝让人修理，且显露出掩饰不住的即将与敌对的莫比-迪克搏弈的兴奋和激动。
在小说《白鲸》第132章，在毁灭的结局到来之前的间歇中，亚哈第一次对他的大副斯达巴克吐露真言。他提到了自己在海上漂泊40年的孤寂生涯，提到了自己年过五十才迎娶的妻子玛丽，提到了那个站在家乡的山岗上期盼父亲的船回港的年幼的儿子。当然，他也提到了自己之所以40年来持续指挥捕鲸船追击白鲸莫比-迪克的原因：笑容满面的天空和没有信用的海洋已经使他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变成了真正的恶魔，变成了自乐园年代起便蹒蹒跚跚走了不知多少代的亚当。他只能继续扮演神秘的宇宙让他违反本意去扮演的角色。世界就是绞车，命运之神就是绞车上的木梃。毫无办法，他只能去追击莫比-迪克。最后，亚哈以平素少见的温柔嘱咐大副斯达巴克，等到他自己放下小艇去追击白鲸的时候，大副最好留在船上。这其实是船长暗示性质的“遗嘱”。
从“裴廓德号”离开母港南塔开特的那一刻起，亚哈就完全知道了他自己以及全船的水手、船员在未来的命运。这是一个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秘密。他深知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的严重后果：随时都会出现的哗变，将导致他的计划破产。为了维持“裴廓德号”船上的秩序，作为独裁统治者，亚哈只有两个手段可以使用：欺骗与驯服。一方面，亚哈主动迎合所有船员对利润和分账的渴望，将自己伪装成与船员一样的贪利之辈，甚至嘱咐桅顶的瞭望者即便是发现一只海豚也要向他报告。尽管他的目标是莫比-迪克，但是遇到其它抹香鲸的时候，他也会故作姿态，将假腿固定在小艇上，身先士卒，率领水手展开追杀。另一方面，他将钉在罗盘上的一枚用最纯粹的黄金打造成的杜柏仑金币作为第一个发现莫比-迪克的船员的奖赏。这枚杜柏仑金币堪称是“裴廓德号”船的肚脐眼，其上铸刻的黄道图案，象征着整个人类的生活史，珍贵的程度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亚哈也深知，人是最会出问题的动物。要在捕鲸船上维持良好的秩序，除了欺骗和诱惑之外，亚哈还必须改造船员们的精神，重塑他们的灵魂，以便使他们彻底驯服。小说的第36章，对这样一种灵魂驯服过程，有过出神入化的描述。亚哈船长将自己塑造成古希腊哲人、上帝和超人的结合体，代表了一种脱离了肉体羁绊的“纯粹精神”。它既像上帝一样神秘、阴郁和深奥，又充满矛盾和悖谬。从后来的结果看，亚哈的策略显然取得了成功。就算大副斯达巴克洞悉了亚哈船长的真实意图，企图杀死亚哈，他实际上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亚哈船长，远远胜过害怕自己的厄运。
讨论至此，读者们(格非老师说作“我们”)突然发现,《白鲸》的主题或寓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微妙偏转。“我们”有理由认为，麦尔维尔实际上已经窥见到了基础性存在的那个吞噬一切的黑洞：它是自斯宾诺莎以来欧洲的虚无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内驱力。就《白鲸》而言，“我们”或许已经发现，“裴廓德号”船上水手与船员们的生存目的，与这艘“着了魔”的阴郁之舟(象征美国白人的灵魂之舟)的实际目的并不一致。换句话说，水手和船员们好像遭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绑架和劫持(好比中国俗话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正因为如此，在麦尔维尔看来，生命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不过是在遭到绑架之后暂时性的喘息而已。用麦尔维尔自己(或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宇宙是一个大骗局，而生存不过是一个被更大的绝对者操弄的恶作剧；用利希滕贝格的话来说，生命实际上是一个非存在强加给人们的恶意的玩笑。
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的表述略有不同：人为了驯服，对抗自然(世界)，从而建立了文明。但不幸的是，文明的目标并不是个体的目标，它另有企图。
文明的边界
博尔赫斯在一篇关于霍桑的随笔中，对弗兰茨·卡夫卡和霍桑的“离家”主题进行了一番比较。博尔赫斯是在象征性的意义上使用“家”这一概念的。博尔赫斯认为卡夫卡和霍桑的共同点在于：他俩都热衷于描述“离家”这个主题。不同点，不管遇到何种命运，霍桑笔下的主人公通常在离家之后仍有可能“返家”，如《年轻的古德曼·布朗》《威克菲尔德》等小说作品；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K，一旦离家，往往就回不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成了西方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奥德修斯式的“返乡者”。
麦尔维尔虽然一度将霍桑视为自己的文学导师兼挚友，但他的小说作品实际呈现的状态更接近于卡夫卡，或者说，麦尔维尔比霍桑更有资格成为卡夫卡的先驱者。在《白鲸》中，叙事者曾经多次对读者直接喊话：永远不要轻易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你一旦离开“家”，实际上就回不去了。
“裴廓德号”正是一艘船员们事先没有预估、意识、觉察到的“不归之舟”，如果我们读者将“裴廓德号”视为文明秩序的象征，那么这艘船实际上已经越过了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临界点或平衡点。
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与文明，本来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世界)的侵袭，从而与自然(世界)达成一种平衡。但不幸的是，文明和文化的发展绝对不会止步于仅仅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相反，它因其自身的目的和旅程，会持续不断地创造并繁殖新的欲望和需求，从而打破了这种平衡。换句话说，文化曾经保护并帮助过我们，而现在它终于变成了某种异化的力量。不光是伊格尔顿，奥地利作家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也有类似的忧虑。
“裴廓德号”横跨四大洋，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追杀那些本来无害、对人类充满善意的白鲸。麦尔维尔为这样一种“商业行为”赋予了史诗般浓郁的悲剧色彩。当“裴廓德号”捕获第一头抹香鲸的时候，那头大鲸在船员们投射出去的标枪反复刺扎下，身体翻来腾去，呼吸急剧，格格发响；喷水孔迸射出阵阵凝结的红血，宛似红葡萄酒里的紫色残渣；大鲸在血里流动，鲜血在它后边涌腾达几英里长；血光将捕鲸者的脸映得通红……(《白鲸》曹庸译本第402-第403页)
尽管抹香鲸在人类的攻击之下，显得悲惨无助，但是麦尔维尔深信，作为大自然的精灵，抹香鲸将会比人类活得更久。任何事物都会毁灭，但是抹香鲸代表的大自然本身是不朽的。麦尔维尔曾开玩笑说，抹香鲸原本是柏拉图主义者，到了晚年，它又将斯宾诺莎收为自己的门徒，相信永恒的理念将超绝于具体的事物之上。它那昂阔的天庭，具有一种大草原似的恬静，同时又视死如归，将命运的账单悉数全收。(《白鲸》曹庸译本第74章)
巨鲸莫比-迪克更是神助似地不可战胜的。而它的对手，代表着“疯狂人类”的船长亚哈，其实也深知这一点。他注定了要在将死之前最后流出一滴泪珠。据说，这滴泪珠大得连整个太平洋都无法装下。
在《白鲸》第16章，以实玛利初次登上“裴廓德号”时，发现这艘船用大鲸的头骨、牙齿、下颌骨来做装饰品，与食人生番没有什么区别，这就使得整艘船看上去像一只大鲸的残骸。结合第3章“大鲸客店”的相关描述，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裴廓德号”船之所以“阴郁”,是因为它其实是一艘吞噬同类的船。也就是说，“裴廓德号”作为人类的象征，它疯狂的攻击行为不仅指向大自然，也同时指向人类自身。
弗洛伊德曾悲观地认为，尽管人类发展出文明，希望通过道德、法律及社会规约，甚至是意识中的检察官“超我”，来限制这种攻击性，但它最终是难以被消除的，它甚至不会屈从于任何社会变革。弗洛伊德不认为马克思向往的共产主义世界实现的财产平等，会有助于消除这种攻击性，因为在人类出现私有财产之前，这种攻击性就已经存在，且几乎不受约束于统治地位。(【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就像亚哈船长源于死亡诱惑的行为所预示的那样，这种攻击性超越了获利与占有的欲望。尽管如此，就“裴廓德号”捕鲸船而言，麦尔维尔也不认为只有船长亚哈一个人需要承担自己的命运。亚哈船长的命运之所以会成为每个人的命运，是因为“一切活着的人，都有一根缚住一大串人的暹罗索子”。(《白鲸》曹庸译本第449页)【暹罗：泰国的旧称。——砾漠注】
格非老师说：我们都是“裴廓德号”上的水手。
2．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
《抄写员巴特比》
英国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中曾说：“只有凭借《白鲸》，麦尔维尔才得以跻身伟大小说家之列。”长期以来，毛姆似乎代表了专业学者和读者们的普遍看法，格非老师相信对于很多麦尔维尔作品的读者而言，除了《白鲸》之外，其他作品均未寓目。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麦尔维尔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没有他的长篇小说《白鲸》，麦尔维尔凭借他的中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亦足以置身伟大作家的行列。正如没有《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又译《芬尼根守灵记》)，詹姆斯·乔伊斯仍然是20世纪杰出的小说巨匠一样。在麦尔维尔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中，最近二三十年来，引起学术界、评论界巨大兴趣和反复讨论的，正是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
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麦尔维尔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洋小说作家之一，当他突然把眼光投向内陆、聚焦于作为资本主义心脏的华尔街，讲述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诡异故事，的确有些令人吃惊。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民航客机分别袭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1号楼和2号楼，另一架被劫持的客机撞击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即“9.11”事件。此事件发生后，“巴特比”这个名字第一次与“恐怖分子”发生了关联。10年后，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此期间，巴特比形象中消极、阴郁、病态和反社会、非理性的特质，被予以了夸大其词的解读。巴特比与社会不合作的怪异生存方式，在一些人眼中，似乎成为恐怖分子产生的渊薮。与此同时，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也有一部分激进主义者将巴特比视为解构资本主义、反抗美国政治制度的英雄，将巴特比的行为阐释为一种自由或解放的力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但汉松的论文已经做出了简明而充分的讨论与评价。(但汉松：《重读〈抄写员巴特尔比〉：一个“9.11”的视角》,《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巴特比这一形象，在当代社会中被临时“挪作他用”的现象,在文学的阐释史上一再发生。实际上，读者或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对文学史上经典做出全新的解读。这本身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将《抄写员巴特比》这篇短篇小说置于麦尔维尔一生的创作历程中进行定位和评价，阐明不同的文本之间的联系或变异，从而揭示作者基本的世界观、文化立场、人生态度和修辞技法，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而言，格非先生并不认为《抄写员巴特比》在麦尔维尔一生的创作中是一个异数或特例。在格非先生看来，《抄写员巴特比》是对长篇小说《白鲸》中的某些问题的深化和再确认。叙事方式或文体风格上的差异，也不能掩盖《抄写员巴特比》与《白鲸》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麦尔维尔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存在截然相反、彼此互映的两个世界。他所构建的明暗映照关系，显示出现实与存在、理性与非理性、世俗与反常、已知与未解(未知)，稳定的可以把握的过去与诡谲无常的未来之间的尖锐冲突。
《抄写员巴特比》故事梗概、人物设置情况……(从略)
抄写员巴特比去世几个月之后，律师听人说了一则传闻：巴特比来到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之前，曾在华盛顿“死信办公室”当过小职员，后因人事调整而去职。与《白鲸》中的亚哈船长一样，巴特比在黑暗中待的时间太久，最终被黑暗吞没。没完没了地处理、分拣死信并将它们付之一炬，阅读、猜测别人的绝望故事，最终将巴特比拉入了绝望的深渊：一车一车的死信每年焚烧一次。从折叠的信纸中，那位苍白的职员有时会捡到一枚戒指；本来该戴这枚戒指的手指此时也许已经在坟墓中腐烂；有时是救济的银行支票，要救的人此时不吃饭也不饥饿；有时是一份赦免书，而被赦免的人此时已经绝望地死去；有时是一份希望，而此时那收件人已经死于绝望；有时是解人于燃眉之急的好消息，而此时收件人已死于求助无门的困苦。这些信件本来是生命的信使，却奔向死亡。(【美】麦尔维尔：《巴特比》，收入《阳台故事集》，张明林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71页)
读者多少有点觉得，这则传闻至多不过是一个敷衍了事的解释，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小说作品情节和结构的完整性。而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中，未必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死信办公室”。这则传闻，实际上是长篇小说《白鲸》中相关事情的改写和挪用。在《白鲸》第71章中，有这样的一段：“每只捕鲸船都带有需要交给各种船只的不少信件，而信件是否能交给收信人，就全靠在四海中彼此能否有相遇的机会。这样，大部分信件永远落不到收信人手里……”(《白鲸》曹庸译本第445页)
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个叙述的可靠性，在《白鲸》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叙事者通过一个实例，及时印证了他的判断：“裴廓德号”船给“耶罗波安号”船带来了一封信，是一封妻子写给丈夫的信。可是，就在不久前，她的女夫哈利·梅赛先生已经葬身海底。这封信永远也到不了他手里了。
这样一种挪用或改写，在解释巴特比行为的怪异性方面，或许有些勉强，但却有助于我们后世的读者比较准确地把握麦尔维尔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性。
尽管《抄写员巴特比》可以被读者当作一篇具有“现实感”的小说来阅读，麦尔维尔写作这篇小说的动机，却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正如小说结尾最后一个感叹语所揭示的那样，麦尔维尔通过直觉式的顿悟所感知的世界，不仅仅指向人与现实的关系，还关涉到个人生活与社会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他思考的真正对象，毋宁说，是自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人类命运；他所追求的价值，也正是文明作为一种重负所强加给人们的东西——那就是安宁、自在和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麦尔维尔与他同时代的霍桑一样，本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
巴特比也有点类似于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他们都是“逸出者”，都是幽灵似的人物，都是来历不明的人。他们都拒绝告诉读者各自的家乡、履历、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他们仿佛是被命运抛到了社会存在中的偶然之物，既然没有过去，也就无所谓未来。他们都是原子式的孤绝者，蜷缩在地洞或华尔街阴暗的角落中，方生方死。
如果说，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的黑暗世界都存在着一个光源的话，麦尔维尔的光源是内置式的。光亮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一半光明，一半遁入黑暗。光明彰显出黑暗的深度和广度，而黑暗的存在，则使得光明变得可疑而虚幻。卡夫卡的光源则由外部射入，光点探向哪里，哪里便会显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因为这个光源过于微弱，一个个的光点在空间之内跳跃、闪烁，无法照亮整体，反而使整体变得隐晦、杂乱，并失去意义。
《水手比利·巴德》
与麦尔维尔此前的作品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人物，由美国等国籍的人换成了清一色的英格兰人。主体故事发生在游弋于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一艘英国炮舰上，时间则被设置在1797年夏天“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时，英国海军与法国、西班牙、荷兰海军处于战争状态。尽管这篇小说是虚构的，但麦尔维尔赋予了经得起查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特别是英国海军于1797年4月和5月连续发生的两次哗变，构成了这篇小说，极为重要的“前史”。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名叫“比利·巴德”的小伙子，长相英俊，原来是商船“人的权利号”上的一名普通水手，由于战争吃紧，被招募(也可以理解为强行征用)到“战力号”海军炮舰上服役……(略)
说到《圣经》文本框架和神话框架【砾漠先生插入话：让人联想起格非短篇小说《迷舟》其实是格非模仿《圣经》开头的叙事文体而写作的】，格非老师想：阐释者意在将麦尔维尔的作品与《圣经》文本进行对读，或者在小说情节中寻找神话典故的暗喻，并构建两者互文性的关系。比如说，若从《圣经》文本的框架来解读，比利·巴德实际上被理解成了美国版或现代版的亚当。麦尔维尔讲述的，无非是人类“由神恩到堕落”的故事。而如果按照古希腊神话的隐喻线索考量，比利·巴德的遭遇则是古希腊命运悲剧的重演。如同阿喀琉斯之踵的神谕一样，比利·巴德实际上是死于自己的缺陷：作为一个纯真无邪的人，他不配在功利而阴暗的现实世界生存。我们知道：将现实境遇与古希腊神话和《圣经》文本加以勾连，并使两者形成“映射关系”，这是麦尔维尔自写《白鲸》以来的一个惯常的写作策略，因此，这样的解解读似乎也有理有据。
至于说性欲，尤其是同性恋或“恐同焦虑症”问题，这是近些年来麦尔维尔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关于作家本人性取向的研究或指认，似乎为重新阐释麦尔维尔及其作品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甚至有人认为，麦尔维尔与霍桑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淡乃至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霍桑察觉到了麦尔维尔明确的性暗示，并由此产生出了疑虑和恐惧。坦率地说，关于同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激情，在《水手比利·巴德》中，确实不难找到隐晦的例证。但是，将克腊加特对比利·巴德的加害(谋害)，完全理解为“恐同焦虑症”作祟，或者将威尔船长对比利·巴德的喜爱坐实为一种对英俊水手裸体的性欲想象，无疑有削足适履、强作解人的嫌疑。
美国学者沙勒斯·佩特尔(Cyrus R.K.Patell)在《水手比利·巴德》中译本导言中概述：这部小说作品可以放置在历史、神话、《圣经》文本、性欲四个框架下进行讨论。这四种阐释框架，固然都可以从小说作品中找到足够多的证据(例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阐释模式，都会造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后果，那就是对《水手比利·巴德》真正寓意的轻易忽视或遗漏。同时，格非老师也不认为，将这四种框架结合、叠加在一起，组成一张大网，就能够巨细靡遗地涵盖这个小说作品的所有内涵，从而揭示它在文学史上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格非老师看来，就《水手比利·巴德》这部小说而言，读者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向进行深入思考：第一，克腊加特无端加害(谋害)水手比利·巴德的心理动因究竟是什么?尤其重要的是作者为什么在描述克腊加特的行为时要故意隐藏他的动机?第二，比利·巴德最终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麦尔维尔希望透过这个悲剧向我们读者传达怎样的思想讯息？
格非认为要从麦尔维尔的一生整体创作中寻找答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水手比利·巴德》放置在《白鲸》《班尼托·西兰诺》《抄写员巴特比》等作品的延长线上展开分析。
关于第一个问题，麦尔维尔刻意隐藏克腊加特加害水手比利·巴德行为的动机，不仅仅是一种悬念设置的修辞手法，更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源于一种沉思：个人的行为在多大意义上是自主的、有明确目的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理性、道德的约束与控制?在《白鲸》中，亚哈船长指挥捕鲸船追击莫比-迪克的行为不能仅仅从“复仇”的表层意义上加以解释，事实上这种行为早已越出了理性的边界，进入到了一个黑暗幽深的意识区域。亚哈本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身行为的盲目、疯狂和巨大的破坏力，但却对此无能为力。到了《水手比利·巴德》中，亚哈船长这个形象被拆分成了两个人：克腊加特和威尔船长。克腊加特的加害(谋害)比利·巴德行为更多地体现了人的非理性的破坏与毁灭欲，这一行为受制于一种盲目的、他自身无法控制的且有可能危及自身的“激情”。威尔船长不仅明知克腊加特的指控是荒谬的，而且他也知道比利·巴德的无辜，甚至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洞若观火。但他仍然执意做出了绞死比利·巴德的决定，并为这一决定，终身处于黑暗之中，让自责、悔恨啃噬自己的心灵，直至死亡。
在这里，麦尔维尔触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类的文明形态(比如说忠于国王的道德信念)在多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它最终要将个体带往什么地方?在《白鲸》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思索是寓言性的，启示录式的，抽象的，直觉式的，而在《水手比利·巴德》中，麦尔维尔为它赋予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威尔船长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他对于未必将要到来的哗变的过分恐惧：说到底，那是对于“安全”的过度追求而导致的一种病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威尔船长为避免“哗变”而采取的“应急”行为，最终引发了“哗变”的危机。
麦尔维尔是最早对人类心理意识中的非理性部分做出严肃思考的作家之一。这也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即水手比利·巴德最终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麦尔维尔透过这个悲剧向我们读者传达了怎样的思想讯息?简单说来，造成比利·巴德的悲剧的原因是“人的自然权利”与“现代法律”发生正面冲突(即自然人与文明制度之间的冲突)的结果。水手比利·巴德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身上体现出很多人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与海军舰上的文明制度相矛盾、抵触，发生冲突，因而比利·巴德最终成了冲突的牺牲品。(分析部分，详见格非著《文明的边界》正文第281页-第285页)
最后，关于小说中的比利·巴德的口吃问题：
第一，沉默不言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固有特征。比利·巴德的口吃与不善言谈象征着自然的性格与法则，它与现代法律制度依赖的“辩论体系”正好形成了某种对照。
第二，比利·巴德的口吃恰恰是他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某种症候。
第三，口吃这一细节的设置，也反衬出作者对现代言论空间强烈的不信任感。
麦尔维尔虽然置身于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洪流中，但与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在格非老师看来，麦尔维尔是现代主义文学在美国的真正先驱和主要代表之一。因此，《水手比利·巴德》也可以放置到19世纪中期以来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比如说，加缪的存在主义名作(小说)《局外人》，无论是题旨还是结构，都好像是对《水手比利·巴德》的一次成功的仿照写作。
《阳台》
在麦尔维尔的中短篇小说中，《阳台》堪称是一则想象绮丽、意味隽永的抒情小品。(略)【《阳台》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上与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矢岛柳堂》有些相似；属于反映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小说，大抵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开端以来的社会问题小说属于同一类型作品。】
《钟楼》
与以实玛利、巴特比和比利·巴德一样，麦尔维尔短篇小说《钟楼》的主人公班纳多纳也是一名弃儿。他生活的年代差不多是第二次大洪水退却之后，人类改造地球的关键时期，距今已经非常遥远。他是欧洲南部某公国的一名机械(工程)师，因他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意志在全欧洲名闻遐迩，经过市民们投票选举，他受命去设计、建造一座意大利最高贵的钟楼……(略)【《钟楼》像中国当代诗人、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歌德巴赫猜想》一样融科学技术知识与文艺技巧于一炉，炉火纯青。——砾漠先生】
后记
我原计划写作的读书笔记《格非〈文明的边界〉》本来想写成摘要式的笔记，却因为原著《文明的边界》中很多段落不能割爱，也不能断章取义，竟然抄录了这么多文字。
《文明的边界》是格非先生在他任职的清华大学(北京)中文系为文学博士或硕士研究生讲课的蓝本或录音整理稿。我觉得其中使用的“所”字、“被”字太多，我有时认为用字(词)不太妥当，自作主张，作了一些删除。我的删除究竟对不对，我也没有把握。
原著文本中的“我们”有时指包括格非先生在内的师生共同体，我在这份笔记中有时写作“我们读者”，有时写作“人们”，有时写作“读者们”。这样处理可能不太正确。原著文本中的“我”，我有时改作“格非先生”，有时改作“格非”，有时改作“格非老师”。
格非本来与我都是1964年出生的人。不过，在文学艺术世界，恰如孔老二(孔丘、孔子)二千多年前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唐代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乃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写罢此笔记，始知余嘉锡(1884-1955 )【丁玲的大舅父的儿子】的文献学、版本目录学是非常深奥的学问。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黄裳(1919-2012)是版本目录学大师，连巴金(1904-2005)对他都敬畏三分。
2022年5月1日-17日于四桂居；砾漠记于
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时期。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