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文学与医院

洪砾漠

7月27日早晨6时30分许，我在T市双凤镇×南新村一座双户联体住宅楼工地上干活：拆一层的现浇面下面的模板。东端的一间大房间的模板拆掉了大半，仅剩下一块宽91.5cmX长183cm的竹夹板（模板）被两根铁丝挂在墙角。我用长约由180cm、直径约22mm的撬杠（用罗纹钢筋锻打而成的一种拆模工具）使劲地撬模板，敲击模板；模板终于竖向掉落到地面上；可是模板又从地面上弹跳起来，侧着倒向我的脸庞。我已经丢掉了撬杠，急忙往后退让，可是，模板上端的一角仍然撞击中了我的左眼上方。我心里说：“这下子，我的一只眼睛完了！”我用双手将模板推倒，发现自己的左眼没有失明，还有亮光；用左手摸一下左眼上方，发现左手指上有鲜红的血液。我知道，左眼上方被模板撞破了皮……包工头红头（×国学）闻讯，说：“我们工棚房间里有碘酒，我用碘酒为您伤口消消毒。”

我坐上红头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回到约有半里路程远的工棚。红头急忙在墙壁上挂着的许多塑料袋子和布袋子中间寻找装碘酒瓶和棉花球的袋子。他终于找到了，对我说：“你快躺下，在床上。我为您擦碘酒。”我对于他言听计从，仰躺在一只用竹夹板代替床铺板的床上，让红头用棉花球蘸碘酒擦我的左眼上方的伤口。他说：“碘酒擦了，伤口很痛……”我说：“我不怕痛。你注意不要将碘酒弄入我的眼睛。”

红头说：“我知道。热天热事的。你出了伤痛真倒霉！你伤口有好长，约有两公分长……”

我的左眼上方的伤口擦过碘酒后，我又回到刚才拆模的住宅楼工地，在一层，用锤子将模板和木枋子上的钢钉（通常说作铁钉）拔掉……热汗一直从我脸上往下流，汗水滴落到木材上，地面上。我感觉伤口并不十分痛，就坚持干活。同事彭子和（哥）看到我左眼上方的血液凝固了的伤口，对我说：“你左眼上方肿了，你还不去医院上药？”我说：“等一下，9点过后再走。这样，早晨和上午干活可以算半天工。有半天的工钱总比没有好……”

我脑海里想起张爱玲的事情：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稍后，香港沦陷了。在香港大学读书的少女张爱玲刚好二十出头，失学了，临时到伤兵收容站充当护士。收容站里的床铺上挤满了伤兵，其中有一个青年伤兵（小伙子）屁股眼因受枪弹伤而溃烂了，痛苦地叫喊：“姑娘啊！姑娘啊！……”伤兵小伙子借助这样的叫喊以减轻身心的痛苦，张爱玲和许多人对他十分同情，又爱莫能助。战争时期缺医少药，不能让伤兵减轻痛苦，这使少女张爱玲内心非常痛苦，好像自己受病痛的折磨一样……每天清晨，张爱玲抱着一瓶牛奶去厨房，将灶台上肮脏的铁锅用水胡乱地清洗一下，就将自己的牛奶倒入锅里热一下。当她贪婪地喝牛奶时，想起正在病床上叫喊着“姑娘啊！”的伤兵小伙子……张爱玲慈悲心来了，将牛奶装入奶瓶，拿到病房，送给伤兵小伙子。伤兵小伙子热泪盈眶，说：“护士小姐！你喝吧！留一小口给我就行了！”张爱玲坚持要伤兵小伙子将奶瓶里的牛奶全部喝掉……过几天，一天清晨，伤兵小伙子死了，被人们手忙脚乱地抬走了……1942年1月22日上午10时多，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张爱玲此时未必知道萧红的噩耗……

9时06分，我从红头（包工头）手中接过1000元人民币（权当作生活费和医疗费），迅速离开工地。骑车回约有四五十里路程远的住处的途中，我嫌自己的电动车的速度太慢，又要谨慎小心，防止出了车祸（交通事故）……我脑海里想起周作人的话：“我苦哉！我苦哉！”1936年10月19日早晨5时多，周作人（知堂）的哥哥周树人（鲁迅）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宅）病逝。消息传到北平（今北京），周氏兄弟的老母鲁瑞自然非常伤心，避开大儿媳妇朱安，对周作人说：“老二，现在老大已经走了，我只有靠你来养活了。”鲁瑞本来知道朱安和没有正式名分的许广平以及老三周建人会负责她的生活费的，不过试探试探老二，希望老二慷慨地应对她：“姆娘！您放心！有我呐！我有一口饭吃，必有您一口饭吃！”谁知周作人鼠目寸光，竟然对老母说：“我苦哉！我苦哉！”说真心话，周作人生活确实清苦，自己要养家糊口。还要照看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及其子女。羽太芳子与三弟周建人离异了。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和译员，每个月的工资的若干股份由周作人与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协商直接寄到北平作为羽太芳子及其子女的生活费……周作人的生活确实苦，压力大，但也不应该在大哥刚去世的时候说出令老母失望的话——“我苦哉！”

上午10时20分许，我回到了住处，立即为电动车充电；用一只白色的半透明的塑料壶里的热水（这是阳光烧热的水）洗澡，用井水洗衣……10时45分许，我骑车赶到了××市××医院。我熟悉的门诊部的汪医生正提着一只小布袋出门，对我说：“您稍等一会儿，我去食堂买点饭菜回来……”我第一次知道汪医生从食堂买饭菜回科室吃午饭。过去，知道他中午常常回家去吃午饭。

汪医生回来后，让我在外科（室）内的手术室的床上仰躺着，用酒精为我清洗左眼上方的伤口，用针线缝合伤口，缝了两针（小手术费50元人民币）……中午，病人看病需要上门诊部的二楼。我上二楼，让急诊室的一个中年女医生杨晓丹为我开处方（挂盐水瓶的药品和器材、合计81.02元人民币）。青年女护士龚诗妤对于正在输液室的一个中年男士的喊叫声表示不耐烦，说：“不要叫喊了！我马上来打开空调机。”中年男士因为输液室里的空调机没有使用上，感觉天气热得人难忍受，所以大声喊叫：“快开空调！……”

我想起××市中医院的情景：人们走进门诊部大楼一楼的门洞，就感觉室内的空气凉爽，与室外的热烘烘的空间（阳光照射下的空间）全然不同，简单是两个世界。

我现在置身于收费比较低廉的乡镇级医院，自然不能奢望享受中医医院的空调机制造的清凉空间……龚诗妤为我在左手腕上扎好输液用的针头，让我将塑料袋包装的葡萄糖注射液等药品提入输液室，拿着遥控器尾随我进入输液室，将墙壁上的空调机打开了。不过，空调机老化了，制冷效果不佳……萧红（东北作家群中的女人）在哈尔滨某私人医院生产她的头胎孩子时，对于夜晚冷寂的病房十分恐惧，盼望在医院外面的大街小巷奔跑筹措她的住院费的萧军早一点回来……可是，黑夜过去了，天空亮了。萧红饥饿极了，盼啊！盼啊！萧军还是没有回来……萧军终于回来了，可是，他一分钱也没有借到，只好和萧红商量，割舍亲情，让一对陌生的青年夫妇将萧红生下来不久的女婴抱走了……再过一两天，萧军仍没有向亲友借到钱，只好向医院院长求情，写下欠条（欠萧红的住院费），将萧红强行接出医院……关于萧红头一次生孩子的时间，叶君在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本《萧红图传》中说作1932年8月底；曹革成说是1932年9月至10月间。

1938年初冬（大约阳历11月中旬），萧红住在重庆附近的江津县某私人医院。夜晚很静。萧红又有些恐惧。她生下了她和萧军爱情结晶的一个白胖白胖的男孩。她在漫漫长夜里失眠。与她结婚不久的端木蕻良住在重庆，在临时迁址办学的复旦大学教书。端木蕻良并没有陪同萧红到江津县来。萧红依靠她自己的女友白朗照料她。萧红终于忍痛将她和萧军婚生的儿子用药片毒死了，又一次割舍了亲情。萧红在医院里住不惯，见到来医院探视她的白朗，喝着白朗的婆婆为她煨的鸡肉汤，嚷着要早一天出医院。白朗和婆婆知道江津县籍的房东不同意坐月子的萧红回来。房东说，如果萧红回来住，必须踏着院子里铺着的红布（或红毡子）走过来……房东依据江津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扬言要这样做。这样做，会使萧红感到她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萧红最后决定从江津医院出来后就直接回重庆；萧红上身穿着白朗赠送的一件厚实的毛料褂子，终于坐上了船，挥手与白朗告别，回重庆去……巴金老人最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度过余生。我将在何地度过晚年？……1930年11月8日，女作家丁玲（蒋冰之）在上海××医院生下儿子蒋祖林。蒋祖林老师如今87岁，但身体不太好……

文学与医院，医院与作家的人生旅途具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忍受左眼上方的伤痛，执笔写下这些记忆深处的事情，也是一种自我精神慰藉。

2017年7月27日下午3时29分—5时06分

起草于××图书馆二楼报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