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察

“转基因昆曲”与“活态传承”昆曲

——为白先勇辩护

洪砾漠

2015年1月29日是《文学报》（上海）第23版刊载萧鼓写作的文化观察文章《白先勇“转基因昆曲”的是与非》，开头说：

对于白先勇来说，昆曲推广人的名声已经远远大于作家的名声。从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的位子退修后，他选择了昆曲，与苏州昆剧院合作，接受趋势科技、台积电、统一台湾企业的资助，培育成“白牡丹”（青春版《牡丹亭》）、“白玉簪”（青春版《玉簪记》）。又在可口可乐公司资助下，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实施“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通过开设昆曲公选课，举办昆曲文化周等活动，旨在激发更多的大学生了解昆曲，热爱昆曲，促进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萧鼓在文中说：昆曲历来有演折子戏的传统，各个行当细化到各个家门都有自己的当家剧目。一个好的昆曲班社讲究的是十梁八柱，江湖十二角色齐全——这是昆曲最重要的基因……而在“白牡丹”声誉日高之际，旦角顾卫英——张继青最好的学生之一，却突然离开“苏昆”（苏州昆剧院），前往中国戏剧学院当教师。原本的十梁八柱顿时坍塌了一角。顾卫英的离开，曾激起轩然大波。对个人而言，是要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对昆曲和“苏昆”而言是一个损失。内中的原因并不复杂。谁都知道，“白牡丹”将苏昆青年演员的资源集中在了俞玖林和沈丰英两个主演身上，其他人就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很多有才华的演员只能跑跑龙套，前程一片渺茫。这成了是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在上海昆剧团，白先勇也仅仅关注华文漪）。很可惜，白先勇先生和“苏昆”的领导们并未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果，或者说为了全力以赴，确保“白牡丹”、“白玉簪”的成功，根本无暇顾及。此时此刻，青春版昆曲所加载的已是一份官员政绩。一件文化筹码、一种社会形态，其功能远远超出了剧目自身。传统昆班的基因之类，分量就显得太轻了。事实上，在如今的“苏昆”不要说各个家门的对手戏乏善可陈，即便是生旦戏，除了“白牡丹”也没什么可圈可点的。昆曲原本有大量风格各异的剧目，在“白牡丹”之后，出于个人爱好，偏偏选择的也是表现悱恻情爱的“白玉簪”，就让戏路子越走越狭了。尽管，白先勇先生一直说，对于昆曲的未来，他有毫不掩饰的忧虑，人才的流失是最让人寝食难安的。然而，揠苗助长、急功近利是青春版昆曲从娘胎里出来就带有的性格（或可说是基因）。坦言之，他骑虎难下，只能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年逾古稀的他，显然已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更换演员、打造新人了。

还有必要说说体制。青春版“白牡丹”、“白玉簪”的出演团体，既不是传统昆班，也不是昆剧院团，而是来自台湾的文化人与官办体制合作的产物。这很大胆创新，彼此能打破藩篱，走到一起，是因为各有所需，也各有所得。白先勇先生在其中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当难以避免的私和偏见需要制衡时，尤其是遇到跟演员的各种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体制内的“苏昆”以及各级文化部门，却不知道该扮演何种角色了。

由于体制的特殊关照，白先勇的转基因昆曲风靡一时，好评如潮。在一些人看来，《牡丹亭》几乎已是昆曲的全部，连小学生都在“游园惊梦”。我们应该承认，白先勇甘愿做昆曲义工，四处推广昆曲艺术，确实为保护和传承这份人类的共同遗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让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昆曲。然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在给昆曲带来振兴的同时，他终究也让昆曲的某些基因发生了变异，在繁荣的幻象下构成了封堵。究竟会给昆曲的生态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至少，多听听不同的声音，辨明是非曲直，对于谁都没有坏处。

我请读者谅解我当了“文抄公”，将萧鼓的原文抄录了很多段落。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背离原文的错误啊！今年2月2日，我读了萧鼓的文章，就感觉将昆曲艺术和剧目的流失的责任推诿到白先勇一个人的身上是非常不公正的。我真要为白先勇鸣冤叫屈。

我们要弄懂萧鼓说的“转基因昆曲”指什么？萧鼓在原文第4自然段中说：“转基因昆曲”，自然是相对于传统昆曲而讲的。白先勇再三申明，自已是为了从根本上复兴昆曲，再造一个“原汁原味”的昆曲样本。保有昆曲的原有特色，拒绝任何有损昆曲的“创新和改革”。然而，在一些昆曲老人的眼里，“白牡丹”失去了许多本质的东西。比如杜丽娘与柳梦梅初次在后花园相见，旦角欲言还止，用水袖遮脸，生角迫切地想看她的容颜，一拉一遮，几番逗趣，两人的手始终藏在衣袖中，不露手指。这种温婉含蓄的昆曲之美，在青春版中却被忽略了。赴美演出时，旦角从屏风后面一件又一件把衣服扔出来，最后脱成三点式亮相，更是让昆曲入乡随俗，活像百老汇歌舞。【亲爱的读者，这一段文字我又是将萧鼓的原文照抄照录。】

今年（2015）6月18日《文学报》第23版刊登了秋末的争鸣文章《昆曲“活态传承”的几个问题——兼与“转基因昆曲”论商榷》，文中有一个小标题：别用“转基因昆典”唬人。文中说：

说青春版《牡丹亭》是“转基因昆曲”言过其实了。再说，男欢女爱的表现形多种多样，昆曲一向以高雅、含蓄自居自傲，但也可以尝试直露一点、奔放一点呀，这也不失高雅呀。《牡丹亭》原著就有“把腻乳微搓”等相当直露的言辞，所谓“幽媾”，不就是《红高粱》里的“野合”么？“媾”也够粗野的了。胡说一句，今日流传下来的《牡丹亭》如此“干净”，如此“高雅”，有没有历代道学先生的“洗礼”，难说吧。为了青春重用年轻演员，为了质量只用老演员，前者有理有据，后者要后继无人。众口之词，白先勇、张继青培养俞玖林、沈丰英是成功的，掌声、梅花奖不是转基因转出来的。让昆曲多一点尝试吧，包括不同艺术品种的《牡丹亭》，西洋画的、交响乐的、芭蕾舞的，都可试试，即使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西洋乐器奏《西游记》、奏《梁祝》不都成功了吗……观众决定昆曲生命，有观众有人喜欢就有生命。在年轻人、在大学生中，播昆曲种子，去培养爱昆曲的人，就是希望。青春版开了一个好头，其影响不可低估……对于昆曲，近十年可以称得上“黄金时代”。从2001年被列入世界首批非遗名录，到逐渐打开市场，昆曲正远离“博物馆艺术”阶段，逐步实现活态传承。政策与市场，都为昆曲提供了时代的机遇。那么，昆曲的下一步应迈向何方？还是继续做好活态传承吧，让活态更具活力。

亲爱的读者，秋末先生的说法比“转基因昆曲”论要接近事实一些。借用生物遗传学“基因”概念来概括、评述文艺现象，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的偏见，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缺陷。今天，我们将地球上的许多物种的消亡的责任推到写作《物种起源》、创建生物进化论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身上，行吗？同样的道理，昆曲等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流失和正在走向消亡的过程，将责任强加在白先勇一个人身上，行吗？

白先勇自幼喜爱桂剧和昆曲，晚年对于传承昆曲不遗有力。他在海内外传承中国的昆曲也不是没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早在他之前，俞平伯、张允和（周有光夫人）等人在北京（旧称北平）成立昆曲研习社，使昆曲艺术的脉络得以延续。张允和的四妹张充和（1913—2015）1961年，离开美国的加州，迁往东岸的康州；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受聘于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不久，充和也在耶鲁大学的艺术系教书法。周末，充和常在家中给业余爱好者教授昆曲，将自己的曲社称作“也卢曲会”（取“耶鲁”之意）。充和和汉思的女儿傅以谟9岁时就能够登台演唱昆曲。1988年，纽约海外昆曲社成立，张充和任顾问（现任社长陈安娜）……这些有识人士的努力，为白先勇在海内外传承昆曲铺设了基石。

萧鼓《白先勇“转基因昆曲”的是与非》，尽管关于“转基因昆曲”说法不够符合事实，但切中了昆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要害问题——中国大陆文化“体制”。白先勇通过拉“赞助”费来扶持和传承昆曲传统剧目《牡丹亭》和《白玉簪》固然没有要使昆曲的其它剧目“封堵”和“封杀”的意思，但是，十几亿的中华儿女（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就不可以投资扶助各地文化单位（剧团等）排练、上演其它昆曲剧目？再说，白先勇丢开他的家乡传统戏剧桂剧而不管不顾，却精心全力打造青春版《牡丹亭》、《玉簪记》，这也可以看出白先勇的“侠肝义胆”以及他对于桂剧爱莫能助的苦衷。读者可以参阅洪砾漠短篇小说《桂剧“皇后”金飞燕》。

总之，白先勇在传承和发展昆曲艺术的过程中没有罪过，没有过错。活态传承昆曲的说法值得提倡并实施下去。“转基因昆曲”说法欠妥当。

2015年9月2日晨6时-9时22分，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