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从维熙从“铮铮铁骨”到“愤世嫉俗”

一、从维熙对当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总体看法

    今年(2013)10月10日《文学报》(上海)第2版、第3版《海上文化》栏目刊载了老作家从维熙参与“人文精神再讨论”的文章《仰望“思想者”——人文精神求索》，开头两段如下：

    如果不是我记忆失灵的话，记得早在二十年前的1993年，我就在上海报刊上讲到过陈思和与王晓明探寻人文精神的文章。之后，在全国报刊上又陆续读到王元化、刘再复等人的文章。虽然笔者当时沉溺于中国历史残月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负荷和苦难的笔耕；但那次别开生面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是深深吸引了笔者的眼球，因而到了二十年后的2013年，笔者还是对上述学者存有敬意。

    何以如此？实因我们中国今日之文学走向，虽然出现了少许攀登文学珠峰的佳作，但也存在不少有失历史真实的作品；以及以娱乐至死为文学坐标的伪文学，喧嚣于文学市场并占有相当的领地。其中，独占鳌头的是滥竽充数的电视剧，它们以颂扬昨天历史与今天成就为名，酒里掺水成了失真于生活的瓷偶，尽管经不起历史和今天的过滤，但仍然招摇过市成为人文一景。

    由上述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已经年过八十岁的从维熙对于当今文化和文学的总体看法很低调，甚至流露出他慨叹世风日下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从维熙在《仰望“思想者”》一文的后半部写道：

当今世界有如下的两种动植物(此处“动植物”应改为“生物”——砾漠注），可以与中国社会对号入座：动物中有一种名叫象虱的寄生虫，它是依附于大象皮毛中，随大象穿过热带密林而远行千里的物种；植物领域中，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家庭，它(们)自身不会跳舞，但是一旦风起云涌，它(们)则会闻风起舞。笔者以人文视觉去剖析此宇宙奇观，无论是象虱依附于大象行走千里，还是风流草在风潮中舞姿百媚，都不是靠自身力量生存，因而只能获得临时的美丽萧洒——在“思想者”面前，这些瞬间的逍遥和辉煌，都是自卑自贱灵魂失重之行径。

从维熙在《仰望“思想者”》一文中谈到苏联时期在文坛执政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早期按照斯大林意志整肃作家队伍，让许多作家流放他乡，使其中的部分作家的文学才能连同躯体，葬于“古拉格”及俄罗斯边陲。后来，法捷耶夫的人文良知终于苏醒了，于是在1956年的一天，他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维熙在文中记录了他自己将回忆录《黑与白》书稿交给三联书店(北京)总编辑李昕(xin)时的谈话：“时下的文学出版物喜欢涂脂抹粉包装一番。我的回忆录《黑与白》是以真为镜记录下知识分子的历史悲欢，希望在外包装上保留与书籍内容同色。”

从维熙在文中谈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文精神，古代希腊神话中的“偷火者”普罗米修斯，法国雕塑家罗丹制作的“思想者”雕像。从维熙就是景仰这尊“思想者”雕像，鄙夷目前中国的“象虱”和“风流草”。铁凝好多年以前写过一篇散文《罗丹之约》，记述了她到中国美术馆参观罗丹制作的“思想者”雕塑(雕像)时的思想感情。现在，从维熙大声疾呼中国文化人要有“思想者”雕像那样的人文精神，与铁凝早期的想法不约而同了。

其实，从维熙在文中没有提到的“思想者”还有许多位。我最景仰的巴金老人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巴老晚年的著述《随想录》(150篇合订本)《再思录》就是巴老作为中国当代“思想者”的代表性著作。

和这些“思想者”的人文精神相比，从维熙才痛心地感到当今许多文化人精神的堕落和“人文精神”的沦丧的社会现象亟需扭转回来。

二、从维熙的三个人生阶段

读过从维熙《仰望“思想者”》，我感觉从维熙现在有点像战国时期的“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从维熙为何要像屈原那样愤世嫉俗呢？

从维熙生于1933年，笔名碧征、从缨。河北玉田人。我将他的人生经历大致分作三个阶段：

一、青少年时期。这个阶段的从维熙与刘绍棠齐名。刘绍棠在高中读书时就发表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选入同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被世人称作“神童”作家。从维熙与刘绍棠等人被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纳入了中国当代小说的重要派别——孙犁派(又叫荷花淀派)。这个文学派别与赵树理派(又叫火花派，山药蛋派)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相互抗衡，或者说并驾齐驱。

二、中年时期。这个阶段的从维熙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文学“新时期”以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发表而名声大震，与邓友梅、王蒙、张贤亮、冯骥才、陆文夫、叶辛、王安忆等人一起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从维熙被称作“大墙文学”之父，与娴熟地写作“劳改”题材小说的张贤亮相得益彰，各有千秋。《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初期，曾受到山西省委的电话追问、指责。这是从维熙在1995年秋冬间亲自对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学员们讲出来的事情。《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时，从维熙坚持真理，表现出一身正气，他的铮铮铁骨令受“左倾”思潮毒害很深的人们胆寒。

三、老年时期。这个阶段的从维熙已经失去了锋芒，没有张贤亮创办银川郊外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胆略和勇气，感到人生失落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感到人文精神的沦丧，只有愤世嫉俗的份儿。《仰望“思想者”》一文其实只是与“人文精神”相关的材料的罗列、堆积，并无思想震憾力量。

不过，从维熙在《仰望“思想者”》一文中敢于指责目前流行的电视剧和“伪文学”作品，多少还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的一些正气、硬气。他敢于罗列、堆积与“人文精神”相关的材料，这件事本来就令人景仰。他不怕得罪“象虱”和“风流草”之类的人们。没有铮铮铁骨的人就不敢这样说、这样写、这样指责不良的文化现象。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学习期间，曾听过从维熙讲课。那是一天下午，他来到课堂，坐在讲台上的一只木凳或木椅上，手中点燃一支香烟，一边吸烟，一边读一张报纸上有关他的文章给我们听……他还介绍了一次作家们会见记者的事情(他也在其中)：记者问张贤亮的写作经验是什么时，张贤亮开玩笑地说：“谈一次恋爱，写一篇小说，大概如此!……”张贤亮的回答引起大家哄笑一番。

从维熙个子不高，大约有1.62m。那天下午，他讲完课，和我们走出教室，走下教学楼的楼梯，在楼前的宽敞的场地照相，合影留念。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面之缘，我在《文学报》上读到从维熙的《仰望“思想者”》一文之后，就对他的一生经历作了简略的回顾，并作了点思考，笔录了下来。

至于他从“荷花淀”派到“大墙”文学之父，再到愤世嫉俗，以屈原、普罗米修斯为思想楷模、精神领袖的精神失落者，这么长长的思想历程，则值得人们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进行思考，也许有所启发，有些收获。

2013年10月15日下午，起草

 
                               思想者巴金在自家庭院里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