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意识》前言摘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再次高度关注意识问题并有众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与神经科学家在此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Zelazo，2007）。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使用计算方法试图让机器装置拥有意识能力。这类研究逐渐被称为“机器意识”（Machine Consciousness）研究，有时也常用“人工意识”（Artificial Consciousness）或偶然地用“数字觉知”（Digital Awareness）来称名这一领域。

早期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比较初浅，研究工作较少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甚至早些年提到“机器意识”还有不合时宜的顾虑。比如，2003年Drew McDermott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对AAAI在世的207位会士（Fellow）非正式调查发现，对于机器意识解决的可能性有不同的观点，分布如下：“不感兴趣”占3%，“认为是病态问题”占11%或“浅薄问题”占8%（合计19%），“不是解决的时候”占7%，“认为需要超越目前所有的全新观念才能解决”的占32%，“认为目前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的占3%，“认为基本上可以大致解决”的占11%，其他无关观点占25%（Zelazo，2007：120）。

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尽管哲学上有着不同观点的争论，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学者开始充分认识到开展机器意识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专门撰文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电子工程系的亚历山大教授通过追踪从20世纪90年代的怀疑到21世纪的态度转变，以及目前不断得到的阵地巩固，指出机器意识的影响与日俱增；并预计了机器意识对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潜在影响，特别是改变人们对意识的理解、对改进计算装置与机器人方面的概念贡献，以及机器作为人类伴侣等，意义更为重大（Aleksander，2009a，2017）。

无独有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海柯南教授则专门撰文强调机器意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新机遇，认为新产品与系统的发展机会起因于信息技术发展的下一步；而现有的人工智能基于预先编程算法，机器与程序并不能理解其所执行的内容。显而易见，不考虑意识就没有对自身行为的理解，而机器意识技术的涌现可以弥补这一短处，因此机器意识技术可以为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Haikonen，2009a）。意大利巴勒莫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的车勒教授则指出，开展机器意识不仅是一种技术挑战，也是科学和理论上开展那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尚未得到满意解答主题的新途径（Chella，2009）。

还有，斯图尔特认为机器意识是对人类的一种基础挑战（Stuart，2011）。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的宫科和沙颜两位学者进一步认为，开展机器意识的计算建模研究还有助于推进对人类意识现象的理解，推动构建更加合理的意识理论（Gök，2012）。这无疑说明，机器意识研究不但对于深化人工智能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使对于科学解释神秘的意识现象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有着如此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推动未来信息技术革新的潜在价值，随着最近十年的研究发展，机器意识现在已经成为广泛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并形成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和实验系统，有些成果已经被运用到实际的认知系统的开发之中。

遗憾的是，机器意识在我国却少人问津，从事机器意识研究工作的国内学者寥寥无几，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也没有引起有关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科技管理部门应有的重视。希望国家能够出台扶植政策，鼓励支持此类对未来信息技术会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未雨绸缪，占领高端信息技术发展先机。

笔者之所以孤独地开展机器意识的研究工作与两位学术前辈的引导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汪云九先生，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院士唐孝威先生。汪先生是笔者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早在笔者读博士期间就与之相识了的，后来我们成为了忘年之交。唐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多次参加香山科学会议期间经汪先生引见而相识。

两位老先生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率先积极倡导意识科学研究，在他们的带领下，笔者自然也就义无反顾地参与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后来还形成了一些合作成果（周昌乐，1999，2001b，2003c；Zhou，2003；汪云久，2001，2007）。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笔者也第一次开始思考机器意识问题（周昌乐，1999），迄今刚好有20个年头了。纵观笔者这20年的机器意识研究，以项目为驱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笔者于2002年申请到了国内第一个机器意识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意识的理论模型及其机器再现”（项目批准号：60275023）。这个项目能够获得批准立项，应该说完全是汪云九先生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的结果，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是不可能获批的。

在历时三年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文献梳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发现意识问题并非笔者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涉及众多哲学问题。为此，笔者还专门与哲学界的学者们，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晓力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周北海教授与刘壮虎教授、汕头大学刘西瑞教授等一起，组织哲学界、脑科学界、心理学界、语言学界及人工智能学界等一批学者，于2004年10月在厦门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人工智能与哲学”研讨会，希望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来推进对于意识问题的深入了解，为我们机器意识研究奠定理论指导。另外，研讨会与会代表商定，更名为“心灵与机器”研讨会，每年均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了十六届，后来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交叉学科纯学术研讨会典范（刘晓力，2014）。

遗憾的事，由于对机器意识研究的难度估计严重不足，加上项目研究时间紧迫，尽管我们努力试图能够建立起一种机器意识的量子计算模型（周昌乐，2003e；Zhou，2003），但终因时机还不成熟，结果并不尽如意。其中主要原因是，当时量子计算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没有实体量子计算装置可以使用，也没有量子计算仿真实验平台可以验证我们的模型。因此可以说，到项目结束的2005年12月底，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第二个阶段，吸取了第一个阶段的教训，笔者开始着想从具体的意识问题入手，结合视觉动态计算模型的构建，来开展视觉选择性注意机制的计算建模研究。所申报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引入觉知机制的视觉动态计算模型及其应用实现”（项目编号：2006AA01Z129）也获得批准并正式立项。该项研究工作尽管推迟了一年时间才正式结题，但研究工作比较顺利，完成了我们预期的目标。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这部书的第2章内容，可以说为学术界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特别是为视觉动态计算模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推动作用。

第三个阶段，在第二阶段结束后，由于有其他科研任务急待完成，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工作便中断了三年之久。到了2012年，笔者的科研重心又回到了机器意识的核心问题之上，开始自我意识的计算建模研究。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针对涉身行为的自我意识机器人构建方法及其实现”获得批准立项（项目批准号：61273338），开启了为期四年的、又一次艰辛的探索历程。

在项目研究期间，适逢“心灵与机器”研讨会走过了十年历程，因此在笔者的建议下，第十一届“心灵与机器”研讨会安排在厦门召开，主题之一就是“机器意识”。会上我们充分讲述和报告了研究设想与成果，听取与会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然后进一步反思我们的研究方案，不断调整我们的研究思路，使得后来课题进展得以顺利展开。

于是，经过四年及其结题后的继续研究，在项目研究经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不但探索了自我意识的心脑机制、自我意识的计算建模，而且还探讨建立了自我意识的异步自省理论，以及通过量子计算如何使得机器也能够拥有“体验意识”的尝试性研究。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这部学术著作的第3章和第4章的主要内容。

机器意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研究领域，也是容易招来非议的研究课题，这在国际学术界也同样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开展机器意识研究的专家学者常常是凤毛麟角的根本原因。但笔者在此还是要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同行，能够加入到机器意识研究的队伍里来，为加快人工智能前沿性基础研究的步伐，做出原创性的学术贡献。

目前这项持续了二十年的研究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研究结晶——这部《机器意识》也终于要出版了。应该说，这部学术专著的出版对于跟随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学生们也是一份交代。另外，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本书出版适逢其会，正好可以作为20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成立100周年校庆的献礼！

周昌乐，2020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