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对于资本市场还是很有意义的，毕竟造假的上市公司可以倒闭，但是作为中介机构的券商和会计师事务所尤其是券商很难倒闭，资金实力也更强，赔偿能力也更高，投资者获赔的希望也更大。

华泽钴镍是一家被大股东掏空的A股历史上最穷的上市公司，从2013年到2015年，由实控人家族控制的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占用陕西华泽资金的余额分别为10.81亿元、14.15亿元和14.97亿元，占当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91.46%、100.14%和119.09%，其2017年三季度末账上资金只有147.24万元，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下的货币资金更是仅有177.92元，这一点点钱都不够支付支付审计费 ，导致，华泽钴镍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也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因为上市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部分高管涉嫌虚假陈述，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可账面上只有147万元，上市公司已经不具备赔偿能力，母公司账上也只有178万元，也是徒有虚名无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投资者面临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这对于投资者利益保护是很尴尬的事情。

但是根据证券法规定，没有尽到责任的中介机构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投资者追加了国信证券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被告，一审判决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国信证券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比例是60%和40%，但是投资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认为国信证券对票据原件审查的责任和义务不属于其能力或者专业技术问题，而属于态度和意愿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国信证券主要过错在于“疏忽大意”、在共同侵权中是“基于过失”，均与事实不符。

但是国信证券认为一审判决对国信证券40%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基于国信证券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对华泽钴镍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加以控制，系基于过失，所以，一审法院进行分责的做法正确。但是，一审判决确定分责比例的事实依据不尽充分，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对国信证券分责比例过高。

实际上按照以往资本市场侵权案件，作为中介机构承担40%赔偿比例是比较高的，ST中安则与华泽钴镍结果刚好倒过来，法院二审判决招商证券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安科的付款义务分别在25%和1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而此前一审判决上述中介机构承担100%连带责任。

终审法院认为国信证券作为保荐人，在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中主要过错在于保荐华泽钴镍恢复上市过程及持续督导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因此判决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国信证券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提升到100%，这个比例合不合理，我们不做评价，法律说了算。但后续投资者提出索赔，将大概率按照这一判决执行，国信证券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将赔偿一大笔钱。

上市公司造假，或者是被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一旦东窗事发，上市公司名誉扫地，经营每况愈下，甚至出现财务危机，很有可能会遭遇退市，将丧失赔偿能力，投资者即使起诉，赢了官司，也可能无法从上市公司获得赔偿，这等于是投资者为市场违规违法买单，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有了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赔偿100%的责任，对于投资者而言，是一个福音，毕竟券商财大气粗，完全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也给券商敲起了 警钟，那就是责任更大，一旦遭遇100%连带赔偿责任，在集体诉讼机制下，很有可能就是数亿元甚至十几亿元的赔偿，现在券商个股跌不停，与这种担忧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为券商的中介机构审慎经营就显得非常重要，需要制定严格的职工道德审查管理制度，防止员工道德风险，与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同流合污，协助上市公司造假，为公司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作为中介机构，员工激励制度也需要恰当，不能因为激励制度的原因，逼迫员工为了一己私利，冒险协助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华泽钴镍赔偿案件的反转，可能与监管强化中介机构责任有关，现在监管导向是进一步夯实中介机构责任，但夯实中介机构责任，依靠说教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让中介机构遭遇沉重一击，从此记住教训，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上市公司要造假，有的时候还是有可能瞒过中介机构的，这个时候如何认定中介机构连带责任就很重要，只有在上市公司和大股东高管赔光了家产以后，才能考虑中介机构的责任，不能让大股东高管转移资产逍遥自在，而让中介机构承受不白之冤。

注册制背景下，券商等中介机构责任更加重大，不管是债券发行、新股注册上市、再融资保荐，券商都需要更加尽职调查，避免造假上市案件发生，一旦出现造假案件，可能意味着数年的保荐收入化为泡影，为了强化员工的合规性，需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处罚，只要涉嫌任何的造假行为，一律都要被市场禁入，公司也要强化员工的道德监管，只要被证监会处罚，该移交司法的一律移交司法，产生一个震慑效应，让每一个员工都能遵守资本市场的所有法律法规，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之心。

100%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中介机构而言，是一次警钟的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