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口出狂言，要承包“中央”，“中央”自然不会被承包，倒是要承包的人逃的逃了，关的关了。我之所以想起这段时过境迁的历史“幽默”，是因为看到了《人民网》上一篇《官到用时方恨少》的文章，里面说到“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霍城县配备了11个副县长；国家级贫困县山东省沾化县配备了6个副县长、15个县长助理；辽宁省铁岭市配备了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配备了11名副市长、16名副秘书长”。我想，承包中央有颠覆国家政权之嫌，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是大逆不道的，但比如前面提到诸如此类的基层地方政府，其实是可以承包的。

    从事情的性质看，市政府是在上一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指令下进行“有限权力”的行政活动，因而承包市政府不涉及国家政权问题；从法律上说，市政府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而人民代表大会既然代表人民，如果这个“承包者”开出的“标的”较高，能够使人民得到实惠，“人大”完全可以从程序上对“承包者”予以承认；从实践上看，不少地方的用于交通管理的“红绿灯”都承包给商人了，不是一样运作得有声有色吗？

    我能接受什么样的“标的”呢？

    首先，从消减市领导职数开始，裁减冗员。我主管全市，另外再聘用3—4名副手，3—4名副秘书长，分别管理工业、农业和社会事业。其实，即便是工业和农业这样大的行业门类，也不是不可以合并分管，问题是要充分发挥部门的职能作用。机构改革，虽几经撤并，但部门设置齐全，部门分工细密仍是不争的事实。部门作用发挥好了，市政府的工作就基本到位。市政府率先垂范，各个部门紧紧跟上，一正两副，最多三个副职，一律按国家规定的编制安排定员定岗。以铁岭市的情况看，一年可“节省”6名副市长，12名副秘书长，200名副局长。仅此，每年可节约经费数亿元。这是市政府及市级机关的账，再加上所管辖的各个县区，数字更加可观。这些钱虽然和鸡的屁关系不大，但却是可以直接用于改善民生的纯收入。

    其次，为了保证裁员计划实施后我的工作机构能正常运转，我打算对会议进行大幅度裁减。在领导的有效工作时间中，用于各类会议的时间不低于五分之二，这有媒体上频繁出现的会议报道为证。除了不得不开的“代表会”，我不开各类工作会议，即便非开不可，也只开电视电话会议。电话、函件是我和上下级联系沟通的主要方式，下基层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我每周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办公室批阅和处理各类文件，其余时间都到基层进行调研和指导。我下去时不一定微服私访，但决不搞前呼后拥，也不让秘书事先通知。在下面就餐不要当地领导作陪，据实付费。我和我的下属们都这样做了，每年能节约多少没细算，但另有两点好处意义重大：巨额的公款吃喝会得到遏制；为下面的领导们节约大量的用于迎来送往，接待应酬的时间。我不主张星期六、星期天及其他节假日加班，打疲劳战，我依法休息，并且也要求我的下属们在这两天尽情放松，打牌、垂钓、逛公园；没特殊情况，我不会轻易的和他们互相打扰。

    当然，有一点是我必须确立的宗旨：为纳税人服务需尽心尽职。我知道，我的任命书上不管盖着什么样的大印，我的俸禄都来自纳税人的贡献，纳税人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只有做好为他们的服务工作，才能对他们有所交代，才能使我的财政是“活水源头”。我不会搞“全民招商”，我以为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窝蜂的招商引资其实是一种毫无裨益的无序竞争，纵然会使“政绩”有所灿烂，其所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我要在我管辖的范围内形成“市长不管市场，市场不信市长”的氛围，在官与商之间划上一道界限，做到各司其职，各行其事。

    对了，教育是百年大计，普及基础教育，抓好职业教育，提升和发展高等教育是我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但不管什么教育，其目的都必须真实地面向世界、面对未来，必须立足于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现代公民，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最关键的基础。

    写到这里，我感到底气不足，倒不是对自己没信心，而是环顾天下，泱泱大国，人才济济，雄才大略者不乏其人。即便有人宽宏大量地“发包”，我未必能在竞标中胜出，“承包”也不一定轮到我的份上，那么，权当是“抛砖引玉”罢。一笑。

    200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