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的巴黎對一個帶著時差的東方人來說，像是個罩著薄紗的電影場景，光影在紗的皺摺處閃耀著，迷幻得像蒙太奇般的剪輯跳躍，無法集中的思緒只好任憑現實事件的發生，帶著已丟失靈魂的肉體，前往對岸的不列顛。

  歐洲之星的平穩正好適合這樣的精神狀態，當列車啟動，車上的人就進入了童年郊遊時的歡樂時光，我只能瑟縮在一角，享受我原本的時區所造成的不同步，就算是座位後的牌局輸贏是那麼的刺激，或是前方手遊裡的廝殺如此的激烈，沈重的眼皮是用千斤頂也撐不開了，只能靠著淺眠時無法隔離的聲音與現實脆弱的聯繫著，像剛出生的嬰兒在搖籃裡晃啊晃地搖到了國王十字車站。

  沒見著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反而是一個改建成新式建築的現代車站，原本的磚牆被鋼構與玻璃包覆下小心地呵護著。如果說巴黎一直是舊時代的捍衛者，倫敦相較之下就顯得實際多，就像是詹姆士龐德身邊的道具，優雅、科技且實用。

  行程沒有因為思緒的緩慢而停下腳步，前方副駕駛座前消失的方向盤所造成的驚嚇還未平息，就到了明日演出的場地旁，O2附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時間和我之間還差了八個小時。曾聽說過人類的生理時鐘其實是二十五個小時，也就是說，如果我能在沒有陽光的地方生活十六個夜晚，或許就能多個十六小時正好接上這裡的時間，但看來我已經沒有十幾天的時間去調整我的時間了，只好明天一早去天文台裡對時，看看是否可以結束這難熬的時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