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德艺双馨，大医精诚 ——记我的老师钱伯文
(2014-08-28 15: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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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钱伯文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也是我最尊敬的长者。钱老是全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中医肿瘤学奠基人之一。专长于治疗肿瘤，尤其擅治脑瘤、胃癌、肺癌、肝癌等，对诊治内、妇科疾病亦有很深造诣。
先生毕生精勤不倦，学贯今古，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行医近七十载，活人无数，医泽广被，橘井流芳；主张与时偕行，西为中用，反对拘泥僵化，终始顺旧；崇尚“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力求德艺双馨，大医精诚。先生医人育人，德风穆施，堪称医门硕彦，杏林师表。
精读中医药经典，专心致志于临床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要想在医术上有所成就，唯有专心致志于临床，别无捷径。先生行医之初，是在一家药店里坐堂。初出茅庐，病家不多。但先生不甘清闲，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和药店的有利条件，用心对中草药进行实物考查，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能，研究加工炮制的方法，把从书本上学到的药物知识在实践中一一加以对照、深化。通过这样不断地加深理解，增强记忆，练就了较扎实的基本功。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日臻丰富，业务量渐渐增多。解放初期，先生加入了联合诊所，后来调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那时候，在就诊者中有一部分肝硬化腹水患者，大家感到比较棘手。先生经过反复实践探索，一面按中医的“臌胀病”予以治疗；另一方面，考虑到多数患者病程长，体质差，正气虚弱，单用逐水药虽能收一时之效，而移时腹水更甚，然单用补益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于是试采用扶正祛邪的方法进行治疗，即在逐水方中酌情伍入补益之药，结果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一临床经验，对于先生日后形成扶正祛邪的学术思想，以及在肿瘤治疗中力倡扶正祛邪的治疗法则，有很大的影响。
1957年正值上海中医学院开办之初，先生被调至任教，但仍然坚持临床。尤其是1958年，先生作为上海市唯一一名中医界代表，出席了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肿瘤工作会议，得知某些肿瘤的发病率在我国正逐年上升，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作为医务工作者，顿感肩负的责任。回沪以后，先生率先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开设了全市第一家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至今近半个多世纪了，先生也由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了百岁老人。在近七十年的征程中，无论风吹雨打，风云如何变换，先生始终坚持临床，坚守在临床第一线上。先生感悟到：“临床是医生立世的根基，要有立足临床一辈子的思想。”
勤思善研，著书立说，自成体系
先生不仅精于临床，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在繁忙的诊务之余，还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将自己几十年来潜心观察、研究所获得的经验，用心笔录。一则使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临床用药不断丰富，二则可资同道或后学者参考。先生先后撰写了《肿瘤的辨证施治》和《抗癌中药的临床效用》两部专著。《肿瘤的辨证施治》是近代中医肿瘤学出版较早的专著之一，对中医肿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
该书出版不久，即被日方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并受到广泛赞誉。在《抗癌中药的临床效用》一书中，先生详细介绍了240种临床常用的抗癌中药，一一阐明科属、产地、处方用名、性味功效、适应症、常用剂量、主要成分、药理作用与配伍关系，外加文献摘要和按语，并将临床配伍用药的心得体会作为重点介绍，以供同道参考，这是当时同类书籍中所没有的，足以证明先生的无私奉献精神。生之于中医肿瘤学的奠基和发展可谓有劳矣！
先生还组织编写了《中药学》、《方剂学》等教材，并发表了《扶正祛邪相结合治疗癌症》、《研究中医学，探索治癌规律》等80余篇论文。这些著作及论文对运用中医药治疗肿瘤从理论到实践作了系统的总结，并自成体系，归纳了一整套对肿瘤行之有效的治法和方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近年来，先生除了专攻肿瘤，还积极从事新兴的边缘性实用科学——“食疗学”的建立与研究，担任了上海市食疗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由他主编的《中国食疗学》、《抗衰老中药与食物》、《养生指南》等书相继出版问世，这些著作奠定了我国传统食疗的理论基础。
先生专长于肿瘤的治疗，尤其擅治脑瘤、胃癌、肺癌、肝癌等。将近50年来，他对肝癌、胃癌、胰腺癌、肺癌以及颅脑肿瘤等常见肿瘤的诊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分别以治疗消化道肿瘤、呼吸道肿瘤、脑肿瘤为主的中成药制剂“770”、“772”、“777”，既方便患者服用，又为非手术治疗肿瘤开辟了新途径，向世人显示了中医药抗癌的独特功效和优势。先生以他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肿瘤病人，使不少晚期患者绝处逢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治癌奇迹，受到病家颂扬。兹举数例以证之。1978年，美国针灸协会第一任会长白芭芮夫人因患卵巢癌，在丈夫陪同下远涉重洋到上海就医，希望用中医中药治疗。先生是当时6人医疗小组中唯一的中医医生。他对白芭芮夫人的病情进行了仔细的了解和研究，决定以“益气补肾”为主，并结合有抗癌作用的中草药治疗，着重提高患者自身的抗病能力。开始3天诊治一次，后来1周会诊一次。
3个月后，摄片复查证实肿块已大部分消失。白芭芮夫人回国以后，每月1次通过长途电话请钱教授遥诊处方，然后由医院寄药到美国。1980年10月，夫人再临上海，经复查，肿块已完全消失。1984年3月，74岁的海外华人朱先生确诊为恶性肿瘤，已属晚期。通过先生的精心治疗，病情稳定，精神也好。是年12月，听说先生应邀出诊香港，全家特地赴港向先生道谢，赞扬他“医术非凡”。当时慕名求治者纷至沓来，有的甚至从美国专程抵港。先生不辞辛劳，在4个上午的时间里，为30位患各种癌症的病人作了诊治。港岛传媒盛赞他“中医克癌卓有建树”，“医德千钧重”。还有一位名叫杨阿四的老人，1979年初开始吃饭时打嗝，在某医院确诊为胃癌而手术。岂料两个月后发烧，目睛发黄，被诊断为贲门癌术后肝转移，医生告知家属“最多只能生存4个月”。后来慕先生之名，上门求诊，并开始吃中药，治疗近十载，至1988年杨阿四的肝部癌肿消失了。随访至1994年，未见复发。先生行医近70载，诸如此类的病案不胜枚举，可谓医泽广被，橘井流芳。
兢兢业业授艺，满腔热情传道
先生纯真笃厚，襟怀坦荡，为人谦和友善，为医精进不止；对于荣辱毁誉，始终保持平和、宁静的心态。他十分厌恶趋炎附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等恶习，平生淡泊自奉，刚正不阿。最为难得的是，他对晚辈后学无私指导，对求教者总是谆谆善诱，先生常以“志于道则志专神翕，德成而艺益进”教诲门人弟子，兢兢业业授人以“艺”，更满腔热情传人以“道”。先生常常告诫我辈，医乃仁术，医者负有操人命、决死生之重责，一定要尽心竭力，不可有半点敷衍疏忽。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老先生曾亲笔题赠先生“技精德厚，处事不苟，割股有心，回春妙手”――这可以说是对先生最好的评价。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真诚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医传承工程再添新功！
钱伯文
1917年9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36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先后师从名医朱南山、徐小圃、章次公，毕业后即从事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方面临床。1959年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开设肿瘤专科门诊，从此专事中医治疗肿瘤的研究和临床实践。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上海中医学院中药系副主任等职。
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中医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中国中医药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顾问等职。
先生毕生精勤不倦，学贯今古，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行医近七十载，活人无数，医泽广被，橘井流芳；主张与时偕行，西为中用，反对拘泥僵化，终始顺旧；崇尚“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力求德艺双馨，大医精诚。先生医人育人，德风穆施，堪称医门硕彦，杏林师表。
精读中医药经典，专心致志于临床
http://www.ganlanhuabao.com/Public/Uploads/1409208585.jpg——记我的老师钱伯文" />
和名医工作室部分成员在一起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先生常说：学习中医没有捷径，首先要背，对于中医经典著作要做到烂熟于心，时时揣摩，这样才能加深理解。背诵中医经典理论和方书，不仅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同时也是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中医医生的关键，在这方面必须得下点苦功夫和笨功夫。先生读书非常勤奋，早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时，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对《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脾胃论》等中医药经典著作精读无遗，这为其后来精于临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要想在医术上有所成就，唯有专心致志于临床，别无捷径。先生行医之初，是在一家药店里坐堂。初出茅庐，病家不多。但先生不甘清闲，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和药店的有利条件，用心对中草药进行实物考查，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能，研究加工炮制的方法，把从书本上学到的药物知识在实践中一一加以对照、深化。通过这样不断地加深理解，增强记忆，练就了较扎实的基本功。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日臻丰富，业务量渐渐增多。解放初期，先生加入了联合诊所，后来调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那时候，在就诊者中有一部分肝硬化腹水患者，大家感到比较棘手。先生经过反复实践探索，一面按中医的“臌胀病”予以治疗；另一方面，考虑到多数患者病程长，体质差，正气虚弱，单用逐水药虽能收一时之效，而移时腹水更甚，然单用补益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于是试采用扶正祛邪的方法进行治疗，即在逐水方中酌情伍入补益之药，结果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一临床经验，对于先生日后形成扶正祛邪的学术思想，以及在肿瘤治疗中力倡扶正祛邪的治疗法则，有很大的影响。
1957年正值上海中医学院开办之初，先生被调至任教，但仍然坚持临床。尤其是1958年，先生作为上海市唯一一名中医界代表，出席了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肿瘤工作会议，得知某些肿瘤的发病率在我国正逐年上升，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作为医务工作者，顿感肩负的责任。回沪以后，先生率先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开设了全市第一家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至今近半个多世纪了，先生也由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了百岁老人。在近七十年的征程中，无论风吹雨打，风云如何变换，先生始终坚持临床，坚守在临床第一线上。先生感悟到：“临床是医生立世的根基，要有立足临床一辈子的思想。”
勤思善研，著书立说，自成体系
先生不仅精于临床，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在繁忙的诊务之余，还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将自己几十年来潜心观察、研究所获得的经验，用心笔录。一则使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临床用药不断丰富，二则可资同道或后学者参考。先生先后撰写了《肿瘤的辨证施治》和《抗癌中药的临床效用》两部专著。《肿瘤的辨证施治》是近代中医肿瘤学出版较早的专著之一，对中医肿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
该书出版不久，即被日方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并受到广泛赞誉。在《抗癌中药的临床效用》一书中，先生详细介绍了240种临床常用的抗癌中药，一一阐明科属、产地、处方用名、性味功效、适应症、常用剂量、主要成分、药理作用与配伍关系，外加文献摘要和按语，并将临床配伍用药的心得体会作为重点介绍，以供同道参考，这是当时同类书籍中所没有的，足以证明先生的无私奉献精神。生之于中医肿瘤学的奠基和发展可谓有劳矣！
先生还组织编写了《中药学》、《方剂学》等教材，并发表了《扶正祛邪相结合治疗癌症》、《研究中医学，探索治癌规律》等80余篇论文。这些著作及论文对运用中医药治疗肿瘤从理论到实践作了系统的总结，并自成体系，归纳了一整套对肿瘤行之有效的治法和方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近年来，先生除了专攻肿瘤，还积极从事新兴的边缘性实用科学——“食疗学”的建立与研究，担任了上海市食疗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由他主编的《中国食疗学》、《抗衰老中药与食物》、《养生指南》等书相继出版问世，这些著作奠定了我国传统食疗的理论基础。
行医近70载，中医克癌卓有建树
http://www.ganlanhuabao.com/Public/Uploads/1409208640.jpg——记我的老师钱伯文" />
学院领导看望钱老
3个月后，摄片复查证实肿块已大部分消失。白芭芮夫人回国以后，每月1次通过长途电话请钱教授遥诊处方，然后由医院寄药到美国。1980年10月，夫人再临上海，经复查，肿块已完全消失。1984年3月，74岁的海外华人朱先生确诊为恶性肿瘤，已属晚期。通过先生的精心治疗，病情稳定，精神也好。是年12月，听说先生应邀出诊香港，全家特地赴港向先生道谢，赞扬他“医术非凡”。当时慕名求治者纷至沓来，有的甚至从美国专程抵港。先生不辞辛劳，在4个上午的时间里，为30位患各种癌症的病人作了诊治。港岛传媒盛赞他“中医克癌卓有建树”，“医德千钧重”。还有一位名叫杨阿四的老人，1979年初开始吃饭时打嗝，在某医院确诊为胃癌而手术。岂料两个月后发烧，目睛发黄，被诊断为贲门癌术后肝转移，医生告知家属“最多只能生存4个月”。后来慕先生之名，上门求诊，并开始吃中药，治疗近十载，至1988年杨阿四的肝部癌肿消失了。随访至1994年，未见复发。先生行医近70载，诸如此类的病案不胜枚举，可谓医泽广被，橘井流芳。
兢兢业业授艺，满腔热情传道
先生纯真笃厚，襟怀坦荡，为人谦和友善，为医精进不止；对于荣辱毁誉，始终保持平和、宁静的心态。他十分厌恶趋炎附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等恶习，平生淡泊自奉，刚正不阿。最为难得的是，他对晚辈后学无私指导，对求教者总是谆谆善诱，先生常以“志于道则志专神翕，德成而艺益进”教诲门人弟子，兢兢业业授人以“艺”，更满腔热情传人以“道”。先生常常告诫我辈，医乃仁术，医者负有操人命、决死生之重责，一定要尽心竭力，不可有半点敷衍疏忽。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老先生曾亲笔题赠先生“技精德厚，处事不苟，割股有心，回春妙手”――这可以说是对先生最好的评价。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真诚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医传承工程再添新功！
钱伯文
1917年9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36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先后师从名医朱南山、徐小圃、章次公，毕业后即从事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方面临床。1959年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开设肿瘤专科门诊，从此专事中医治疗肿瘤的研究和临床实践。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上海中医学院中药系副主任等职。
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中医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中国中医药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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