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2015年03月28日 07版）

本报记者 贺少成

村妇、脑瘫、诗人，余秀华红了。带着不同的人加诸的不同标签，她摇摇晃晃地，从湖北横店村出发，到北京，到成都，到昆明……穿过大半个中国，口齿不太清晰地，吟诵自己的诗歌。

诗歌会改变她的命运吗？她说：“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哭笑尽兴。”

命运会在她的世界里绽开漫天烟火吗？她说：“我心孤独，一如从前。”

世界向她敞开了一扇门，而她，怀念的却是来时的地方：“横店浓郁的气息在我骨骼里穿梭，油菜花浩浩荡荡地开着，春天吐出一群群蜜蜂。”

余秀华，在云上写诗，在泥里生活。

一

生与死太短，梦与梦又太远

帷幕在哑雀搭建的桥上拉开，一年一度

而今年，我允许自己失约

原是怕忍不住醉，忍不住刹那停靠

怕你一回头，老去数年

——余秀华《一个人的狂欢》

湖北钟祥石牌镇横店村的余家，从去年底开始，门前的泥土路上豪车突然多了起来。记者、粉丝、当地或从外地赶回来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云集在余秀华家中。

余家的房屋在当地林立的三层小洋楼中宛如“鸡立鹤群”——平房在当地早已不时兴；饭桌是一张可以由圆形折叠成方形的桌子，一边已有些许耷拉；家中的椅子，矮小低窄，坐上去稍不留神后仰一下就会翻过去。

面对异乎寻常的关注，余秀华从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把我弄得太夸张了不好。”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公众对她的热度，就像爱情的保鲜期，过不了半年。最终她会回到横店村，回到有她出生和成长基因的地方。

所以，余秀华不觉得自己和诗坛和文坛有什么关联。甚至她觉得写诗，也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至于别人从诗中读出了什么，跟她无关，她不在乎。

对余秀华来说，连选择诗歌作为情绪出口的原因都很纯粹——因为脑瘫，她只能用右手使劲按着左手写字，诗歌字少，排列起来简单，写起来更容易。

1976年3月，由于出生时倒产缺氧造成脑瘫，余秀华的人生路，注定从一开始就要比别人艰辛。

“那时她都已经多大了，还张着两个膀子走路。”在余家的院子里，余秀华的母亲周金香的语气虽平淡，却充满酸涩与痛楚。

因为身体上的不便，余秀华7岁才上小学，初中毕业后，也并没有考上高中。她自己跑到石牌高中找到校长要求读书。校长很惊讶地看着这个说话不太清楚、走路摇晃的女生，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把你爸爸喊来。”

凭着这股执着和倔强，余秀华上了高中。但两年后，她又自己退学，原因很简单：不想上了。任性而去，恰如任性而来。

辍学后，余秀华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2岁的四川男人。

对于婚姻，余秀华从来没在媒体上讳言过自己的不满：“烦死了，婚姻出现的时间不对，人也不对。”

爱与恨，在余秀华的世界里从来就浓烈而鲜明。这或许是因为，伤痕从小时候起就烙在她身体里、刻在她心上。

上中学时，余秀华曾试图割腕自杀，被救下后，伤疤凝结成了她日后诗中的“胎记”。

活着就是包袱的念头从未远离余秀华。尤其是在农忙的时候，所有人都下地干活，只有她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干农活，只能帮忙做做饭、洗洗衣服。这让她不止一次地感到深深绝望。

尽管曾经想要死去，但余秀华最终还是选择了挣扎求生。

为了活下去，她曾经到钟祥所属的荆门市跟别的乞丐学习乞讨，她甚至为此专门买了一个碗。她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歌《在荆门的一天》中。

说起女儿乞讨的经历，周金香无法自已地捂着脸啜泣。余秀华只是在一边倔强地笑，连声音里的哽咽都不太明显：“活着嘛，总是要自食其力的。但我会站着要饭，不会跪着——我不会下跪，真的做不到。”

没有人比余秀华更理解站着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余文海记得，在女儿小时候，家里一有客人来，她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的地方去，像是给别人证明什么。

余秀华学走路时，拄了两根拐杖。后来别人说她拄拐杖不好看，于是她扔掉了一根。结果别人还是说不好看，她就把另外一根也扔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现在。

身体离开了拐杖，心却从未远离过。余秀华成名后，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摇摇晃晃地在人间走动时，诗歌，充当了一根拐杖。

“经历了那么多，不写诗怎么办？诗歌就像一个朋友，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有它。”余秀华说。

二

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

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

轻视了清晨

——余秀华《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不管有没有诗歌，活着，对余秀华来说都是一个更为永恒的主题。

没有多少劳动能力，余秀华这辈子都没挣过多少钱。一开始，她在村口的小卖部开店，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元就算上上大吉，她归结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不会做生意”。

2012年，余秀华出了一次远门去浙江温州打工，在一家工厂撕膜。结果父亲怕她在外吃苦被人欺负，把她叫了回来。打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都没拿到。

出名后的余秀华，首先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经济条件上的改变。已出版的两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和《月光落在左手上》，至少会为她带来20多万元版税。

但余秀华从来没将诗歌当作工具或对抗这个世界的武器，相反，她把诗歌看成最后的心灵皈依：“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外界对她的创作充满好奇。在北大举办诗歌朗诵会时，有学生问她，她那些充满激情的诗歌是在癫狂还是在平静中写出来的，这让余秀华愕然：“癫狂的状态，那怎么可能写诗？”

余秀华一直觉得，诗是很安静的，不该经受现在这样的炒作。

对于成名后纷至沓来的各种活动，余秀华说自己无所谓喜欢和不喜欢。就像前半生她抗争过她呐喊过最终还是选择承受一样，对于现在的变化，她选择和命运两各相安。

发掘余秀华的《诗刊》编辑刘年，让她安静地写诗；而出版她诗集的出版社，又要她尽可能多地出席活动，推动诗集销售。余秀华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她只能选择随遇而安。

但余秀华不时地犹疑外界对她的关注。在杭州时，她曾经问读者：“你们是真的喜欢我吗？”

被生活放逐了半生以后，在骨子里，余秀华还是希望别人喜欢她的诗歌，喜欢她这个人。所以，无数个采访，无数个活动，即使她觉得被冒犯，她也只是在言语上不留情面。在行动上，还是尽量配合。

就像记者蜂拥到她家采访时，请她现场作诗。尽管她直指那是作秀而不是作诗，但她还是在众多记者面前写出诗歌《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

余秀华想借机表达，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自己的心是安静的。

但再安静的心，也有被裹挟的时候。

对于自己当选为钟祥市作协副主席，事后余秀华言辞犀利，说这个副主席“屁用没得”。余文海觉得女儿太直，说话得罪人，不让她这样跟记者说。

“那我就说：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感谢钟祥市作协让我当上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官。”余秀华把自己说得都笑了，“可这是我余秀华说的话吗？”

余秀华的尖锐中，还是透着柔软。昆明有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她关注脑瘫儿童，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觉得，就算别人借用她的名气或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但只要能帮助到那些和她一样不被命运眷顾的人，就是值得的。

即使是第一次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用”，余秀华还是觉得，自己一直在这个世界以外。

“脑瘫诗人、农民诗人，是我绕不开的标签。我有时候会苦苦地想：凭么事这样歧视我？”跟在很多问题上“虚晃一枪”不同，余秀华在面对“脑瘫”和“农民”的身份时，还是表现得异常激烈，“我无论怎么努力，都绕不开这一点。绝望就从这里产生。有了这个标签，无论我身处何时何地，好多事情根本都不会对我打开。”

外界会随时拒绝自己的这种感觉，让余秀华筑起了一道随时拒绝外界的防线。而这道防线，就是诗歌。在诗歌里，她可以自由地哭，自由地笑，自由地穿越大半个中国。

三

掐菊为茗，哥啊，我的姿势如此遥远

桃花扇合起的岁月，白露为酒

供我仰起暮秋的日子，饮痛而歌

——余秀华《听夕阳，共你一醉于暮秋》

不管余秀华会不会拒绝，无数的快递、信件，还是会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涌向横店村。

有空的时候，余秀华就坐在或蹲在自家的院子里，拆那些来信。信里有的将她的诗歌谱成了歌曲，她看得哈哈大笑；有的寄来诗歌请她赏鉴，余秀华嘟囔着看不懂；还有的给她寄来了诗集和书籍，希望她的诗歌创作能更上层楼。

民间或官方，都在给予她肯定。

有粉丝从全国各地赶到横店村，也有粉丝跟随她在北京、深圳等全国各地跑，只为表达对诗歌的膜拜。

有粉丝恭维她是天才诗人，余秀华会反驳：“我是什么天才？有人打了十几年麻将，我不过是写了十几年诗！”

还有粉丝对她的诗和她的处境都表示理解。余秀华嘴上虽然在附和，但回过头却不以为然：“其实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构成的。这个世界上真正懂我诗的，大概一两个人吧。”

但粉丝们还是不吝将褒扬送给她。不止一个人表示：读到余秀华的诗歌，心灵和身体都在同时疼痛。

由南方一家报纸主办的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今年将余秀华提名为“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有评委赞赏，余秀华的诗特别有冲击力，具有鲜明个人色彩和个人经验表达。

貌似超然“出世”的余秀华，即使在走红后，也用感性的方式活着。

比如对于横店和北京，湖北的小村庄和国际大都市，余秀华觉得没什么不同，只是两个地方而已。但因为人的存在，她也将北京看作是自己的“家”：“北京，是刘年的北京，我去的是刘年的北京。”

柔软和坚硬，余秀华一直用她的双面示人。

然而最真的一面，她永远只留给诗歌的世界。

辛弃疾、海子、雷平阳……古代到现代，死去的到活着的，余秀华会用诗歌的方式，向自己最爱的几位诗人致敬。

余秀华喜欢海子，悲悯他“总把鞭子打在自己身上”，她甚至每年都写一首《九月》作为对海子的纪念。

这也许就是在诗中，在自己构筑的现实中，余秀华的情感，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浓烈奔放。

肆无忌惮的背后，或许是永不能抵达彼岸的落寞。就像余秀华说过，高跟鞋、烈焰红唇都是她心目中性感女人的符号，但她从未像那样去尝试过，因为她能分清现实和梦想的差别。

余秀华评价自己：思想浅薄、语言粗俗，一个“庸俗到清纯”的人。

她不明白，自己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靠着写诗红了大半个中国。“上帝握着我的手在写诗，但是我不知道在写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