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 2014年05月05日 07版）

王伟

还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因为看到有关钱钟书信件手稿被拍卖的报道，猛然想起，自己手上也有一封大师的信件，赶忙找出来，先是翻拍到手机里，然后将信件保存到保险箱里了。

那是一封留存了几十年的信。1984年夏末，我在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大四，一天中午，班上管信箱的同学张宝玉老远见到我就喊，有你一封信，好像是钱钟书的！你给他写过信吗？他是如此的惊讶，而我则是无比的惊喜。原来，此前的一个多星期，我确实给钱先生写过一封信，虽然心存幻想，盼望得到回信，但没想到真的会有回信，而且来得这么快！

上世纪80年代，犹如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我们这些学中文的大学生，个个都有作家梦，整天浸泡在古今文学作品中，如饥似渴地吸取着精神营养。而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更以其幽默睿智的学人文风，让读者感到一种另类别样的阅读快感。我所在宿舍有8个人同居，居然5个人持有《围城》。虽然现在看来六七角钱一本实在不贵，但当时已是两三天的伙食费了。肯花这么多钱买书，可见大家的喜爱程度。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宿舍里，大家捧着书在读，不时有人嘿嘿窃笑，更多的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狂笑不已，而且边笑边拿书指给别人看——奇文共赏！

我是一个铁杆《围城》迷，推崇所谓“钱学”，不仅读了好多遍小说，还看了钱钟书的其他作品，研究了一些学者、主要是国外学者对钱钟书及其《围城》的追捧式评价。狂热痴迷之际，悄悄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写信时，我想到，如果是一般的读者来信，无论如何夸《围城》或钱先生，都不太可能得到回复的，一者因为钱先生低调，二者自己也不够格。为了能够得到回信，我除了谈了自己对小说的看法，提出小说主题“喜中有悲”外，还特地向钱先生请教了两个具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虽然细小，甚至问得矫情，但确实是我当时没看明白的问题。一是书中人名问题，怎么起的；二是有个人物的称谓问题。终于，我如愿以偿，得到了钱先生的回信。

钱先生在信中答复我，关于人名，是用古书古人名为主，如方鸿渐，就是由陆羽字鸿渐而来；而那个称谓问题，则是父母沿用子女平时的称呼而已。

能得到钱钟书先生的信，当然让我倍感兴奋、骄傲，但同时，因为回信内容涉及我的提问，又是那样幼稚、无知，于是乎，我且喜且羞，以至今天。

当然，钱先生的回信，给我的收获远不止如此，而确实有巨大的正能量影响，不仅影响了我的学习取向，甚至影响了我的职业和人生态度。大学毕业后，我读研，原先喜欢语言学，而结果选择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1986年，我首次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就是有关《围城》的，题目叫“略谈《围城》的主题意蕴”。而后来至今的工作，也主要是“卖文为生”。

当时那篇论文，大意是认为小说“仅是穿着恋爱的外衣，而包裹着更为深远的意蕴”，“理想不仅是个引诱，而亦是个讽刺”，“《围城》揭示了理想与现实间所存在的距离”，也许“消极，悲观，但更显示现实意义上的客观”等等。同时，我还“不客气地指出”，小说的悲剧意蕴一定程度上被喜剧气氛所蒙蔽云云。

与钱钟书及《围城》相关联的一些事还有，曾有报道说，当年在钱钟书故居的去留问题上，工人日报社也有过贡献；前些年，报社要求每人推荐一部“最值得读的书”，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围城》。我觉得也许这不一定是最好的书，但起码在我看来是最喜欢的一本书。

钱钟书作品和回信，还给我一些重要的启迪，比如，要达观地看待人生；学海无涯，必须严谨求学；不仅要有知，更要有识，等等。更多精彩见中工博客：http://blog.worker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