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近日有媒体称，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回应称，三公经费没有9000亿这么多，从近两年预算来看，三公经费逐年下降。他称三公经费绝非越少越好，更多应该强调适度。

全国三公消费总额到底有没有达到9000亿元？这的确是一笔糊涂账。 “三公消费”与“三公经费”是不是同一概念？公务员消费，由企业或个人买单，是否算三公消费？尤其是，政府机关消费不用财政拨款、而用“小金库”支付，算不算三公消费？假如这些问题不厘清，七嘴八舌争论三公消费是否达到9000亿元，又有何益？

在我看来，三公消费是否达到9000亿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前我国的三公消费是否很严重？是否越发触及公众的心理承受底线？“官府一次宴，百姓一年汗”；“村干部一年‘喝’头大水牛，乡干部一年‘喝’头大铁牛，县干部一年‘喝’座小洋楼……”诸如此类的讽刺民谣便是一种答案。再者，仅凭我们的耳闻目睹，抑或是亲身经历，也颇知三公消费猛于虎了！

在纠结具体数字之外，有更加重要的事等我们去做——一是要充分认识三公消费畸高的危险性。三公消费过多过滥，势必挤占民生投入，挥霍百姓纳税钱，诱发官场腐败，割裂干群关系，损伤政府公信力等。二是要着力查找三公消费畸高的症结，在制度设计上给予约束和遏制。

而如何遏制泛滥的三公消费？我们素来不缺民间智慧，比如，方方面面的社会监督不能缺位；签字报销制度不能再依靠“一把手”的“一支笔”，而要公示等等。除此之外，三公消费过滥关键还源于三公消费“不差钱”的现实。

审视一些机关的经费收支，我们不难发现，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预算内财政拨款；二是纳入财政统筹预算内的资金。这部分资金是各机关单位“创收”的，如房屋出租等，表面上看纳入了预算，但实践操作中却大比例返回资金给创收单位。三是物价部门许可的所谓行政事业性收费，如审批盖个章、进行一项检查、搞一次培训、组织一次评选……一次低成本的活动，收费动辄成百上千，累计起来，其数额自然大得惊人，这些资金基本是百分之百留用。此外，还有一些号称“二政府”协会收取的天价会费等等。

所以，除了预算内资金来源，一些机关对于三公消费根本“不差钱”。财政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的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就显示，2012年政府收入达18.48万亿元，与财政收入相差6万多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此曾分析，此中有6万亿左右资金在体制外循环，掌握在各级公共机构手中。

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以来，公款吃喝之风有所收敛。遏制泛滥的三公消费，最关键的就是“控权”和“控钱”——“控权”，是防止权力滥用，使各级公权部门有所畏惧，不敢在三公消费面前恣意乱为；“控钱”，就是监控公权部门的所有资金，除预算外资金外，所有资金回收财政。如此，一些公权部门即便想滥用资金搞三公消费，恐怕也会因为“差钱”而嗟叹不已。如此，才可以一剑封喉，让三公经费回归合理和正规。□惠铭生